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二十七酷吏，周兴排十，来俊臣排十一，谁排第一？

在封建王朝，如果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个女性，那她必定受到许多挑战和威胁，武则天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各种叛乱和朝堂之上的乌烟瘴气让她头疼不已，于是一个类似贴身保镖团队的机构建立了，他们心狠手辣，只听从女皇的命令，对当时朝堂的稳定，叛乱的平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武则天是一个强人，也是一个女人。唐高宗死后，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先后在位，武则天连续临朝称制，自专朝政，掌握着大唐帝国的实际最高权力。后来，武则天索性废掉李旦，从幕后走到台前，光明正大地当起了大周女皇

为政初期，武则天主张“以道德化天下”，政治气氛还算缓和。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叛乱，对武则天的统治形成很大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年号为垂拱，表示继续“励精为政，克己化人”。然而，“将相阴谋”“人多逆节”的严酷现实，几乎把武则天掀翻在地。作为一个女人，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武则天不得不起用大批酷吏，豢养鹰犬，以此打击、清除异己势力。

武则天统治时期，比较知名的酷吏有二十七人，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来俊臣和周兴。在新旧《唐书》的《酷吏传》中，也是来俊臣排第一，周兴排第二。这些酷吏，受命女皇，有恃无恐，用刑严酷，杀气腾腾，令人闻之色变，望风自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旧唐书》记载，来俊臣、周兴等酷吏频繁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如来俊臣“前后坐族千余家”，估计不下三五千人；周兴“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其他的酷吏，诸如索元礼、丘神勣等人也是恶迹斑斑，在此不详述。酷吏，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不过是武则天“欲以威制天下”打击政敌的工具，一旦政局安定了，统治稳固了，酷吏的使命也就结束了。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消失殆尽。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五臣乘机发动兵变，逼迫武则天禅位给中宗李显，李唐帝国在中断了十五年后重新恢复颜色。即位之初，李显顺应民意，拨乱反正，惩恶扬善，对曾荼毒天下十余年的武则天时期的酷吏开始进行拉网式清算。

神龙元年（705年）三月，李显下了一道诏书，名为《追夺刘光业等官爵诏》，见于《全唐文》。《旧唐书》也有相关记载，“其酷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全唐文》此处有鲍思恭）、刘景阳等五人（按：应为六人），虽已身死，官爵并宜追夺；景阳见在，贬禄州乐单尉。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等虽已身死，并宜除名。唐奉一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改与岭南远恶处”。

仔细数数，诏书中罗列的武则天时期的知名酷吏，恰好二十七人，可谓一网囊括。查看二十七人的生平事迹，得知并非按时间先后排序的。不过，这其中有个问题，罪大恶极、臭名昭著的周兴排第十位，来俊臣排第十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并不怎么出名的刘光业，且诏书名也唯独提到了此人。这是为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很多史料。原来，刘光业是个屠杀岭南流人的魔鬼。

岭南，即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唐朝时，岭南“瘴疠险远”，是流沛罪犯的重要地区。从唐太宗到女皇，被发配到岭南的罪犯不胜枚举。这些人犯，多为政治犯及其家人，对朝廷颇有怨言。长寿二年(693年)二月，有人告发岭南的流放人员谋反，武则天派万国俊前往处理此事。万国俊到了广州后，假传圣旨，逼流人自尽，流人不服，万国俊便“尽斩之，一朝杀三百馀人”。

万国俊回京复命，称“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武则天听后，对万国俊加官进爵，随即又派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一作王大贞）、屈贞筠等人任代理监察御史，分赴剑南、黔中、安南等地审查流放人员。万国俊“一朝杀三百馀人”而得到武则天提拔，刘光业等人很眼红，无不纷纷效仿。据《旧唐书》记载，在这次杀人比赛中，“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资治通鉴》载“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其余少者不减数百人”。

一天或者一早晨的时间，刘光业就杀掉了九百人。相比于来俊臣、周兴，刘光业等人更残酷，更冷血。为了邀功，为了升迁，他们丧心病狂，滥杀无辜，天理难容。回过头来，再看看《追夺刘光业等官爵诏》，排在前几位的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等人，无不是在岭南一天杀掉少则数百人，多则七百人，甚至九百人的恶魔。拨乱反正、清算罪恶时，刘光业等人虽早已死了，但李显仍对其恨之入骨，称其为“庸流贱职，奸吏险夫”，“虽其人已殂，而其迹可贬”，并将刘光业列为武则天时期的头号酷吏，以彰其恶，以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