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聂荣臻华北第一仗兵败大同的内幕！

40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承认先打大同是个错误，他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全面内战爆发的当天，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与肖克、刘澜涛、罗瑞卿即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提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战略区集中力量先打下山西，使本区连成一片的建议。

聂荣臻提出“先打大同”

当时，晋绥战略区最先面临的对手就是正向绥东地区进犯的阎锡山、傅作义的部队。为此，晋绥军区在6月份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在短期内发起晋北战役，先拿下同蒲路北段各重要城镇，然后再乘胜攻取大同，以争取主动，打破阎锡山、傅作义的挑衅和威胁。中央军委批准进行晋北战役，并命令晋察冀军区加以配合，至于打大同问题则留待以后再说。7月4日，晋北战役正式开始。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晋绥军区组织的晋北野战军之外，还有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及冀晋军区第一、第二军分区的部队。

在晋北战役开始的当天，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就有改变先攻平汉路之意。电报说：“攻击平汉路须考虑巩固平绥路现有地位，但互相策应颇为困难，因此晋察冀区至多只能出三个纵队配合冀中、冀晋地方主力，整个西线（晋绥）须由晋绥军区部队负责。”并特别指出，如“无晋冀鲁豫的配合，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困难的。建议用半月的时间，得到晋绥配合打下大同。”大概是因夺取“三路四城”任务极为重要，而且时间也相当紧迫，同时也是出于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当天毛泽东就答复聂荣臻：“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击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7月6日，毛泽东又专电聂荣臻，再度强调打平汉战役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打平汉的时机和作战部署，并特别针对聂荣臻部提出的对平绥路的策应问题、作了充分的分析，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电报全文如下：“四日电悉。（一）我打平汉应在国民党向我大打，例如打苏北、打承德之时，现在只作准备。请争取于本月内大体准备完毕。（二）打时四个纵队（陈正湘不在内）中以一个位于平绥路，以三个打平汉，配合冀晋、冀中，兵力很够。（三）如能占领平汉全部或大部，国民党第三、第十六两军能被歼灭一半左右，平津之敌即不敢妄动，平绥即可能巩固；如平汉在敌手，平绥即不能巩固。（四）本月内如能占领青（县）、沧（县），既可威胁天津，又能集中兵力打平汉。（五）本月内如能占领怀仁、应县、繁峙、代县、五台、定襄、忻县一线，则傅作义必有所畏而不敢东进，即进亦可以贺、李主力及陈正湘部对付之。（六）待青、沧及同蒲北线占领后再打平汉最为有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仍希望先打或至少与攻大同时同时打平汉战役。7月中旬，国民党军在苏北和苏中对我华东解放区大打出手后，毛泽东让聂荣臻加紧准备实施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7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电，指出：“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于八月内取得，一到九月，时局可能发生变化。”7月24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仍坚持先打大同。聂荣臻在电报中指出：“如对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故在步骤上提议：第一步先攻取大同，第二步待大同攻下后，约须半月集中3个纵队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线进攻。”25日，毛泽东即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回复聂荣臻：“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

在此期间，晋北战役进展顺利，经过40天的英勇作战，到8月中旬，晋绥和晋察冀两区部队连续攻克和收复朔县、宁武、崞县、山阴、代县、繁峙、定襄、五台、原平等9个县城和广大乡村，完成了夺取晋北诸城的任务，歼敌8000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至大同以南近二百公里的地段，切断了太原与大同之间的联系，使大同的敌人陷于孤立。然而，就在捷报飞向延安的同时，也传来了应县攻城作战受挫的消息。7月20至26日，晋察冀军区集中了3 个旅及地方部队共10个团的优势兵力，对大同以南的应县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却屡攻不克。

毛泽东虽然同意先打大同，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等据点后，他在8 月1日又致电聂荣臻、刘澜涛、贺龙、李井泉：“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攻大同的计划如何，何人指挥，使用哪些部队、攻城训练如何？你们以多少时间扫清外围及攻大同？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上述各点请考虑详复。”

8月2日，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聂荣臻迅速赶往大同前线主持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到会的有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3、第4两纵队的司令员杨成武、陈正湘，以及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郑维山等。

会上首先对大同敌情作了分析研究，多数同志认为敌人的设防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筑有明暗堡垒，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但是在晋北战役之后，大同已经成为一个孤城，尽管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战斗力不强，我军如能在外围作战时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能够攻克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大同战役的组织计划，分析了大同的情况，区分了任务。估计以十天作准备，十天扫清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大同。

在会议上张宗逊提到，在我军进攻大同之时，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大家又认为大同不属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他即便出兵来援，兵力也不会很大，行动不会很快，只要我们攻下大同，傅部就不敢东来，所以会议对打援问题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

