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真的还是一个虚假的盛世 贞观之治的含金量有多少？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贞观之治”是真的还是一个拙劣的骗局？”贞观之治”到底有没有掺水？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 ，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所以，他统治的这一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后世之人一直认为：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
《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宫人出宫，亦非太宗首倡。汉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这是连孝惠帝的小老婆们都统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样在遗诏中道：“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儿子景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平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就连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渊，同样也有过“出宫女五百人”的所谓德政。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
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在传统中国的权谋诈术中，早就有这么一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意思是说所谓的手段其实并无正义和邪恶的区分，之所以会有正义和邪恶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属性造成的。同样是一把杀人的刀，在坏人的手里，就是凶器，在好人手里，就是主持正义的力量。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反之，如果自己是一个当然的好人，那么自己的行为自然就是正义的行为。这大概就是太宗一心向“善”并汲汲于身后善名的缘由了。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独裁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