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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铿:一个画家与一座城市的史诗

2022-05-19

《黄花祭》

陈铿岭南乡土系列画

核心提示:

“首届广州十三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于明、后两天(11月14日至15日)在广州举行。广州市美协副主席陈铿被特邀参会,继2008年“5·12”汶川地震他组织130位画家创作巨幅作品《地恸·重生》(该巨作2009年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这两年他的巨幅油画作品《远航之梦——广州十三行》备受各界关注。随着画作完成之后,他也变成了研究“十三行”的专家。而从十三行到镇海楼、黄花岗、沙面……陈铿“一座城市的史诗”系列陆续完成,很多全景式的画面重现了百年前的广州城,也逐渐唤起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对老广州的生活实感。好多馆藏的历史资料已经遗失,令陈铿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广”很失望,他想从民间的角度来进行视觉化表达,修复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

“城市史诗”今年添新作

描绘广州历史的长卷式油画作品《远航之梦——广州十三行》1米高、33.6米长,一面世就在业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备受官方和民间的肯定。这是画家陈铿“千秋之约——一座城市的史诗”系列的第一个作品,这个系列计划推出30张画,包括沙面、陈家祠、广九铁路等等。这几年来,陈铿一直在广州大学城外的岭南油画研究馆埋首创作,近期又有两幅新作完成,一幅是从越秀山上镇海楼俯瞰广州全景的《镇海楼骋怀》,一幅是以烈士林觉民妻子的视角来纪念和思考辛亥革命的《黄花祭》。

陈铿介绍,画《镇海楼》不太容易,因为跑遍了各大图书馆也找不到一张100年前广州的全景图。“于是我找了很多当时的地图,这块叫‘大钟寺’,那块叫‘农讲所’(当时叫‘番禺学宫’),看看那个屋顶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构,但都是局部图,然后有些靠想象画出来。”他指着IPAD中的《镇海楼》翻拍照片给记者讲解:“当时这么大的一个场景,前面是珠江,后面是山,镇海楼是广州城最高的建筑,这里隐约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消失的城墙。这里下去是大东门,这里下去是西门口,这边加了一抹夕阳,一边是冷色,一边是暖色,很强的一个对比。”这幅画1米高、12.6米长,画中很多人在放风筝,这是来自陈铿的童年记忆。“我们小时候经常放风筝玩,因为没有什么娱乐。我小时候是在广州长大的,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放风筝的人群里面各式人等都有,有富人、有穷人,不能说谁可以玩、谁不可以玩,这也表现了广州一种包容的心态。”

他记得,前不久这幅画首次展览的那天,很多人来看,还有一个读者拿着一张自己收藏的广州全景老照片来和陈铿的画对照。“他的那张照片是从珠江看上去的,能看到长堤的景色。我就拿着放大镜慢慢看他这张老照片,那是1920年的广州,我画的是1900年的广州。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发现100年前从越秀山上看下去的广州全景照。”

《镇海楼》跟《十三行》是同期画的,陈铿用了两年多时间交替完成,但他觉得《镇海楼》还可以再完善。2米高、2.6米宽的《黄花祭》则是今年完成的,在风格上跟陈铿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画面上,林觉民的妻子、落花和《与妻书》是局部呈现,跟《十三行》和《镇海楼》这种全景式展现的方式完全不同。陈铿认为,这个系列不是所有作品都要用全景式,要看题材适合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黄花祭》从技法上有突破,像《十三行》是讲一个故事,起承转合,一幅一幅叙述,但是《黄花祭》像现代电影一样是意识流,蒙太奇的叠印,是意象的表现,我用一条撕裂的线表现阴阳的相隔。之前的同类题材很多,大都是画烈士和英雄,比如孙中山、黄兴、林觉民等,我想找一个更凄婉、更适合冷静反思的角度。”

从民间角度留下城市的记忆

很多人问过陈铿,用30幅油画去记录一个城市的历史,可能会耗费他30年的时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选择广州这座城市?他说:“一是因为我喜欢历史,我的经历和积淀让我觉得,我就是为画历史画而生的。而广州是我的出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想寻找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寻找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

他跟广州的关系、对广州的情感有点特殊和复杂。“我1962年生于广州,小时候我有一个梦就是当海员,年轻的时候整个国门都是封闭的,唯一能出国的机会就是当海员,出去才能够知道世界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成长的年代是六七十年代。好在我父亲在省体委工作,很多外国球队来,带很多画报啊,杂志啊,就给我开了一扇窗,看到原来外国是这样的。有些外宾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一套他们国家的明信片,比如法国乒乓球队来,送给我们一套巴黎的景色,哇!不得了!当时放《追捕》、《望乡》、《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后来我1997年去香港生活,再后来又有机会出国,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在外面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真正搞艺术还是在广州,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更能让我发挥的地方,这里有更多的灵感。我就反过来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我就在档案馆找,结果很失望,大部分民间的资料都没有保留。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民间的角度、民生的角度来视觉地表达,留下这座城市的记忆。如果说要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完成什么使命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应该要完成的。”

