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尔喀之战：扬威绝域 打击了外来侵略者 巩固了祖国西南边陲 解除了西藏地方的灾难 深得西藏人民的拥护

平定廓尔喀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福康安为整饬西藏吏制，奏请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了此后100余年间西藏的政治、军事、赋税等制度，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职权更加强化。此战之后，廓尔喀遣使赴北京朝觐，成为中国的属国。此后五十年间，西藏地方及周边邦国相安无事。

一封信的故事1785年，乾隆御宇已经整整50个年头，大清帝国的皇帝已经75岁了。大清帝国海清河晏，虽然官僚系统开始变得贪腐成风，但总体而言，在乾隆帝的控制之下，依然是一派盛世景象。就在这一年，一封信送到了西藏。信是转托一位噶举派红帽系的活佛却朱嘉措呈递的，却朱嘉措出身显赫，是曾进京觐见乾隆帝，后染病去世于北京的六世班禅之弟，日后在史书中以大名鼎鼎的沙玛尔巴为人所知。沙玛尔巴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廓尔喀人的要求，即平衡新旧银币，割让聂拉木、绒辖、吉隆给廓尔喀。拉萨的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以此文口气傲慢，没有理会。此时的驻藏大臣为庆麟，其祖父是著名的班第，同样是驻藏大臣，通司岗血案最后的处理者，功勋卓著。1652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不远千里进京朝觐清顺治帝，后顺治帝赐其封号和金印。但他的孙子却是个庸才，这封信到了庆麟这儿，被置之不理，从上到下，对廓尔喀人的威胁毫无警惕之心，反应极其迟钝，最终酿成两年后和7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和五十七年的战祸，在中国史书上分别被称为“巴勒布之战”和“廓尔喀之战”。红帽喇嘛与货币战争廓尔喀即尼泊尔的沙阿王朝，自从吐蕃时代开始，尼泊尔即与西藏密切联系，是西藏最重要的通商线路之一。西藏向尼泊尔输出食盐、羊毛等原材料，而尼泊尔则向西藏提供手工业制成品，如纺织品等。以现在观念看，藏尼之间的贸易颇不均衡，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协议：藏地向尼泊尔提供白银，由尼泊尔铸成硬币“章嘎”，交西藏使用。这一贸易的利润是丰厚的，西藏的白银大量外流，尼泊尔人在银币中大量掺杂铜等劣质金属。

后来廓尔喀铸造了成色较好的新币，并强令要求西藏人以旧币兑换新币，这已经是明摆着的剪羊毛了，当然遭到了西藏商人和地方政府的拒绝。这就构成了廓尔喀宣战的最主要理由。其余两个理由分别是西藏人在出口尼泊尔的食盐中掺有沙土，以及西藏对尼泊尔货物擅自加税，这两个理由，聊胜于无而已。

战争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这等平常的贸易摩擦，而是廓尔喀沙阿王朝的投机性扩张心理。1768年廓尔喀小公国攻克加德满都，统一尼泊尔全境。1774年廓尔喀东征又获大胜，仅仅13年之后就进军西藏，这是廓尔喀扩张之路的延续。在其中，沙玛尔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六世班禅1780年圆寂于北京后，乾隆和诸王公，班禅途经的蒙古各地诸王公，均向班禅大师做了极丰厚的布施。而这些财物均被随同班禅大师出行的仲巴活佛所独吞，并未分给自己带的兄弟沙玛尔巴。沙玛尔巴大为愤怒，1784年，沙玛尔巴以朝圣的名义去了尼泊尔，从此没有返回西藏，他游说廓尔喀王朝上下，鼓动他们向北进军，洗劫后藏。对于如日中天的廓尔喀王国来说，他可真如天使般翩然而落，指出了财富之路。

