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侯国楚国是由什么民族建立的? 楚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大的？

楚国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楚人立国之初非常贫弱，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在春秋时期开始崛起，称霸南方。楚国是什么民族建立的？楚国是怎么走上强国之路的?

东周时期的楚国先民来自哪里？经过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现已基本确定是来自中原华夏族团祝融部落的一支。《史记》、《大戴礼记》、《世本》等多部历史文献对楚人族源的记载大同小异。由于其他史著对这方面的描述多少有些神化，而《史记》的描述则没有“神化之笔”，可信度相对高，故以《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为代表，引述如下：“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这段话将楚族起源的世系表述得很清楚，楚族的祖先是中原华夏族团的首领颛顼。他的重孙重黎和吴回兄弟俩相继担任火正，被封为祝融。火正是专门管理民事的职务，祝融则是一种称号。楚族的先人季连姓芈，是吴回的孙子，是颛顼的第六代子孙。

颛顼姓姬，为什么季连却姓芈呢？季连是楚族的先人，为什么楚国的国君却姓熊呢？因为当时的部族之姓的发展形式，和我们现在的父母姓氏代代不变地传给子女的做法不一样。颛顼传到季连这一代，虽然还只是第六代，但人口增长很快，已经形成了季连部族。新生的部族为了与先祖部族有所区别，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代号，相当于一种派生做法。芈姓则是季连部族的代号。

先秦时期，姓与氏是两个概念。姓相当于部族的代号，氏则是部族中各分支家族的代号。一个部族只有一个姓，但可以有多个氏。这是从原始氏族公社社会中流传下来的习俗，以姓维系血亲部族关系，以氏区别分支脉系。氏和姓一样，如果家庭人口多了，再进行分支，自成一家，可以另选他字用作氏，但是遵从同一个部族的姓。

季连部族的姓是芈，部族首领，即楚国国君的氏则是熊。史籍中对于楚国国君的介绍往往称为“芈姓熊氏”。楚国著名人物屈原是楚武王之子屈瑕的后代。屈瑕自成一支，不再用“熊”为氏，另用“屈”字作为氏，但是屈氏一门仍姓芈。

关于楚族的起源，除了《史记》、《大戴礼记》、《世本》等史籍有系统的介绍，在《左传》、《国语》中也零星地提及了楚族的先祖是祝融，先祖姓芈。1987年，湖北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的包山岗地发掘出楚墓群。其中的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楚国高官邵陀。墓中出土的竹简中记载，他所奉祀的祖先中有老僮、祝融等人。据专家考证，老僮即前文所述的卷章，是颛顼的孙子。邵陀是楚昭王的后裔，可见他对楚族先祖的脉系索述与史籍一致。

除了竹简，各地还出土了很多楚国青铜媵器，其铭文刻印楚族的先祖姓芈，也印证了各种史籍的记载。媵器是古人专门给女儿陪嫁制作的器物，周代的风俗是同姓不通婚，谈婚论嫁必须说明姓氏，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很多媵器在铸造的时候就刻明了这一点。比如，西周时期的楚国贵族季苟之女的楚季苟盘，约春秋时期楚王室的后裔屈角之女的楚屈子赤角簠，楚共王之女的随仲妳加鼎[7]等媵器，都是为她们的父辈为她们出嫁打造的，媵器上的铭文都注明了嫁者的先祖姓芈。季苟是楚国国君熊仪的孙子，其家族为芈姓季氏。

可见，不管季连的后人分支成楚族王室熊氏，还是屈氏、邵氏、季氏等多个氏族，他们世世代代都牢记自己姓芈，同为祝融后人。这也佐证了史籍中关于楚族先人来自中原祝融部落的分支——季连部族的记载。

商代中期，苗蛮族团与华夏族团结束了长达三千多年的对抗，苗蛮地区并入了商代版图。新的历史时期来到了，正如季连部族的先人设想的那样，深居荆山的部族在和平时期渐渐把视角投向山外，寻机发展。商代末期，部族首领鬻熊带领部分族人，离开荆山，来到图3中的黄圈区域——丹水和淅水的交汇地[1]，大约在今天襄阳地区老河口市的位置生活。这里属于丹水流域。丹水流域由于盛产既是颜料、又是药材、还是矿石的丹砂矿而得名。丹砂，就是朱砂，是重要的经济资源。鬻熊作为部族首领，亲率部众居于此地，显然是来开发矿产，发展部族的经济。

