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充满传奇的女革命家

1896年，秋瑾在湘潭与富家子王子芳（字廷钧）结婚。王家靠经商致富，缺少文化气息，与秋家以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根柢不同。这桩亲事完全是按照传统士绅家庭的规矩，由家长包办的。由此想到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唐一元和白流苏。秋瑾日后对此多有抱怨，致其兄秋誉章信中，直言为“父母既误妹”，“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两家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旧式婚姻中媳妇的受制于婆婆，都可想而知，不须细辩。

秋瑾与丈夫之间的婚姻基础摆脱不了先天缺陷的魔爪。

与家人的分离，即使同在湖南而分居两地，已带给婚后的秋瑾无尽的悲伤。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秋瑾在王家的现实处境与真实心态，她在王子芳那里并未得到足够的感情慰藉，于是，身处丈夫家中，更多的倒是做客他乡的孤独与寂寞感。王子芳排行最小，受家庭熏染，自有一般富商子弟常见的习气，留日后的秋瑾曾愤恨地将其概括为，“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并断言“其终身不能改变”。

几乎可以肯定，从结婚伊始，所谓“幸福”的感觉便与秋瑾无缘。尽管湖南家居时期，秋瑾与王子芳的夫妻关系尚属正常，矛盾并未表面化，但一些潜藏的裂痕已然存在，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发作而扩大为鸿沟。秋瑾如果始终囿居湘潭，很可能只会以才媛淑女留名后世，其早期大量的闺怨诗作以及“一时有女才子之目”的名声，已提示出此一前景。何况，志趣相左的夫妇终身厮守，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也不罕见。不过，

二人婚姻基础的先天缺陷仍值得关注。

一儿一女的家庭并没有让她的生活有所改善。直到遇见……

秋瑾在湘乡荷叶塘和湘潭两地苦度了六七年时光，生下

一儿一女。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周围的人毫无共同语言，内心异常苦闷。在感情方面，她极力排拒王廷钧，对其言行嗤之以鼻。后者屡遭冷落，又无力抗衡，便另寻温柔之乡，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这世界原是非常奇怪的，评议同样一件事，人们所持的却往往是双重标准。王廷钧不是蔡松坡那样伟大的革命家，也不是苏曼殊那样潇洒的名士，他眠花宿柳，风流便成下流。秋瑾嫉恶如仇，平日最看不惯男人蓄妾的陋俗和嫖妓的淫性，这也使他们的关系破裂程度越来越深。而秋瑾想要求知的心也是越来越迫切，直到她真正的遇见自己喜欢的生活。

然而，秋瑾的革命志向与理想，不仅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他的训斥：“这是男人的事情，你休胡思乱想。”秋瑾也不示弱：“我要去寻求真理，女人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两人吵得互不相让。王廷钧知道秋瑾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倔强女子，要说服她是不可能的，只好采取卑劣手段，趁秋瑾不备，偷偷将她的珠宝和首饰及积蓄全部窃走，妄图以此来阻挠她赴日。秋瑾气愤地说：“你可以窃去我的钱财，但你捆不住我出国留学的决心。”秋瑾变卖了仅剩的财产和衣物，加上吴芝瑛等人的资助，于1904年4月只身东渡日本，从此迈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真正属于她的生活在革命的路上。

在日本，秋瑾结识了不少进步、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组织起“共爱会”，参加反清秘密团体“三青会”，会晤了孙中山，和黄兴、喻培伦等人一起加入了同盟会，为救国救民而积极奔走。对于这些，王廷钧均有所闻，极力反对，两人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秋瑾在日本三年，两人从无书信来往，夫妻关系名存实亡。1906年冬秋瑾听说王廷钧纳妾的消息，反而高兴，觉得有了与王廷钧脱离关系的理由。于是，她给大哥秋誉章写了一封信，请大哥代她办理离婚。秋誉章几经奔波，由于王廷钧的阻碍，离婚之事未成。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事泄。1907年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

原有的家庭生活已无乐趣可言，幸好秋瑾确可如黄鞠瑞一般东走日本，便有机会打破家庭范围，专心向外发展，从求取知识，终至步入革命之途。无家室之累的秋瑾，倒可以全心全意地投身革命，并终于为之而献身。秋瑾加入革命团体，交结革命志士，生活的内容已全然改变。秋瑾的豪侠性格，对英雄事业的热切向往，周遭环境的改变，以及时势的推移，都是其走向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其趋新的愿望、好动的性情，也使她易于感应时代氛围，深受时事刺激，并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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