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莹的内观与自省

罗马雕塑家康斯坦丁•布兰库希说过一句话：“在艺术中，简洁并非是预定的目标，但当一个人接近事物的本质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到达这一点。”

今年9月，我在纽约第一次看到戴莹的作品时，一下就被她那种飘浮之中的宁静、空灵之中给我带来的诸多的不确定性所吸引。这样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确有着，如此对东西方艺术的认知与表达是真的不容易。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她自幼学习书法，绘画，熟读诗词文赋，23岁开始收藏古玩、字画，金石拓片等艺术品，至今从未间断，临帖无数，过纸万千。以往生活的历练让她强烈的体验到，从涅槃到重生的这一个蜕变的过程，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被她用鲜活的生命真切的感受过。在二十几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让她有了一个东方文化厚重的积淀。来到美国的几年她大量的看博物馆、画廊，不同的文化又给予她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渐渐的让她开始重新思考创作的归宿及生命的意义，也许东西文化相融是她自然得来的一个命题。于是戴莹开始对最接近东方观念的，极少主义进行研究，并且融会了強烈的东方情怀。在其作品“魔方”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她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与探索，这时她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视觉审美的趣味上，从抽象叙事性转向了更为纯粹的“内观与自省”，呈现出极简主义的思考与表现特征。

她以构成造型艺术的最基本的元素：线、面、体积、重量与空间，对形状形式与色彩进行探索，并通过色块的布局与组合关系，表达出了一种全新的几何艺术语言。她不断在形式与色彩关系、空间关系做新的尝试，探索色调的诸种可能性，如色彩的相互关联、作用和影响，以及冷与暖、明度、纯度、心理和空间的效果等。这些抽象的彩色的几何图形往往呈现出冷色与暖色对比、黑色与白色交织呈现出色彩纯度较高等特点。在戴莹看来，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有着严谨的理性和逻辑性的方形。而方形的造型正适合她在画面中表达沉重冷静、富于量感、秩序感和变化的要求。如在《魔方》这组作品中，清晰地表现了不同方形色块的并置与组合。这些无主题的非写实绘画作品纯粹地展现了色块间的相互关系，清晰地表达出了艺术家对色彩原理的体会和阐释。既相互分离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所产生的效果，在戴莹的画面中是显著且富于创造力的。该画以五个色块组成，在二维和三维间不断变换的空间，构成了一种静态与动态、视觉形象与想象力，不同矩形在画面间呼和与层叠，禁锢或释放。

她不但熟知每种色彩带给人不同的感受，而且能熟练地运用这些色彩，并把这种感觉无限放大。在《向往》这组作品里，由两三个排列着的红色矩形构成。这些矩形色彩微妙，边缘模糊不清。它们漂浮在整片的暗黑色的底子上，营造出连绵不断的、模棱两可的效果。颜料是被稀释了的，很薄，半透明，相互笼罩和晕染，使得明与暗、灰与亮、冷与暖融为一体，产生某种幻觉的神秘之感。这种形与色的相互关系，象征了一切事物存在的状态，体现了人的感情的行为方式。画家借助于它到达了事物的核心。

她创造了一种情绪化的抽象艺术形式，其作品是对色彩、形状、平衡、深度、构成、尺度等形式因素的关注。不过她不愿意人们仅从这些方面来理解她的绘画。在她的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有边缘的几何形体，但感觉到的却是由微妙色彩对比所辐射出的情绪，她是在通过几何本身来挣脱几何的控制，如同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命运中摆脱命运。边缘柔和、微微发光的矩形色块，它们毫无重量感地排列在一起，如同一种自由的思想漂浮于画布上空。简练、单纯，但却磁力般地将人深深吸引，戴莹在绘画中注入了强烈的精神成分,以一种让人萦绕心头而不能忘怀的朴素闻名，欣赏她的作品会让人感觉置身于她所营造的精神空间而不是陈列其作品的现实空间里。

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抽象表现主义应当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们的传统中就有类似的审美情趣。当我们评价中国传统书法时，类似的使用抽象技法来表达作者心性的艺术行为与抽象表现是有共同性的。就像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在悲痛中写下的《祭侄文稿》表达出的悲怆情绪一样。情绪更多的是表达在字里行间的用墨笔法之间，而仅仅是文字含义之中。具象与抽象、绘画与书写、立面与平面、向外与向内、塑造与消解、西方与东方，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状态，在戴莹的世界相遇，碰撞与交融。

20世纪初，是一个追求永恒精神的时代，如果说艺术的终点也是个轮回，极简主义彻底的将绘画艺术从画面中解放出来，消解了绘画的物质性，与人类精神发生最直接的思考与碰撞。

戴莹的作品让我们感到久违的纯净安宁，瑞典哲学家威廉•埃克隆说过“哪里有纯净透明，哪里就有隐藏着的强烈的情感”，希望戴莹可以一直这样安静的释放自己，并始终呈现出她独有的纯净。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王易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