多年以来，季连部族隐居深山，如世外桃源，不问世事，为什么此时要走出去另谋发展呢？这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季连部族起初只想找到一块栖息之地，几经比较，选择了荆山，伐木开垦，种田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耕猎生活。可随着部族人口的增加，靠山吃山的资源渐显不足，作为部族首领的鬻熊不能不考虑向外发展，来满足日益庞大的生活需求。当一个部族有了走出深山、面向外界的愿望，它的自我意识渐渐变强。与外界交往，需要介绍自己来自哪个部族。于是，千百年来寂寂无名的季连部族为自己取了名字——楚。

关于楚族的得名，史学界众说纷纭。随着清华简《楚居》被发掘，很多专家开始倾向于《楚居》中的说法。《楚居》中写道，鬻熊的爱妻妣厉在生儿子丽季的时候，出现了难产的现象。原文是：“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厉宾于天。巫咸赅其胁以楚。氐今曰楚人。”

这段古文的大意是，妣厉生丽季的时候，没有出现以前顺产的情况。妣厉大出血，产道破裂，丽季才生了下来，但是妣厉却死了。巫师用楚条将她破裂的产道缠合起来，将尸体入殓。因此，季连部族就用“楚”定为自己的名字，自称为楚人。巫咸是上古时期的名医兼名巫，这里代指有名望的巫师。

这段历史读来令人痛心。虽然大出血仍是当今最常见的妇产事故，但是在当今医疗技术、卫生条件都非常好的情况下，妇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了。即便在生育过程中，发生了产妇大出血的急性事件，也能通过输血等手段进行施救。妣厉不是头次生孩子，谁也没想到，她会因为难产而死，而且死得如此凄惨！妣厉与鬻熊的感情非常好，在丽季之前，他们还生有一个儿子，她的死对鬻熊的震动很大。楚族由此定名，这和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沙贾汗皇帝因为心爱的皇后泰姬死于分娩而兴建壮丽的泰姬陵一样，沉痛的悲剧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决定。

楚的本义是高出杂树丛的荆树。荆条因为布满小刺，会刺痛皮肤，甚至会流血，所以在古代常常被制作成惩处有过错的人的罚具，故而有“负荆请罪”的行为，有“痛楚”、“苦楚”等引申词汇。用“楚”字来为部族定名，不仅仅是纪念妣厉这位因为生育而死去的母亲，更是楚人对生存不易、珍惜生命的深切感悟。“楚”之名，使楚人时时想到自己来自经过颠沛流离、落脚荆山的“苦楚”部族；想到经过母亲极其“痛楚”的生育，才有了自己来之不易的生命。“楚”字从此铸入楚族的血液里，成为时刻鞭策部族奋发图强的原动力！

商代末期，商纣王的暴政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反商声潮渐起。商朝的方国周国渐成反商的主要力量，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程度。鬻熊审时度势，毅然率部投向周文王，参加了灭商战争。千年以来，楚族在苗夏对抗之中，多次遁入深山，始终处于中立，为什么在商周之战中，会选择投入一方参战呢？

在苗夏之战中，楚族因为处于中立，不得不随时根据战势的变化逃亡迁徙。即使遁入深山，也一样没有安宁日子过。楚族最终选择了北通南阳盆地、南通江汉平原的荆山作为栖息地，仍然是出于可以随时选择逃亡方向的无奈之举。整个部族永远在准备随时逃亡，处于极不安稳的状态。如果此次仍和以前一样中立，战火燃到荆山地区后，等待着楚族的是不是又是逃亡的命运？

楚族荜露蓝蒌，辛勤地在荆山开垦多年，兴建的房屋，积累的收成；在丹水流域开发丹朱矿的营生，都有可能就此为零。难道又要择地，重新开始吗？周国虽然还不足以灭商，但已是民心所向，胜利在望。投奔周国，才有可能保住部族的劳动成果，为今后的发展，获取一线良机。

鬻熊投奔了周文王，并被周文王收为义子。可惜的是，没多久鬻熊就在战事中死去。更为遗憾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建立周朝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却没有想到已经牺牲的鬻熊。直到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才补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封地就是楚族在荆山的方圆五十里的既有区域，爵位的称号和诸侯国的称号都是“楚”。

尽管熊氏后人被补封，但仍反映了周王室对于鬻熊的牺牲十分冷漠。周成王既然补了封，周武王就不可能不知道鬻熊之功，说明周武王根本不愿意封赏熊氏后人。周成王继位时，年纪还小，由叔父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年的周成王。史学界对熊绎受封是在周成王亲政前，还是在亲政后颇有争议。

但不管如何，连周武王都没有提过的鬻熊，年幼的周成王又怎么会知道在祖父周文王的时代，还有这么一位已经牺牲了的功臣呢？不管熊绎是周成王亲政后补封的，还是周公摄政期间，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补封的，基本可以断定，都是在其他挂念鬻熊功劳的人的请求下补封的。有没有可能是在周公摄政期间，周公本人记挂鬻熊的功劳而主动补封的呢？不可能。从熊绎被封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点。