巴勒布战争1788年，乾隆帝出人意料地发布了一条命令，令王公大臣祭奠双忠祠，或许冥冥之中，老皇帝感觉到西藏的风云开始转变，发出了久违的血腥味。果不其然，6月，沙玛尔巴的仆从担任向导，带领廓尔喀军侵入聂拉木、吉隆、绒辖，威逼后藏，战争开始了。得到战报的乾隆帝不知道是什么心情，30多年来，驻藏大臣按班轮换，纵然有大臣在藏病故，有大臣在攻打土匪途中发疾病死去，但基本上都没什么重大事件，数得着的大事也只不过是偶尔有土匪出没，偶尔有谋杀案等等，算得上是波澜不惊，怎么突然就发生了战争。得到战报之后，清帝国的决策机器和战争机器立即开动了起来。乾隆深知后藏的防备空虚，因此上谕要求驻藏大臣前往保护在后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必要时将其转移至拉萨；其次要求四川提督成德率领数千士兵立即出发，久已安宁的入藏大道开始喧嚣起来。所有紧急预案都开始运转，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但和平的希望似乎依然存在，噶厦政府本着息事宁人和稀泥的态度，和廓尔喀入侵者进行着不紧不慢的谈判，驻藏大臣给乾隆呈递的战报也变得含糊不清，甚至连战争爆发的原因都没有说清楚。随着坏消息的不断传来，老皇帝乾隆的情绪开始变坏，以乾隆一贯的性格，是一定会翻旧账的，果然，老皇帝说庆麟的祖父就曾经是处理通司岗血案善后的班第，“班第向来以精明强干著称，没想到竟然有庆麟这样无用的孙子，连朕都感到羞愧”。庆麟和雅满泰两位驻藏大臣的倒霉之路，从此开始。

九月庚午的上谕中，更是对庆麟和雅满泰一顿痛骂，说他们“形同木偶”，完全被战局牵着鼻子走。乾隆帝甚至在文字上挑刺，说庆麟的奏章中将廓尔喀首领称为王，“难道这是朕封的王吗”！类似于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上谕，表明乾隆帝意识自己被颟幹的噶厦官员和糊涂的驻藏大臣拖入一场战争之后的愤懑。

乾隆意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但他依然没有料想到战争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举棋不定，希望和平善后；要不就迅速取胜，班师回朝。乾隆矛盾的想法情有可原，这1788年可谓惊涛骇浪，在台湾，清军渡海进入台湾，开始了平定林爽文起义的战争；在南方，清军发兵平定越南内战，偏偏在此时，廓尔喀战争又打响了。同时应付三场局部战争，这比今天美国的要求还要高。乾隆非常担心战争变成金川之战那样血腥的绞肉机，前后持续数年，耗费白银7000万两。金川那样的战斗，乾隆打不起了。

这样的心理让大臣们看得清楚，于是才有了第二年开春之后“不战而胜”的大骗局。9月22日，乾隆皇帝等待已久的成德率领的军队终于抵达前线，乾隆帝受到鼓舞，要求成德迅速歼灭占据聂拉木、吉隆等地的廓尔喀入侵军，痛打廓尔喀人，在此基础上方可和谈。7月乾隆下令成德领军入藏，9月22日即抵达后藏前线，成德也算是星夜兼程。而当时前线的局势简直是盲人摸象，一片模糊，两位驻藏大臣一位坐镇拉萨，一位坐镇扎什伦布寺，束手无策，只能听谈判桌上噶伦们送来的自相矛盾的消息。对于成德而言，前面是噶伦和喜马拉雅山双重阻挡，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老皇帝日夜等待着早日大胜的消息，成德此刻的心情，真可以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这个严寒的冬天，乾隆苦苦等待着前方胜利的消息，此刻，肩负乾隆帝重托，精通藏语的巴忠来了。

沙玛尔巴/巴忠式骗局这位巴忠，是一个善于投机、惯耍小聪明、意志薄弱之人，从他极力促成和谈，迅速返京，事情暴露之后又立刻投水自杀来看，他胆小脆弱，是无力担负钦差出使西藏之重任的。乾隆选择巴忠，也可能是无奈之选。巴忠精通藏语，噶厦政府无法欺瞒他，可将后藏的实际情况上报并相机处置。时间很快到了乾隆五十四年，这位巴忠对老皇帝号脉极准。乾隆的内心想法是这样的：这次动乱，一定是西藏噶伦横加勒索，第巴擅自提高税收，并将此事隐瞒驻藏大臣，廓尔喀人气愤不过，上书给驻藏大臣又不被理睬，于是兴兵犯境。眼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心求和，巴不得大事化小，甚至委曲求全。另一方面，眼下战端已开，大兵云集，若是不明不白撤回去，实在说不过去；若是硬要开战一场，大雪满山，又确有困难。无论文武两方面，乾隆都需要一个台阶。