会上确定的大同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约六个旅的兵力（包括晋绥军区第358旅、第五军分区第2团、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第7、第8旅及军区教导旅、炮兵团、第1军分区独立第12、13团），进攻大同。第4纵队10旅在攻下应县后，亦北调参加大同作战。打法上尽量将城外各点敌人分割歼灭，不使其退缩城内，以减少攻城阻力，并力争20天内拿下大同。攻击大同的总兵力约16000余人。

会上还考虑到，在我军进攻大同的同时，估计南口方向的敌人3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令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部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也估计到傅作义部约4个师可能东犯，策应大同，所以又确定以4个旅的兵力，即晋绥军区独立第l 、第3 旅，绥蒙军区第7、第9团和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第4旅，位于集宁地区和凉城地区，阻击傅作义部的增援。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所属的教导旅，在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亦赴新堂地区参加打援。

会议决定：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决定成立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会后，聂荣臻返回张家口，并于8 月3 日致电中央军委：“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

8月6 日，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同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在布置大同战役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凡列入平汉战役序列之军队，迅即补充人员武器，训练攻城技术，司令部则完成侦察事项，拟定作战计划，务于未动手前完成一切准备事项，一俟大同得手立即开始平汉战役。”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定了下来。

艰苦的大同争夺战

大同是山西的煤都，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大同守敌由国民党军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43军军长楚春溪指挥，连同驻守大同外围的敌军有：暂编第38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骑兵第5、6师，特务营和海福龙团，保安总队(内有留用的800多名日军士兵)，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还有从其他县逃来的自卫队等等，总共约有1万余人。敌守军建制不一，战斗力不强，但是大同城墙厚实，既高且陡，又经过敌人长期修筑，工事坚固，城下有交通壕，从近郊到城墙脚下有三层碉堡和暗堡；大同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的工事据点，只有城南较为开阔，总的来说易守难攻。

在我军发起晋北战役的时候，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来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空运到大同。我军晋北战役的胜利，虽然震动了大同的敌人，但他们依仗城垣坚固，仍准备在大同固守下去。

在阳高会议之前，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第8旅、军区教导旅和晋察冀第1军分区以及晋绥第5军分区的部队，从7月31日起，没有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已经开始了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在为时5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2000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守敌多数退集到大同近郊和城关各据点。同时，我军未能控制城东南机场，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包头空运交通警察第16总队第3大队进入大同，增强了防御力量。这样就增加了我军以后攻城的困难。

8月5日，各部队按阳高会议精神，休整九天，集结兵力做攻城准备。大同守敌也趁机增修工事加强防卫措施。8月14日夜晚，我军主力以13个团兵力，同时总攻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我军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进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当晚，马占山部的海福龙团在海福龙率领下起义，退出近郊的白马城，这是唯一的胜利。由于我军在外围作战时，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从外围收缩到城郊工事，加强了防守兵力。而且，飞机场还在敌人手里，几天以后，敌人还从包头空运来交警第3大队。这样在数量上我军攻城的兵力并不占大的优势。此时，前线指挥部经过考虑，认为一举攻克大同不易实现，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大力改造地形，攻占一点，巩固一点。

守城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拚命顽抗，阎锡山留用的那几百侵华日军炮兵，也给我军的进攻制造了很大的障碍。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直到9月4日，即傅作义部已开始增援时，我军才肃清郊区据点和北关、西关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有不少据点的敌人是主动撤进城里的。我军逼近到大同城下之后，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

集宁会战失利，被迫撤围大同

傅作义对大同觊觎已久，但对增援阎锡山并不积极。蒋介石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在8月中旬下令将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蒋介石摸透了傅作义的心思，一纸命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一面假借和谈之名派代表与我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一面积极准备东进，最后于在9月3日从归绥倾巢出动，来解大同之围。

这一次，傅作义调集了其主力第35军3个师、暂编第3军2个师和4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分北、中、南三路来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中路是主攻部队，由3个师（暂编第11、17师、新编第31师）组成，沿平绥线迅速东进，猛攻卓资山。我大同前线指挥部原来估计傅作义不会出动那么快，敌人要是进攻卓资山，估计独1旅可以守三天，我们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快，兵力也大，9月5日，独1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

在得知傅作义部出动时，张宗逊即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肖克一道率晋绥军区第358旅和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第4旅等部驰援卓资山，然而还未赶到，卓资山已经失守。于是，他们根据已变化的敌人情况，决定首先消灭傅作义增援部队后再打大同，新的战役部署是：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和接替358旅的晋绥军区独2旅等部队，继续围困大同。张宗逊和罗瑞卿指挥358旅和陈正湘纵队（由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第4旅和军区教导旅临时组成）集中打援。为了集中优势兵力，还将正在五台地区休整的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第11旅调往集宁前线，并将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苏振华部的两个旅，由平绥路东段紧急调往丰镇，作为这次战役的预备队。