陈铿认为自己少年老成,喜欢历史,30年前就画过沙基血案。“那个时候我就注意收集广州有关的所有图像,几十年收集下来,一直没找到一个点,一个适合我的表达方式。”突破口是那年的汶川地震,“《地恸·重生》那张画,就是我和岭南油画研究馆馆长刘洺策划和发起,召集广东省知名的油画家都来创作。我负责做草图,时间很紧,我几个通宵没睡,把地震那些视觉形象组合在画布上。那张画后来是140多个画家完成的,2米高、50多米长,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个之后,我一下找到灵感,我可以把广州历史题材的画作变成一个长卷,第二年《十三行》就出来了。”

“千秋之约——一座城市的史诗”系列的首部作品选择《十三行》,陈铿的想法是:“我觉得近代广州最激动人心,最跌宕起伏的那一段历史就是十三行。中国的近代化就从那里开始,包括摄影,包括油画本身的技巧也是从那里过来的。”

这10年是我创作的黄金时间

陈铿的“城市史诗”系列,非常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准确。《十三行》有很多人物是真实的,比如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潘振承、卢观恒,他们富可敌国,在当时甚至是世界首富。在创作《十三行》和《镇海楼》草稿的时候,就请来中大黄天骥教授等很多知名历史专家来论证、研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人物、道具、服装、宗教方面,应该涵括什么,专家们都提出不少细致的看法。岭南油画研究馆馆长刘洺透露:“陈铿老师跟别的画家不同,为了画一幅作品,他要看很多书,走访很多人。他经常说,这个东西出来就要对得住历史。所以他会一边画画,一边播放史书来听。”陈铿补充:“比如说大班夫人初踏上广州的土地,那种欣喜又略带陌生的神态;还有行商的富态,从容,悠然自得的神采……我都努力去想象当年的那种情景,力图最大限度地还原他们丰富而真实的表情。”

在《十三行》展出之后,研究十三行最权威的著作《十三行考》作者梁嘉彬的儿子回国,就托朋友去找陈铿,说:“见到陈铿我要跟他鞠躬。”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会长李志刚就是梁嘉彬的学生,他知道陈铿画了这个画,专门来广州找他,“我们谈了一天”。现在不少关于“十三行”的会议都会邀请陈铿去参加,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创作和研究,他对于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了解。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的时候,《十三行》在澳门展出,当时反响很大,获得澳门特首何厚铧盛赞。

画家陈铿与岭南油画研究馆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相当有利于大作品的诞生——表现汶川地震救援的巨作《地恸·重生》最初就是合作碰撞产生的。对于这种合作,刘洺称他们确实想创造一个模式。“比如在一个素材里面选择什么点很重要。就像我们选择的‘一个城市的史诗’,就是将目光聚焦在发生在广州,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事件。接下来每个画选取哪些素材,怎么呈现,要有很多考证,很多调研,要请很多专家,然后陈老师再不断创作、修正。”陈铿开玩笑说:“我是主演,她是导演、制片。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她就能很高屋建瓴地去宏观考量,很多画家没有这个幸运。”现在,陈铿非常珍惜他的创作时间。“我还算年轻,到老了我不够精力了,再年轻一点,又对城市历史不了解,感受没这么深。所以现在我一天到晚都待在画室,如果没别的事,从早上9点画到晚上12点,只有中午休息一会儿。”现在除了画画,他还在广州大学带研究生。以前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现在因为太耗时已经辞了。我这10年应该是我创作的黄金时间,出作品的时候。”

■专访

陈铿:我觉得广州值得画的东西太多了

南方日报:你记忆中儿时的广州是什么样子的?

陈铿: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刚刚懂事就开始文革了,70年代尽管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小孩子也看到一些社会的动荡、动乱之类的,但是很多人也还是很有理想的,那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人们都抓革命、促生产了,没什么精力管孩子,小孩的功课也不多,可以疯玩。六七十年代的广州还是一个很干净、很纯朴、很宁静的一个城市。那时候车都不多,我们就赤着脚在路上跑。那时候满街都是树,大家也都比较穷,家里也没什么东西,每个小孩脖子上都挂着一串钥匙,小孩都那样,大家都在那里玩。那个时候的广州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其实那个应该说是整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代信息文明最后的一段时光。

南方日报:现在呢?

