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制度 清朝文字狱到底有多可怕?清朝文字狱的巨大危害和影响有哪些？
清朝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清朝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和汉人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历史上，文字狱案件比比皆是，金朝的翰林学士张钧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然而从规模以及残酷性上来说说，清朝尤其厉害。甚至可以说“文字狱”就出自这个时代。清军打败李自成入主中原之后，因满族只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当时汉族文人看来“蛮夷”不足以统治中原，所以出现了各种反清言论以及著述，这些种种对于清朝廷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如不镇压，简直寝食难安。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严刑一年后，流放沈阳。而后，毛重倬因刻写的序文不属上“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时期，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因出版的《明史》在叙及南明史事时，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被处以斩刑，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虽然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雍正时期，年羹尧为清朝大将居功自傲，因祝贺的奏表，字体潦草，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群臣起而攻之，弹劾九十二条大罪。胤禛随即让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当即被革职，后来在他的诗集里又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查嗣庭因出了一道 “维民所止”德作文题目，雍正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查嗣庭被折磨含冤死于狱中，又受到戮尸之辱。儿子惨死狱中，哥哥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康熙和雍正在位期间，有案可查的加起来共四十余起，可乾隆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发生的文字狱多达一百多件，比中国历史之前的文字狱总数还多。文化恐怖政策达到空前。1739年曾任礼部侍郎的沈德潜去世不到一年，被挖坟鞭尸，且株连九族，而翰林胡中藻仅仅因为他的诗集里的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也锒铛入狱。
据说广西有个老人拦了巡抚的轿子上书皇帝，其内容也是一些治国建议，结果清帝以一草民也能妄议朝政为由，全家抄斩。更搞笑的是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乾隆把文字狱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知识分子如履薄冰，文人们心口不一，三缄其口。
从嘉庆帝开始，清朝帝王结局大多凄凉。哪怕有励精图治的心，然而面对当时西方都已经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清朝内部早已是一片烂泥，最终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不堪一击，落得灭亡的下场。
文字狱尽管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可以说清朝让整个文字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总数比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和还要多。在清朝文字狱中我们熟知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等，但谁是清朝文字狱的第一案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叫韩宗騋,广东博罗县人，出生于明朝的官宦人家，父亲曾任明朝礼部尚书。从小便文采出众，好交朋结友，也经常抨击时弊，算是一个愤青。尽管韩宗騋心有报国之志，但无奈朝廷腐败，阉党当权。明朝早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身为一介书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随着父亲的去世，他感觉到心灰意冷，于是在1638年在江西落发为僧，法号函可。
函可虽然出家，但毕竟红尘未了，始终想以天下为己任，在听到南明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复国之后，心中满心欢喜，就怀着一丝希望来到南京准备寻机参与复明大业。但没想到的时候，清兵顺流而下，朱由崧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不到一年就覆灭了。
函可将自己亲眼所见明朝军民拼死守城和清军大肆杀戮以及一些志士仁人可歌可泣的事情记录在了一本名叫《变纪》的小册子里。清兵在占领南京后，管控很严，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函可只能找到洪承畴帮忙。洪承畴考取明朝进士时，函可的父亲正是洪承畴的座师，基于这层关系，洪承畴给了函可一块通行令牌。
原本拿着这块令牌本该畅通无阻，但却在出城时受到了清兵的仔细盘查，最终发现了《变纪》书稿。随后清兵对函可进行了严刑逼供，要他说出背后的主谋和同党。但函可始终咬定就是自己一人所做，后以谋反大罪将他移送北京。函可一案因为涉及到了洪承畴，吏部甚至建议将洪承畴革职查办，但顺治皇帝考虑洪承畴平定江南有功，而且也需要给明朝降将一个榜样，于是对洪承畴予以了赦免。对于函可也没有处死，而是将他发配到了沈阳。函可所著的《变纪》的书稿当时便被销毁，所有书稿内容从没有得以流传，书中到底记录了多少明朝军民的悲壮和清兵的残酷都无从知晓了。
满清文字狱的巨大危害和影响
满清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满清文字狱是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钳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从著述文字中罗织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罪状的狱案。在满清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传统文化惨遭摧残扭曲。雍正十一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不敢议论时政，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学风”。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
龚自珍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中，希望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满清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
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满清文字狱销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乾隆年间，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各地广泛献书之机，大肆搜查“违碍”之书，寓禁于征，使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
清朝文字狱是满清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清朝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
当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清朝文字狱与清朝中晚期的其他各种消极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挨打，使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任凭外国列强随意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