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烈邓铁梅 用步枪打下日军轰炸机
用步枪打下日军轰炸机，这不是抗日神剧，这是发生在抗日英烈邓铁梅身边的真实故事。
邓铁梅烈士(1892—1934)，名古儒，字铁梅，辽宁本溪人。2014年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抗日英烈荣誉称号。
邓铁梅烈士简介
邓铁梅(1892—1934) 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邓铁梅，男，满族，名古儒，字铁梅。1893年2月15日出生于本溪。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1934年5月30日晚，邓铁梅被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在日军百般劝降无效下被杀害。1935年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称他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1988年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邓铁梅（1892年10月29日－1934年9月28日），出身镶红旗满洲佐领，原名邓古儒，字铁梅。生于中国辽宁省本溪县（今本溪市）磨石峪邓家村，抗日将领。1898年进入私塾学习。1931年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一个多月后，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他们到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震慑敌胆，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更多的抗日志士参加到自卫军中来。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组成八个团，两个大刀队。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返回凤城，于1931年10月召集旧部150余人，
邓铁梅烈士生平经历
邓铁梅，1892年10月生于辽宁省本溪县磨石峪村的一个富裕之家。1917年，邓铁梅进入旧警界任职，由下级警士逐步晋升为凤城县公安局长。任职期间，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尝困苦，所以他立身处事有一定正义感，为人廉洁奉公，对一般劳苦大众抱有一定同情心。他严令部下不要苛扰百姓，而对于一班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势力则加以限制和打击。
邓铁梅对上司不搞阿谀逢迎，不同流合污。他的这种耿直的作风，在贪污成风的旧社会官场中不仅行不通，而且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挟嫌报复，1929年秋被撤去凤城县公安局长职务，另调奉天、哈尔滨等地任职。1931年4月，邓铁梅在牡丹江警察分署长的职位上又遭革职，失业后回到奉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邓铁梅正在锦州待谋职业，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宵烽火，失地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于日军铁蹄践踏之下。9月23日张学良下令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办公，大批军政人员接踵而来，各地难民也纷纷西逃锦州并准备进关，使这个辽西重镇处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邓铁梅目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限感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又气愤地说：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民族正气，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黄的支持和赞助。
1931年10月下旬，邓铁梅前往辽东凤城西部山区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县朝阳乡)串连旧好十数人，分赴凤城、岫岩两县交界的山区各村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此时日军虽然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但在偏远的山区其侵略势力尚未达到，广大民众也有抗日救国的要求。因此，旬日之间便征得长短枪300余支，动员抗日健儿180多人，正式创建了辽东三角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对大家讲话，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布建队宗旨是：武装抗日，保卫家乡。
邓铁梅在小汤沟创建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消息一经传出，辽东三角地区的广大民众奔走相告：老邓回来组织武装，大家快上队抗日吧!跟老邓打日本军准没错……于是，四乡群众、民团、保甲携枪带马来投者甚多，队伍迅速发展扩大，到1931年12月份，已增加到1500余人。在建制上，司令部以下编为4个大队，其中一个为大刀队，也称武术队，由山东来的武术教师担任教练。一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初具规模了。
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夜袭凤城。
1931年12月26日午夜，邓铁梅率部兵分两路攻打凤城。一路人马攻凤城车站、包围凤城警察署；另一路攻入城内，伪警察大队狼狈逃窜。自卫军把驻城内的日本守备队西河小队围困在一个大院内，断绝了城内和车站的联络，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抗日自卫军一举捣毁了伪县衙、警察署；砸开了监狱，使被捕的爱国者获释；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平井药房被砸烂，焚烧了里面的鸦片、吗啡等毒品。凤城一役重创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盛京时报》12月27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传，凤凰城被袭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
邓铁梅率部夜袭凤城的胜利喜讯不胫而走，得到了东北各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也引起了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视。1932年2月末，苗可秀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从北平秘密来到辽东三角地带，了解义勇军反日斗争情况。邓铁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地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宗旨及现状。不久，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该会遂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军司令。7月间，苗可秀由北平重返邓部工作，邓铁梅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为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这期间，许多小股抗日武装纷纷来投，东北民众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1932年春季开始，邓铁梅率部队向日伪频繁出击，曾先后收缴了庄河、大孤山维持会的部分武器。同年5月，还派部队智取了卡巴岭三义庙，将庙内伪骑警的一个队包围缴械，缴获军马70匹、大枪60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
三义庙战斗胜利后，民众自卫军就在卡巴岭上设关卡，挖战壕，修工事，构筑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当时城内日伪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卡巴岭以西完全成了抗日自卫军的天下。