时间过了这么久，仍然有人记得鬻熊之功，说明鬻熊的功劳非常大，不封赏是不公平的。既然功劳大，那么补封的情况应该能弥补时间造成的缺憾吧？没有。补封的情况差强人意。古代官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熊绎被封的是较低的第四等级——子爵。而且，熊绎仅仅被封了个爵号，并无寸土之封。

荆山楚族所在地是楚族世代居住之地，是既有之地，按说既然被封了爵，应该再封赏相应的土地才对。如果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楚族所在地也是王土，现在以封授的形式让熊绎合法地拥有该区域，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也应该按子爵的等级授予相应的土地。此时，楚族所在的区域仅为方圆五十里，是男爵土地的等级。这种不匹配、不公平的封赏，令楚国的王室、官员代代挂齿。

对熊绎的补封，仅仅是对楚族的既有区域进行了法定形式上的承认，谈不上什么论功行赏。为什么周王室不愿意封熊氏后人？其实，周王室不单不愿意封熊氏后人，也不愿意封王室成员以外的功臣。周朝建立之初，到底封了多少个诸侯国？史学界没有统一意见。按《荀子·儒效》的说法，是“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也就是说，封了71个诸侯国，姬姓国君就占了53人。

此外，还封了一些周王室的亲戚成员，比如，周武王的岳父，周成王的外公吕尚，被封为齐国公爵。所谓“遍封功臣同姓戚者”，看起来是把功臣放第一，同姓和亲戚放后面。但从封赏的结果中来看，情况恰好相反。“同姓戚者”中，像周公、吕尚这种辅佐武王灭商的功臣是少数，更多的是德才一般、功劳很小的人，比如武王的两个功劳不大、却嫉贤妒能的弟弟管叔、蔡叔。如果姬姓功臣真的很多的话，周文王就不会用收义子这种手段，来笼络才能突出的鬻熊这个外姓人了。

按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开国之君基本上还是会论功行赏。比如，刘邦建立汉朝后，虽然将自己的子侄封了九个同姓王，但还是根据功劳大小封了韩信、彭越等八个异姓王。为什么周朝建立之初，在分封的时候会如此明显地偏私呢？因为周文王领导的灭商战争不是我们在历史中常见的自下而上的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

《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和《高祖本纪》里说得很清楚，秦末起义是以陈胜、吴广等农民出身的领袖带领基层民众进行的一场以推翻秦王朝暴政统治为目的的斗争，农民等基层民众是这场起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不断吸纳项燕等楚国的旧贵族和投降的秦军加入。刘邦本人也只是个亭长，是低级官吏[9]。这场农民起义胜利之后，刘邦如果不封赏异姓的有功之臣，如何能面对推动起义的广大基层民众呢？

《史记》中的《殷本纪》和《周本纪》里也说得很清楚，商纣王为了毫无尺度地追求个人享受而实行重税酷刑，并且对贤明的贵族和官员进行迫害，使得以周文王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不得不积聚力量，共同反对他，以求自保。周国本来是一个方国，后来被纳入商王朝，成为诸侯国。

商周之战，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贵族为领导核心和主要推动力量，吸纳各方官民加入到队伍中来，进行的其实是贵族阶层内部的斗争。商周之战看起来与秦末农民起义都是推翻王室政权的斗争，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商周战争取得胜利后，周王室理所当然地大块朵颐胜利果实，掰点小块果实分给不得不封的少数功臣。

在周王室眼里，鬻熊再有才能，到底不姓姬，周文王收这个来自荆山丹水的一介草莽为义子，只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的手段。这种手段对鬻熊已是莫大的礼遇，他就应该以身相报才对，还要什么封赏？

周成王即位后，他那两个无德无才的叔叔管叔和蔡叔，嫉妒周公摄政，联合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了叛乱[9]。尽管叛乱被平息，但仍说明新生的西周政权仍面临种种不安定因素。如果牺牲了的人就不获封授，那么谁还会为保护周朝政权去战斗牺牲呢？加上有人一直盯着鬻熊这个先例。所以，周王室尽管不愿意封熊氏后人，为了安抚人心，不得不以补封熊绎来做个表范。周王室对已牺牲功臣的冷漠和对王室成员的偏向，反映了统治阶级在切分胜利果实上的自私和贪婪，这为日后包括楚国在内的各路诸侯架空、反叛周王室的行为埋下了祸根。

