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帝解除海禁 让明朝拥有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一半 隆庆开关为什么能给明朝增加那么多收入？

公元1567年，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隆庆元年2月4日，明穆宗朱载垕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

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使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有史学家指出：隆庆开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隐患。

隆庆开关实施后，明朝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出海进行贸易。明朝政府每年发放50张贸易通行证，让漳州地区的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如果没有获得这种许可，擅自出海依然被视为犯法。后来，由于地方上反应强烈，才将许可证增加到了每年100张，但需要由漳州和泉州两地的商人分享。一直到最后，每年的许可证也不过是110张。

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商品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隆庆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

月港海防馆后改称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月港海外贸易和收税。福建地方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朱翊钧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就被中央夺取了。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

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侵略中国做为殖民地心存忌讳。隆庆皇帝用人不疑，放手让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国运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后期有了重大的改观，使明王朝向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隆庆开关使得欧洲人在美洲开采到的“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方面使白银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使中国不必再因担心贵金属外流而限制对外贸易。但是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货币控制权拱手让与他人。

可当白银过量流入中国致使物贵银贱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动力开始下降，1630年以后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

这一问题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一是百姓折成白银的纳税负担骤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最终导致明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明朝历史上的隆庆开关，被认为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贸易开发行为。然而作为窗口开放的漳州月港，并不是一个条件出色的港口。其地理条件反而对商船的进出有限制作用。但为何就是这么一个小窗口，就可以给明朝朝廷增加那么多收入呢?

隆庆开关之后，明朝的对外贸易水平相比之前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的层次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进步的基础是之前嘉靖皇帝对全国各地的贸易打压政策。隆庆开关则是对过往失败政策的小修小补。虽然帮助明朝吸纳了不少收入，但整体来看还是不宜高估。

在隆庆开关实施后，明朝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出海进行贸易。这是自朱元璋建立王朝以来，朝廷对于海禁政策的首次破冰行为。明朝政府每年发放50张贸易通行证，让漳州地区的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如果没有获得这种许可，擅自出海依然被视为犯法。

后来，由于地方上反应强烈，才将许可证增加到了每年100张。但需要由漳州和泉州两地的商人分享。一直到最后，每年的许可证也不过是110张。

由于将偌大的贸易需求都压制在月港一个地方，隆庆开关在执行后的确形成了收入井喷效果。仅1576年一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就已超过万两白银。到了16世纪末的1594年，通过月港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超过了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喜出望外的明朝朝廷，因此将月港赞誉为“天子的南库”!

但这并不能说明隆庆开关就提高了明朝的对外贸易水平。因为这点贸易量相比之前的宋元时代，甚至更早的隋唐时期，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放在明朝的特殊封闭环境下，显得非常特立独行，具有跨时代的意味。早已成形的东南海洋贸易经济，并不由隆庆开关而得到确立，更没有因为区区一个月港而有了显著进步。

哪怕是在明太祖到明武宗之间的贸易管制时期，明朝都为不同方向的朝贡体系，预留了多个口岸。南洋各国可以从广州上岸，琉球人需要去福州交易，日本人则必须到宁波纳贡。北方的山东海岸，还有针对朝鲜一家开放的蓬莱港。至于西北地区的兰州，也继续同西域有着浅薄的商业往来。至于民间和地方势力的走私天堂，就更多了。

同时，隆庆时代的贸易开放政策，也并不仅仅限于月港这一个地方。成为远东贸易中转站的澳门，就是在当时开始租借给葡萄牙人。山西北部的大同等地，也正式同蒙古部落召开了马市。

相比之下，月港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只准获得许可证的本国商人出入，而没有接待外方来客的义务。17世纪抵达东方的荷兰人，一直希望在福建沿海开通贸易口岸，却总是被地方官给强力驳回。

至于明朝朝廷为何会选择月港，本身也极具讽刺意义。月港本身位于半封闭的沿海峡湾之中，附近还有群山丘陵阻隔，是交通并不方便的地方。但正因为如此，让月港在16世纪的前期，躲过了嘉靖时代的绞杀政策。明朝选择在这里试点，就是因为月港没有像浙江的双屿那样被自己的官军摧毁。封闭环境也容易被官府掌控。

所以，隆庆开关虽然效果显著，但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改革。漳州本地的商人，只能用这些通行证去文莱以西的马六甲和暹罗等地贸易。泉州本地的商人，也只能获得许可后去文莱和吕宋贸易。这些数量相比庞大的沿海经济需要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月港的开关，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是官营垄断经济的改良。这种模式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更大规模的实践。其影响力与获得的收益，不仅高于地形封闭的月港，也超过了明朝治下的诸多口岸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