台阶来了，台阶就叫巴忠。于是，自从巴忠抵藏，原本让乾隆大动肝火、一团糊涂的藏局，却突然变得明朗起来。巴忠揣摩乾隆的心意，申明了两位驻藏大臣不查之罪，噶伦擅自挑起边衅之过，逮捕了擅自提高关税的第巴；乾隆非常开心，说“果不出朕之所料”。军事上的台阶来的稍迟，4月春暖花开间，乾隆接到了鄂辉的报告，鄂辉很老实，说大军在宗喀困于大雪许久之后，廓尔喀人自行溃退，吉隆、聂拉木，兵不血刃地收复了。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简直是迎刃而解。巴忠办事得力，鄂辉、成德将士用命，廓尔喀人出兵的原因已经上达天听，负有责任的驻藏大臣、噶伦和第巴等已经被惩罚。无能又可悲的庆麟被押送到康定，枷号三年。为什么选择康定？乾隆的上谕写得清楚：“特为驻藏大臣、官员示儆；打箭炉为入藏通衢，大臣、官员俱由该处经过，触目警心，足昭迥戒。”也就是说，庆麟成了一个人形的标志牌。雅满泰被降职为阿克苏领队大臣。巴忠把事情处理得漂亮，真是漂亮，几乎可以和乾隆十五年通司岗血案的善后相比，然而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事件当事人，噶伦丹增班觉的记录提供了事件的真相。1789年年初，西藏代表和廓尔喀代表在吉隆和谈。廓尔喀提出停止旧银币流通，为廓尔喀占领的几个宗提供巨额赎金等无理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则威胁说，内地的文殊大皇帝已经派数万大军进藏，誓要踏平尼泊尔三洲。经过几番争论，终于拟出一个方案，其重点是西藏赔偿廓尔喀银元宝300秤，一秤50两，廓尔喀撤军。然而这笔巨额陪金是一次性的，还是每年都要交付这么多呢？这就连参加谈判的丹增班觉也弄不清楚，在廓尔喀方面，恐怕也是不清不楚的。只有代表尼泊尔方参加谈判的沙玛尔巴，在两头之间挑动，恐怕是终于称了心愿。谈判的条款，乾隆的代表巴忠、鄂辉、成德等是否清楚呢？巴忠想必是清楚的，丹增班觉明确记录他曾向巴忠汇报，巴忠的反馈是尽快签约。这笔银钱不用由大清国库来出，乾隆不会知道，而西藏又心甘情愿地解决这场争端。如此岂不甚好，新任驻藏大臣已经上路，巴忠恨不得早日离开西藏。巴忠虽然聪明，却并无远见，这个和平协议签得不清不楚，全靠沙玛尔巴在其间长袖善舞，噶厦政府又掩耳盗铃，才勉强过关。一旦事情败露，将如何收场，巴忠就不去多想了。至于困守在宗喀城下的鄂辉、成德，则未必清楚此事。廓尔喀人撤走了，他们乐得顺势收复吉隆和聂拉木，廓尔喀人为何撤走？在雪地里苦熬了一个冬天的成德等人已经不愿多问了。就这样，清军稀里糊涂获胜，廓尔喀人稀里糊涂撤走，噶厦稀里糊涂的签了和平协议，乾隆稀里糊涂地听到了捷报，并将平定巴勒布算进了他的十大武功里，其实清军基本连廓尔喀人的面都没见到。乾隆就这样一头钻进了沙玛尔巴和巴忠为他设下的大骗局。《萨迦格言》中曾说，人或被怀疑所骗，或被希望所哄。这话再明确不过了，乾隆由于多疑，所以坚信自己的判断无误，才会一头钻进巴忠的弥天大谎；噶厦官员由于天真地相信沙玛尔巴会代为转圜，免除赎金，所以轻易地签署了这一协议。说真的，巴忠不过是揣摩上意，顾头不顾腚的小丑；而这位沙玛尔巴活佛，其长袖善舞，心思诡诈，真算得上一个人物。甚至乾隆也命令巴忠赐给他佛珠等物，以示嘉奖。