敌人占领卓资山以后，中央军委的电报估计敌军可能有三种动向。一是在卓资山呆着不动；二是向凉城推进；三是进攻集宁。我大同前线指挥部的判断认为，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进犯丰镇，以解大同之围。为应付这两种可能的情况，决定将我军主力隐蔽在岱海滩附近和榆树湾地区机动，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经过这样部署，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歼灭来援之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敌人的3个师在暂编第3军军长董其武的率领下，于9月7日从北面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于8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直到8日晚上，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当时我军守集宁城的部队只有绥蒙军区两个由游击队新近编成的小团，情况非常危急。

我军打援部队急速转向集宁前进，指挥部和先头部队于9日赶到集宁南郊，当时该城已被敌人团团包围。10日，敌人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城西、北两面阵地猛烈进攻，先后攻占卧龙山、南营房，并逼近城垣。我守军顽强抵抗，阻止了傅作义部的进攻。

此时，我358旅和独1旅经过上百里行军赶到了集宁城下，立即投入战斗，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村高地。11日，由4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同志率领的陈正湘纵队也进入战场，而杨、苏纵队当天也赶到了集宁附近。战场局势对我军非常有利。敌人见势不妙，于是倾全力攻城，意在不顾一切拿下集宁以固守待援，但是我守城部队坚决固守，迎头痛击，予敌以重大杀伤，敌人虽伤亡惨重，却仍然未能得逞。于是敌人又企图西撤，但退路已被我军截断，不得不退守集宁西北的一些要点，负隅顽抗。上午ll时，我军开始发起猛烈反击，将敌人团团包围，激战至12日晨，攻克了敌人据守的大部分要点，歼灭了敌暂编第ll师大部、暂编第17师第3团共5000余人，并将其余的敌人压缩在集宁城西南面之卧龙山脚下及西、南营房的狭小地区。

至此，敌人的这3个师已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胜利将唾手可得。当时，敌暂编第3军军部和暂编第17师师部也遭到我军炮火袭击，电台被毁，结果，敌人只剩下第31师的1部电台了，董其武与归绥第12战区总指挥部失去电讯联系达四五个小时之久。残敌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可是，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未能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连续攻击。特别是在12日白天一整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进攻，从而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董其武得以重新整顿部队，恢复联络，再度攻城。12日中午，敌人在飞机配合下，突破了我军阵地，攻占了集宁城西南角，城内我军的情况急剧恶化。我前线指挥部紧急调遣杨、苏纵队的1个团进城增援，并在当天下午，再次组织部队向城下之敌进攻。然而此时，傅作义的后续部队第101师和新编第32师已经赶来了，其先头部队突破了负责警戒的陈正湘纵队的1个团的阵地，进占大脑包山，逼近了集宁城。独1旅和358旅一部回过头来阻击敌人，和敌人形成对峙。

在此战局变幻的紧要关头，我军本来应该集中全力，一举歼灭即将被歼之敌，然后再回过头去打敌人的援兵。但不料我前线指挥部却决定，暂时停止对集宁城下敌人的总攻，调转主力立即西出，向大脑包山前进，歼灭第101师。这个决定显然是极为错误的。当时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执行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可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前进，去打101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部队的互相协同，战场的通信联络等，都不清楚。这样指挥作战，怎么能够打好呢？结果不但打援计划没有实现，聚歼集宁城下残敌的战机也失去了。更糟糕的是，13日拂晓，由于我军的联络不好，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1旅和358旅撤走了，便主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陈纵队这一撤，攻城的敌军得以恢复阵地，并向小脑包山攻击，策应第10l师东进。12时，新编第32师、新编骑兵第4师又尾随敌第101师前来增援，至此，傅作义的中路主力全部会集集宁城郊，敌人的兵力骤增到六个师。我军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各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在集宁附近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已不可能。尤其是集宁城的守军伤亡较大，难以坚持战斗，再调杨、苏纵队进城已来不及了。而且军委曾电示杨、苏纵队伤亡不宜过大，前线指挥部乃于13日晚放弃集宁，撤出战斗。

集宁打援失利，大同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不能再攻了，也只得于9月16日撤围，大同、集宁战役到此结束。从围攻大同到集宁会战失利，历时一个半月，我军共歼敌1万2千余人,自己也伤亡7000余人。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他一生中可能打过许多胜仗，但也打过有数的败仗。对胜利，他们可能忘却，不放在心上；对于失利却念念不忘。40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承认先打大同是个错误，他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

参与战役指挥的罗瑞卿大将，在十年“文革”期间，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仍对大同、集宁战役做了反思。他说，这个战役实际上是一个败仗。因为我军消耗太大，损伤了士气，未能歼灭敌军，大同也未打下。自己反倒失去集宁，助长了敌人的志气。他还说，这对战略全局发生了重大影响，“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妥，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打援还是攻城？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战例！”正如罗瑞卿所言，大同、集宁战役失利，把傅作义过早地引到了自己的身边，对这两大战略区后续作战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傅作义以主力10余万人，接着就图谋发动对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进攻。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也迫使毛泽东停止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变为以歼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