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大婚之礼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清廷于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公历1912 年 2 月 12 日)接受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宣布退位。皇宫外朝各部衙门皆被裁汰,只保留皇族、内务府与宗人府处理内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皇帝逐渐长大,对于在紫禁城的前清贵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溥仪筹办婚礼。
这场婚礼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据清代礼制所载,“大婚”是指皇帝的婚礼,如果皇帝在即位前已成婚,那么仅在登基后举行册封仪式,如把福晋册立为皇后。因此,只有幼龄即位、长至适婚年龄的皇帝才有大婚之礼。而综观清代长达268年的岁月里,仅有4位皇帝在位时举行过大婚(溥仪大婚已逊位,故不列入),即顺治帝、康熙帝与清末的同治帝、光绪帝,他们都是幼主继位,由母后(孝庄太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因此直到大婚才册后立妃。
这场在民初举行的溥仪大婚仪典,与上述4位皇帝的大婚相比规模较小、花费也少,还是遵从满族习俗在凌晨安排迎娶,仍吸引不少中外人士的目光,更是占据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这场大婚,不少前朝遗老纷纷入京贺喜,但满清遗老集结北京,颇有满清誓师、效忠大会的声势,让民国北京政府产生疑虑。虽然民国政府支持举行溥仪大婚,也出力不少,如派出警力维持迎娶时的交通秩序、通融皇室开城门等,但并不代表民国政府允许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再次上演。而大婚过后,是否应该废除优待清室、如何彻底消除帝制等议题,又再次困扰民国政府。
以传统儒家社会观念来说,成婚等于成人。这场婚礼过后,溥仪将以新的身分面对外界,而溥仪本人事后多年回忆当时结婚心境表示:“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溥仪并没有说错,翻开清代历史,前述四位幼主继位的皇帝多是大婚的同时开始亲政,顺治帝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行亲政典礼,同年八月举行大婚,时年 14岁;康熙帝则是在11岁大婚,到13岁时才亲政。而同治帝是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大婚,来年正月亲政,时年17。光绪帝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行亲政典礼,同年闰四月举行大婚,时年16。与他们相比,17岁结婚的溥仪,徒享皇室“大婚”之名,却无“亲政”之实。
毕竟大婚亲政在清代有例可循,不能怪民国政府担忧溥仪大婚后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当溥仪于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后,政府随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分组查封宫殿,最后在养心殿发现一封打算于1924年春夏时密谋复辟的文件,里头有康有为请溥仪外籍教师庄士敦代奏游说的信函,还有内务府大臣金梁详列如何密图恢复等奏折。委员会立即决定将这些文件发表公诸于世,甚至具函控告溥仪蓄谋背叛民国政府,不过因临时执政段祺瑞已发布大赦令,最后此案以不起诉处分。
这场大婚,对于溥仪、逊清皇室而言,都件重要的分水岭。这场象征成年的大婚,是溥仪萌芽恢复祖业的开端,想要摆脱从襁褓以来受人摆布的状态。对前朝遗老来说,这场代表少主成年当亲政的大婚,在动乱的时局里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盘据在紫禁城的清代皇室,是要被舍弃的旧时代、旧文化的象征,且溥仪成婚、成人,势必要“当家作主”,北京政府又怎么可能会放任溥仪在紫禁城中坐大呢。
于是,新婚不到两年,溥仪便被驱逐出宫,不过民国政府可能没有想到,本是清除帝制残余的行为,却埋下日后溥仪东山再起的伏笔。溥仪离开深宫禁院的限制,却又沦为国际政局中的棋子。一心想祖业的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欣然前往东三省建立满洲国。溥仪的一生虽经历三次登基,但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他的“亲政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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