乾隆五十四年夏季，大军陆续撤回，廓尔喀的使节也有意进京，参加乾隆八十大寿。边境的风波看来已经平息了。一切完成，乾隆五十四年也过去了。乾隆五十五年是老皇帝八十寿辰，天下无事，普免天下钱粮，包括西藏所属39族钱粮；春季巡幸山东祭孔，8月举办万寿宴席，仅此一项，就花费白银一百多万两。这一年，西藏也格外的安宁，甚至连枷号在康定的庆麟，由于皇帝心情好，也被释放了。

远征廓尔喀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这一年，法国大革命闹得全欧洲动荡不安，然而在东方，大清帝国显得一片安宁，乾隆已经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整整56年，他已经决定在登基60周年时退位。西藏同样一片安宁气象，就在5月壬辰日，乾隆还命令将在北京铸成的9尊无量寿铜佛像送往拉卜楞寺供养。这一年8月，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急奏：在和廓尔喀人的会谈中，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噶伦丹增班觉被扣押在聂拉木，廓尔喀大军已占领聂拉木。旋即又奏：后藏危急，恳请将班禅转移至拉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西藏地方政府和廓尔喀的协议，双方的代表都来到聂拉木讨论减免赎金之事。等两位噶伦到达聂拉木之后，随机遭到突袭和扣押，廓尔喀大军立刻攻克聂拉木，并向后藏腹地猛攻。很难说这是不是沙玛尔巴的主意，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全面进攻，因为早在一年前，廓尔喀的使节就已经以朝圣的名义进入西藏，仔细勘察了西藏的道路。如果说上一次的廓尔喀战争不过是一场边境贸易摩擦，还有待价而沽的投机性质；那么经过4年前那一场稀里糊涂的谈判，廓尔喀已经看透了西藏的空虚。这一次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进攻，以洗劫甚至占领整个后藏为其战略目标。乾隆对整场沙玛尔巴骗局还并不清楚，于是他召见了巴忠。事情即将暴露，巴忠还想做最后一搏，他请求去西藏，希望不动声色地摆平此事。阴差阳错，乾隆一时没有回复巴忠的请求。魂飞魄散的巴忠见乾隆不回复，以为事情已经暴露，很快就要下旨将自己“显戮”，竟然深夜逃出府邸，跳水自杀了。巴忠这一死，乾隆知道自己上当了。此刻后藏的局势已经一片混乱。廓尔喀人已经攻占了扎什伦布寺，肆行掳掠，“将塔上镶嵌绿松石、珊瑚等摘去”，保泰将班禅额尔德尼带到拉萨，甚至有放弃全藏，带着达赖、班禅退到四川的想法。扎什伦布寺的众多喇嘛无所倚仗，各自逃避，而堪布等人又在吉祥天母像前占卜吉凶，人心涣散，任廓尔喀人随意抢劫。情况之危急，以乾隆时期诗人张问陶《西征曲》的名句为证：班禅出走坐末倾，天母堂中战马鸣。”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终于促使乾隆老皇帝下定了决心：出动大军，讨伐廓尔喀。

大战当前，当思良将，放眼乾隆朝廷中，还有谁能当次大任呢：讨平准噶尔的名将兆惠、金川的功臣傅恒都已经病死，打击准噶尔，进攻缅甸的阿桂年届八十，还要在中枢出谋划策。而为将之责，又万分重要，一不小心，就会打成金川、缅甸那样的拉锯战。盘算再三，乾隆只能使用自己手中几乎是唯一的牌——福康安。

福康安，大学士、名将傅恒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是乾隆朝晚期最重要的将领，几乎和大清帝国内部和周边所有的敌人都交过手。以乾隆钟爱福康安之深，甚至有演义说，福康安实际是乾隆之子。或许是怕福康安不老到，乾隆又押上了一员老将，几乎是乾隆朝早年硕果仅存的唯一老将——海兰察，时年将近六十。

