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为鉴：从“公用钱”制度的成败看三公经费（一）

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五代十国时期，官员苛敛于民以丰自身腰包的教训，加之杯酒释兵权的承若要传食诸侯之义，设立用于养功养才养廉的“公用钱”制度（作用与方式大概与现代的三公经费雷同，但性质不一样哦）。

其利国利民利官，在北宋前期得到了大量官员与百姓的支持维护，《宋史》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宋庆历三年，皇帝下令削减“公用钱”，被范仲淹等大臣联名上书抗议：

“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

可见赵匡胤初衷是又好又全面的，其在改善官员福利待遇，缓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及良好的效果，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亮点。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是皇帝之下的法制社会，说到底还是人治社会，对统治者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都是治国英才，也不是所有儿子都喜欢走皇帝这个职业。

所有在后期，皇帝素质参差不齐的时候，权利顶层出现了对腐败的容忍， “公用钱”制度就出现了大量问题，腐化了相当大的一批官员，官场也被搞得乌烟瘴气。

造成了大量的公用资源的浪费，致使宋朝的财政负担与日俱增，也加重了宋朝“积弱”。

我国的三公经费问题与宋朝“公用钱”制度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颇多的相似，直接结果都是公共资源被极大浪费，被私人据为所有。

所以说关注“公用钱”的失败的原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失败的原因：

1：宋朝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腐化对自身制定的法律，带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大量法律形同虚设，对于贪污挪用“公用钱”的官员的处罚较轻，甚至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没有起到法律应有的威慑作用，对于那些贪污老虎更是无痛不痒，无所谓，所以“公用钱”贪污问题愈演愈烈，变得是无忌惮，猖狂无比肆意践踏那些法律的约束。

2：后期，官员在“公用钱”上，变得花样的玩，各种挪用，各种贪污变得司空见惯，甚至在后期成为了一种官场的新常态，整个官场被弄得乌烟瘴气，你不贪还显得不正常了。

3：宋朝中央政府在后期，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压力，改变一直以来中央统一收税，统一拨发行政资金的制度，改用“地方自给自养”的方式，中央把财政大权下放地方，这时虽说缓解中央政府的压力。

但是，也变相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公用钱”制度就成了地方官，敛财的重要的工具，升官发财的聚宝盆。

4：宋朝“宽典治国”的治国理念，使得宋朝的法律从建国后，就越变约宽容，法律对官员犯罪的处罚也变得宽松，犯罪成本大大降低，官吏贪污与挪用“公用钱”的犯罪也随之越来越多，可见法网的宽严与官场的清廉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宋仁宗朝的富弼曾这样感叹过：“祖宗朝，吏犯赃至死者，未尝贷，是国有定法，而犯者绝少。近年臣僚受赇至死，率蒙宽恕，是恩无极刑而犯者愈多，是法不足以禁贪墨也”。

显然只有法制严明，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可以威慑腐败行为。

编辑；袁载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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