陈铿:我一直是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的,从80年代广州开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30年,你要是30年前出国,再回到广州肯定不认识了。现在的广州现代化了、国际化了,到处是与别的城市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立交、高速公路……物质丰富后,需要你去坚守一些精神的东西,你需要去选择,需要去放弃一些东西,或者你去寻找一些东西。

南方日报:从画里寻找?

陈铿:对,我觉得广州值得画的东西太多了,广州是一个在中国特别的地理环境下产生了很多文化积淀的地方。广州就是中国的南大门,很多东西跟政治离得比较远,但也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试验田。比如我画的这个十三行,就是当年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关于广州

70年代,那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关于创作

一个画家一辈子应该画一张大作

南方日报:在《十三行》等“城市史诗”系列的作品出来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改变和鼓舞?

陈铿:自从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在澳门展出,社会各界、包括我的同行,在香港的很多画画的朋友,知道了都打电话或发短信、E-mail给我,都很高兴,一个是祝贺,一个是羡慕我可以这样做,其实我很清楚,我是很幸运的,太多的亲人朋友在我背后托举着我,还有刘洺、一冰、锐军、杨柳……等等这个创作团队。

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梦想:一生能够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复活》或《战争与和平》,画家就希望能画一张大作吧,就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苏里柯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们》……这些画都是历史的概括,一部史诗,你看那张画就等于看了一段浓缩的历史。

南方日报:你的创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陈铿: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我的老师在国内也是挺有名的,叫梁照堂,在我十八九岁学画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什么是好画,一个画家一辈子应该画几幅,至少一幅像刚才我所说的那样的作品,那你这辈子当一个画家就无憾了。

南方日报:我发现你的史诗系列中,每一幅都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即使是全景式,人物也占了很大的位置。你喜欢画人?

陈铿:我喜欢画人。我喜欢看人,观察人。因为人有很多性格,人也有多重性,比如说,你观察这个人,你看他这个人,特别是当你了解了他之后,你会发现他跟你观察到的有所不同,你会发现一些细节,这对再现他的性格很起作用。就像有一位很著名的画家叫陈丹青,有一次听他说有一个习惯,说他跟有性格特征的人聊天,都会不自觉地隔着台用手在大腿上把那人比画一下,他说他都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就是想画他,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他的五官,以及他的那种表情,都有一个特征的。

关于艺术教育

关键是小孩子真正的热爱,而不是家长意志

南方日报:现在小孩子学绘画艺术的前景如何?

陈铿:关键是小孩子对绘画艺术是真正的热爱,而不是家长意志。见到现在绘画艺术市场火爆而叫小孩学美术,或者觉得小孩文化课成绩不好,为了高考文化课分要求不高而要小孩改学美术,都是家长的一厢情愿。另外,家长对小孩学美术要循序渐进,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让小孩过早接受正规美术训练,太早偏科。要培养孩子做艺术家,而不只是个画家,这就需要有文化素养和综合知识架构,艺术教育关键在心灵,在艺术的创造力上。

南方日报:艺术创造很不容易,你想过放弃吗?

陈铿:还真没有,从来没有。我从十八岁跟梁照堂老师学画画,有十年时间每个周六晚我都带一周的功课交给老师,然后听老师谈艺,与一班师兄弟切磋交流,那种情景至今难忘。除了着书、学习、工作,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画画。直到我成家,一对双胞胎出生了才少去老师那里,家务的繁忙使我有七八年时间画画较少,我只能见缝插针地利用点滴时间作画,这也是我改画油画的原因。我是惜时如金的,画不到画会烦躁,那段时间好在有个大师指点我,说你那龙凤胎不就是你最好的作品吗?于是我那几年很心安理得地与小孩子共同成长。我一直保持对绘画艺术由衷的热爱,保持着对艺术的虔诚与激情,心态比较平稳。这与我会调节情绪有关,要学会保持良好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时时保持平常心,才能有好的心情去画画。

南方日报:如果想成为一个画家,想投身到绘画艺术这个行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素质?

陈铿:首先是对绘画有无比的兴趣,然后又画得随心所愿,夜不能寐,或许这就是天赋。素质应该是不骄不躁,能耐得住寂寞,因为画画成才的确是很漫长很艰苦的,有几十年的摸索积累才有成果,非坚持不可。另外,我不会只为“利”去画画,只为钱而画的画,那只是小利,艺术是化无用为大用的,沉下心来用自己的心灵去作画,为时代立像,为历史写卷,那才会是真正的大利。中国古代哲人说“大象无形”、“巨音稀声”者,就是这个意思。

南方日报记者陈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