就从选将之难，就能看到乾隆朝深深的隐忧。后勤保障上，乾隆也苦心调集了最为得力的臣子——能文能武的军机大臣孙士毅亲自带队，保证粮道。由于福康安和和珅向来不睦，所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和琳来负责拉萨以东的粮草、乌拉事务，防止和珅下绊子陷害福康安。一时之间，乾隆朝最得力的臣子，几乎都奔走在四川到西藏的道路上。不唯大将，就是士兵，清廷也是精兵尽出，不仅有满洲、汉军绿营兵，也有上千名来自东北的索伦、达斡尔兵，还有征发的当雄蒙古骑兵队。乾隆五十六年12月15日，福康安抵达青海西宁，严冬就上了高原，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到拉萨，全程将及5000华里，仅用50天，可谓高速。1792年，反击战正式打响，成德收复聂拉木东官寨。闰4月18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抵达定日前线，实地考察之后，决定由济咙直接插向南方，攻入廓尔喀。5月7日，擦木卡的廓军石碉楼被攻克。10日，清军收复吉隆，斩杀640余人，俘虏200余人。至此，西藏全境收复。清军继续前进。5月14日，福康安、海兰察率军抵达廓尔喀边境的热索桥，正面佯攻，另遣金川藏兵翻越两座高山，绕道至热索河上游六七里处，伐木做筏，渡河后沿南岸疾行，突袭临河碉房，将热索桥收复。

挥师急进的清军在帕朗古遭遇了一次战败，魏源的《圣武记·外藩·乾隆征廓尔喀记》中说老将海兰察打算凭借河流之险立营，缓慢图之，但福康安心急气躁，指挥士兵过桥猛攻，廓尔喀人凭借天险，落木石如雨，清军且战且退，死伤甚重。甚至有笔记记载福康安“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督战”，官兵也解下包裹，背着火枪休息，廓尔喀人乘机突袭，清军败退，武将台斐英阿战死，士兵也有伤亡。从记录看，福康安是负有轻兵冒进之责的。不过小挫败并不能影响战争大局，1792年9月，清军大军已经聚集在廓尔喀首都廷布城外，廷布无险可守，廓尔喀内外交困，不得不请降。乾隆示意，准其归降。在这之后，福康安祭拜了清军中的烈士。按照清军的规矩，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死者的魂魄就不能回归故土，如今大军已经凯旋，福康安和幕僚们焚烧了众多的路引，为死者捎去了回乡的凭条，战争结束了。乾隆五十七年阴历八月，清军撤回中国境内，此时距开战只有约3个月时间，这场战争终于没有发展成乾隆担心的金川式拉锯战。福康安在拉萨短暂驻留期间，休整和拜祭了双忠祠，此时距离傅清、拉布敦战死已经有漫长的43年。不知道福康安推开双忠祠的大门，面对傅清的牌位时，会不会说：“叔叔，我要启程回北京复命了，你曾保卫的疆土，山河无恙。”那位死难的驻藏大臣傅清，正是福康安的亲叔叔。此外，福康安还走访了扎什城里年久失修的关帝庙。此次进军如此顺利，清军全军心中都暗自感叹，如有神助，清军的保护神灵乃是关帝，甚至有士兵看到战场上有关帝的身影出没于硝烟之中，为士兵开道。

笃信佛教的福康安于是率领一众同僚，在能够遥望布达拉宫的磨盘山上新建了一座关帝庙。这座关帝庙随后又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成为拉萨丰富多彩的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酝酿长达数年，进行过程却只有半年多，足以说明清代国力强盛，用今日的话语说，足以同时进行多场局部战争，并有能力将自己的军队投放到万里之外。战争过程的艰险，粮道的漫长和艰苦，所幸有孙士毅、杨揆等人留下的出色诗篇，可为佐证。杨揆作为福康安的幕僚，是战场的亲历者，他的诗歌中既有“际晓角声动，平沙万帐收。行行荷戈去，五月尚披裘”的雄壮，有“热索桥高两崖耸，热索桥深万波涌。将军夜半斫贼营，壮士毋那飞而行”的危险与英武，有“山腰列栅抵作城，巨炮轰掣如奔霆。坡危荦确无寸土，遗骴断骼交相撑”的惨烈。此外，疾病、危险的山崩、断粮等危机，也真切地在他的诗中出现。前线如此效死，后勤保障又是否艰难呢？时年已过七旬的孙士毅主管后勤、粮道，这个老人在诗歌中真实地描写了后勤保障之难。在大雪天，是“雪花如掌没马耳,荒戍漫漫角声死；军符火急敢少休,面裂足欲手堕指”。如果碰上了春季雨水季节，泥石流发生，就更加危险，“危矶激水水不流, 一决平原各争路。是时飞挽催军粮, 储胥百万连驮纲”。多少辛苦，多少牺牲，最终带来了一场彻底的胜利，这也是辉煌的乾隆帝国的响亮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