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首创开放办公模式,阮籍和嵇康的友谊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才子,也是狂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和他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他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之一,也不为过。北宋的司马光似乎不太喜欢阮籍,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批评了阮籍这一类人言必称老庄,故意装旷达,其实是在败坏时代风气,对社会没什么作用。
阮籍真是没什么用的人吗 其实,是司马光不懂阮籍。
阮籍的不用,不等于没有用,他似乎不太愿意为当时所用,甚至不想和当时的大人物搭上关系。司马昭想和他攀亲家,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向阮家求婚,阮籍不太乐意,又不好拒绝,干脆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没法开口,这真正是醉了。
某年,阮籍主动推荐自己去东平当地方官,说这地方好,很合适他。司马昭就应允了他,派他任东平相。
阮籍低调地骑着驴儿上任了。到任后,他就开始拆办公室,把衙门里各大机构的墙壁全敲掉,将东平官府整成一个大办公室,让各部门的人都能彼此看到,“使内外相望”。物理空间打通了,人事空间也随之改变,各部门的人互相都看得到,客观上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谁也不敢偷懒,也不用三令五申监督和考察了。阮籍抓住了管理的关键——透明、开放。
从这件事来看,阮籍可以算是开放式办公的老祖宗了。
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在这七人中,嵇康和阮籍的文学造诣是相对较高的,但在我眼中,更吸引我的不是他们的文字,而是他们之间的坚固友谊。 嵇康和阮籍,他们都是文人墨客,他们都属于“竹林七贤”,他们都不慕荣利,他们都不顾礼法,他们都生活得无比真实。对于他们两位,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了解,或是听说过一些事迹,或是拜读过一些作品。但是他们二人之间坚固的友谊却很少有人了解,更不要说感受与感叹。 阮籍比嵇康年长,所以先从阮籍谈起。 阮籍是三国魏诗人,字嗣宗,因为曾任步兵校尉而得名阮步兵。他的父亲是身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 《滕王阁序》里面写“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把阮籍当作了反面教材,说他为人放荡不羁,我们怎么可以学他那样穷途的哭泣。但是在我看来,阮籍并不是这样的。 阮籍的穷途,不仅仅是他的车前没有路了,车前没有路,再找一条便好。但是如果是人生路上走进了绝境,又该怎么办呢?毕竟不是所有时候都可以绝处逢生,柳暗花明。阮籍的穷途之哭是他宣泄内心的反抗和无奈的方式,他用嚎啕大哭来反抗他人生之中的绝路,哭声中带着无奈和些许绝望——除了哭,他还能怎么样呢? 对于中国的老祖宗们传下来的风俗礼数,一般人就算是不认同大概也会硬着头皮,不由自主得遵守,但是阮籍并不是这样。美丽有才的兵家女早逝,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孩,也不认识她家里的人,但他得到消息之后贸贸然跑去吊唁,跪在灵前大哭一场,直到诉尽心中的哀悼之情才离开;他的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和嫂子道别,说了好多话,完全不理会叔嫂之间不能说话的礼数;母亲病逝,他正在和别人下棋,执意把棋下完之后,在友人惊恐的目光之中饮酒两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去和母亲道别,见了母亲遗体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母亲的仙逝让他也几乎死去。阮籍的的确确违背了别人最为看重的风俗礼数,但全天下又有几个孝子可以比得上他对母亲的爱呢?我觉得,阮籍的真,是当时的人们乃至现在的人们所长久缺失的,他不被世俗所束缚,难过就是难过,开心就是开心,对此他没有丝毫的隐藏。
对于官场来说,垂涎、躲避、对抗、整治,这些态度都是大家所能理解甚至可以举出例子的,但是阮籍对于官场的态度,更像是对待一场游戏,大气洒脱。司马昭曾经让他去东平做官,他在东平呆了十多天,精简政令,更改办公模式,使得东平的官吏和百姓均心悦诚服,就在大家为有这样的好知县而高兴的时候,阮籍一个人回到了洛阳——东平的事办完了,该回家了。 他的这种洒脱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试问有几个所谓的文人雅士可以做到像阮籍这样,潇洒大气,率真自然? 阮籍这个人就像一块纯真的璞玉,不,他不仅仅是一块璞玉,更是魏晋这个乱世中一朵绽放的奇葩。 再说说嵇康。 嵇康,字叔夜,是著名的琴艺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也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 他和阮籍是一见如故的好友。阮籍母亲仙逝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去灵堂吊唁。嵇喜在当时有权有势,声望很高,但阮籍见了嵇喜却没有什么额外的反应,依然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嵇喜很是生气,于是回家后把事情说与嵇康听,嵇康听后斟酌再三,拿起一壶酒,挟着自己的古琴走向灵堂。琴和酒,出现在灵堂上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但是当阮籍看见嵇康提酒挟琴出现在母亲灵堂前的时候却突然眼前一亮:“你来了么?同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 在我心目中,虽然嵇康和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轻,但他的地位是要比阮籍高的,因为嵇康对于自己所追求和反对的,比阮籍还要明确、透彻许多。 嵇康是一个精神世界里容不下半点灰尘的正人君子。挚友山涛叫他去做官,他便提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这样的绝交信;贵公子钟会亲自去拜访他,他却埋头打铁,钟会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离去。 嵇康这个人把朋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虽然他曾经给自己的挚友山涛写过绝交信,但是这封信更像是在向好友坦白自己的想法,并且在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拉住儿子的手说过“只要你山涛伯伯还活着,你就不是孤儿。”这样的话,可见他并不是真的想和山涛绝交。但是,他把朋友看得太重了,重得他最后就死在自己朋友的事情上。他有个朋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为了霸占他的妻子,给他安上了一个“不孝”的罪名。吕安在大牢里思前想后,平日里所有的“朋友”都巴不得理他远一点,不愿与他有牵连,唯独嵇康,不但没有疏远他,反而去大牢里看望他。吕安在感动之余把自己的冤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嵇康。嵇康当即就给吕安的哥哥写了一封长书,痛斥他的卑鄙行径,并且要和他绝交。但就是这样的一封长书,把他送上了刑场——他被安上了“不孝者同党”的罪名。行刑那天,三千太学生跪倒一片,请求司马昭赦免嵇康,让嵇康做太学的导师。嵇康此时感慨万分,他命哥哥取琴,在刑场上弹奏了他这辈子最后一首曲子——《广陵散》。曲终刀落,嵇康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魏晋的刑场上,那一曲《广陵散》就像嵇康这个人一样,在三千太学生,在万千百姓的心中久久不曾散去——余秋雨把这一天形容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再恰当不过。
嵇康用他最昂贵的生命作为代价,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朋友间的真情。这样的嵇康,怎么能不让人心生敬佩呢?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嵇康就是这样的人。 嵇康,终究是会活在我们心里的。就像一株永远都不会凋谢的花,在我们的心中长久地盛开着。 正是因为嵇康和阮籍之间有着这样的羁绊,所以,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他们的名字永远都会被写在一起,永远都不会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