抗日自卫军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日军将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大孤山、龙王庙，讨伐抗日自卫军，伪军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李寿山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老百姓恨之入骨。邓铁梅决心突袭龙王庙，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汉奸。龙王庙是一个有1000多户的大镇。镇内有商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安东西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邓铁梅调动队伍，于7月1日凌晨1时发起攻击，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自卫军战士迅速占领各处隘口，以重火力击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日伪军这时正在熟睡之际，有的来不及穿衣，赤身逃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张宗援随乱军窜出镇外，逃往大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100多名，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之后，东北民众自卫军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并占领了附近的黄土坎，与伪军李寿山部隔大洋河相对峙。从1932年春季到8月间，邓部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遂改编为6个旅20个团。到1932年8、9月间，部队总员达15万人以上，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境内几百里的宽广地域，并联合抗日义勇军刘景文、李春润等部，不断打击日军。这一带成了辽东著名的抗战区。
面对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的发展壮大，敌伪十分恐慌，于是便改变了手法，采取了军事“进剿”与招抚诱降相结合的两手政策。1932年8月，日伪当局让凤城县伪县长康济出面，利用其与邓铁梅旧相识的关系，派人给邓铁梅送了一封劝降信。邓铁梅与苗可秀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以争取一定时间休整与补充部队，便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先后赴凤城、奉天与日军招抚代表“谈判”。苗、王二人与日伪调旋，敌方讨价还价，招抚心切，我则以假乱真，虚与委蛇，谈判多日僵持不下。最后苗可秀以请示邓司令为由，从奉天脱身返回抗区。此时敌人出于政治需要，造谣说邓铁梅接受了“招抚”，并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对此，邓铁梅与苗可秀决计以事实戳穿敌人的阴谋。于是，他们将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从凤城县诱至自卫军控制区的刁窝堡处决，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日伪在“招抚”阴谋失败后，调动大批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疯狂进攻。9月末，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占了民众自卫军的重要据点黄土坎。为了坚持长期抗战，该地必须收复。邓铁梅遂派苗可秀率部队于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进攻，激战至次日清晨，敌人溃逃。黄土坎收复之后，军心大振，于是又计议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
1932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邓铁梅率部千余人，刘景文率部800余人包围了大孤山。大孤山镇有城壕方圆20多华里，壕内水深没人，外壕有铁丝网围墙。李寿山伪军3个团共1500余人驻守镇内，防御工事坚固，义勇军多次强攻未成。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一直围困28天，镇内粮草不济，人吃豆饼，马吃白菜。伪营长赵书怡带领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试图从南二道沟大板桥冲出镇外，在民众自卫军强大火力阻击下，伪军赵营长毙命，“敢死队”大部被打死。11月下旬，日军天野部队从岫岩赶来解围，民众自卫军撤出战斗。围攻大孤山战斗打死伪军200余人。
12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参加这次大“讨伐”的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驻连山关)、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的部分兵力，加上伪军共1万余人。12月13日开始，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民众自卫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邓铁梅率部北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了，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一夜激战，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遗弃50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克复尖山窑。12月底，他亲自到阵地督战，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激战至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自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文家街、尖山窑两次战斗之后，日伪军开始撤退，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集中，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自卫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白旗堡以南地区。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部队损失严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
在困境中，邓铁梅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加强军事训练，锐意整顿部队。同年6月，部队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青纱帐形成的有利时机，加紧练兵。经过一段整顿，部队人数又有发展。
《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中华民族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个奇耻大辱。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热河，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之下的事实。消息传来，民众自卫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请缨杀敌，以雪国耻。邓部相机出动，袭击敌人，部队又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
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振兴，使日伪军大为惊恐。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部并纠集一批伪军，开始了第三次大“讨伐”，到处杀戮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但此时正值青纱帐起，便于活动和隐蔽，邓铁梅率部以出其不意、忽东忽西的战术，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不断进行袭扰。由于自卫军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在8月末收缩兵力，第三次大“讨伐”告一段落。在日伪军第三次大“讨伐”的艰险环境中，邓铁梅率部队寻机袭扰敌人，并取得一定的局部胜利。
邓铁梅部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斗争，这与部队重视游击据点建设是分不开的。为了坚持长期抗日，邓铁梅先后建立了尖山窑、龙王庙、沙里寨、三清观等多处游击据点，在据点周围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儿童组织，使抗日自卫军首先有了立足之地。邓铁梅还在抗日军控制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粮食政策，设置伤兵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印币厂、税捐局等机构。这些措施虽不完备，但在解决部队军需、支援抗日战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部义勇军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工作制度。1932年春，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邹大鹏到邓部担任政训处长，主持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和军官学校进行定期政治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批评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介绍中国历史上抗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事迹，这对于坚持抗日斗争，树立必胜的信念，收到良好效果。邓铁梅提出并努力实践“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把抗日救国和保卫民众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到群众家就餐，从来不挑吃喝，不讲排场，粗粮素菜，以至残汤剩饭亦可充饥。邓部义勇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提出了“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的口号。对违犯者，不论什么人，绝不宽容。邓铁梅自己身为司令，带头守法、执法，一丝不苟；和战士同宿同食，同甘共苦；打仗时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而受到抗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在敌人的第三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活动地域逐渐缩小，特别是1933年9月以后，青纱帐倒，隐蔽困难，气候渐冷，给养缺乏，部队活动越来越困难。
1934年1月中旬(农历十二月)，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四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自卫军的一切联系。邓部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游动，缺衣缺食，军火越来越少，使义勇军整体活动越来越受限制，遂于1934年1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活动。邓铁梅亲率一支队伍，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
几年来，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付出了很大代价，虽然占领了自卫军的游击据点，自卫军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于是，日伪军进一步策划从自卫军内部打破缺口，企图秘密逮捕邓铁梅。
1934年4月间，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长赫慕侠的部下、营长郑希贤，对原任邓部学生队教官兼大队长的沈廷辅进行策反，进而组织了一个八人暗杀队。他们化装成乞丐、小贩，在邓铁梅活动的地区暗中查访邓铁梅的行踪。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作战的操劳，身患严重疾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当时有人向他建议，离开抗区暂时到关内养病。他坚决表示：誓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5月27日，邓铁梅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岫岩县大营子镇)亲戚家中养病，被便衣暗杀队侦知。5月30日叛徒沈廷辅骗开房门，便衣队一涌而进，将邓铁梅捕去。
邓铁梅被捕后，从凤城押解到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监押期间，经常有一些日伪高级官吏对邓铁梅拉拢、软化，以高官厚禄劝降。邓严辞拒绝，并进行了绝食，以示反抗。日军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审讯邓铁梅。他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假装斯文地说了一些佩服、敬仰之类的客套话，而后请邓铁梅在其摺扇上题字。邓铁梅接扇在手，不加思索，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一联，以明其志。邓铁梅还经常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以示自己不屈不挠的决心。此时，敌人在一份内部通报中也称：“邓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在这一切伎俩都失败后，便下了毒手。1934年9月28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被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43岁。
邓铁梅的抗日业绩及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1934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在一份报告里指出：“三十万人以上的反日武装，最彻底、最坚决的当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的南满人民革命军赤色游击队，珠河、磐石新编人民革命军及绥宁反日同盟军、邓铁梅的抗日军而已”。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东北解放军在辽东组建了“铁梅支队”，由当年参加邓部抗日活动的邹大鹏亲任支队政委，当年学生队战士孙永泉任一团政委。这支部队转战辽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战斗，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罗占元)
邓铁梅烈士故事
曾用步枪打下日军轰炸机
“从18岁开始，我加入了邓铁梅的队伍。”现住在沈阳市皇姑区的91岁老人伍皂旭，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记忆犹新。
“在跟邓铁梅的几年里，我们还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老人回忆，“当时飞机离地面也就二三百米，飞机膀子上一共挂着8颗炸弹，落到地上能炸出一丈多深的坑，把地下的水都能炸出来。看到飞机来了，邓铁梅就让我们开枪打。一会儿的工夫，有一架飞机的风轮子就被我们打劈了，飞机冲到了二道洋河里。”老人告诉记者，他们最后是用快枪打下来的，他解释说，他们手中有苏联产的名叫“水连珠”的步枪，能打3000多米。
拒受招降处死日军“谈判”代表
邓铁梅的自卫军在辽东地区频频出击，使敌人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们把邓铁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办法要除掉他。
1932年夏天，日寇通过邓铁梅的一个旧相识，给邓铁梅写了一封信，许以高官厚禄，劝他“归顺”。邓铁梅收到信后，当即揭穿日军企图，并教育部下要保持民族大节，坚持抗日到底。
当年9月，日军又第二次“招抚”邓铁梅。这次邓铁梅不仅没有接受“招抚”，而且还下令处死了来招抚谈判的日军代表。两次“招抚”失败后，敌人恼羞成怒，决意集中重兵“讨伐”自卫军。从1932年12月开始，敌人从盖平、海城血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多路出兵，向自卫军大举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