鬻熊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周王室对熊氏后人虚有其表的封授，这有意义吗？有。鬻熊的初心是使楚族不再在商周之战中重走部族中立、避乱逃亡的老路，并且希望投奔周国，为楚族的发展寻找新的机会。这些目的都达到了。虽然周王室没有按爵配赏，但毕竟以法定形式授予了熊绎的爵位，承认了楚地的诸侯国地位，楚族至少不会像欧洲的吉卜赛人那样长年流浪、居无定所了。最主要的是，楚族从原始部族正式跻身于奴隶制王权社会中的诸侯国之列，登上了一个新的政治台阶！

周成王亲政后，周公不再大权在握，有些人开始向周成王大进谗言。周公受到猜忌和排挤，不得不离开首都丰镐，前往楚国，躲避祸事，不久之后，成王认识到周公的忠仁和自己的错误，又接回周公。这段历史，史称“周公奔楚”。丰镐是丰京和镐京的统称，在今西安西南地区。丰京在沣水西岸，是周王室的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在沣水东岸，是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

周公的封地是鲁国。周武王时期，周公因为要辅佐武王，没有去鲁国就任国君。武王死后，周公又要摄政，仍然无法去鲁国，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去鲁国，代替自己上任。周公归政了，他完全可以去鲁国，也应该去鲁国当“太上公”。然而，他没有去鲁国，说明他受到了严重的猜忌。如果他去了鲁国，与儿子团聚，则正应验了谗言，是去积聚力量，要凌驾于成王之上了。面对严厉的猜忌，周公不敢去鲁国，他儿子也不敢来接父亲。其他诸侯为了避嫌，更不敢接纳周公。楚国却不避嫌疑，接纳了他。

周公奔楚是发生在熊绎被封之前还是之后？不得而知。如果是在之前，楚国还只是深居荆山的一个部族。周公选择奔楚，楚族也愿意接纳他，说明双方互相了解。在灭商战争中，鬻熊及其部众身先士卒，忠勇无比，认识了以仁孝著称的周公。被谗言害得众叛亲离的周公想起还有楚族可以试着去投靠。结果周公受到了楚族的礼遇。他为鬻熊后人没有得到封赏感到歉疚，回到丰镐后，极力促成了补封熊绎一事。

如果是在之后，那么熊绎被封就是在周公执政时完成的。熊绎感念周公的恩德，没有像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而是接纳了他，即使这可能会让周成王起疑。周成王亲政当年，在周国的发祥地岐阳举行了一次大会，召集了所有的诸侯和周边国家的首领。这次大会旨在巩固周朝的统治，树立亲政后的成王的政治影响力，形式上是要让大家共同盟誓，效忠周朝。史学界称此次大会为“岐阳会盟”。这段历史见载于《国语·卷十四·晋语八》中，来自于对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第二次弭兵会盟的描述。

当时，楚国代表要求先进行歃血。面对这种情况，晋国代表叔向要求晋国代表们避其锋芒，不要与楚国争先后，他对另一代表赵文子说：“夫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今将与狎主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务德无争先。”叔向这段话的大意是，霸主的威望，在于他的道德水平，而不在于谁先歃血。

以前周成王召集诸侯们举行岐阳会盟的时候，把楚国看作荆蛮族类，楚国诸侯只能做放置茅蕝、立设望表、与鲜卑族首领一起守护燃烧的火堆，而不能参加盟会。现在楚国能与我们晋国轮流主持盟会，是因为楚国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水平，有了让其他国家敬服的能力。所以，重要的是修炼德行，没必要争谁先歃血。

关于熊绎受封是在岐阳会盟之前还是之后，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从“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这几句话中认为，岐阳会盟时的楚国还没有受封，所以熊绎只能与鲜卑族首领一起守护火堆，没有参加诸侯国君的结盟活动。但是从晋楚争霸的历史背景和这几句话的上下文中，可以看到，叔向的语境中，强调的是诸侯国，特别是成为霸主的诸侯国要有德行，方能服众。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岐阳会盟时，因为楚国不是诸侯国，所以只能与鲜卑族首领一起守护火堆，不能参加诸侯国君的结盟活动；而是说楚国当时德行水平不够，即使成了诸侯国，也被视作蛮族，只能与鲜卑族首领一起守护火堆，不能参加诸侯国君的结盟活动；现在楚国的道德水平已经提高了，让其他诸侯国敬服了，所以争着要先歃血，我们晋国也要在提高德行上下功夫，而不要争谁先歃血。假如当时楚国不是诸侯国，那么熊绎守火堆、不参盟等事件就理所应当，叔向引用的这个例子，也就说服不了其他代表了。很明显，岐阳会盟是在熊绎被封之后举行的。

叔向不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用“德行”的说法，巧妙地转移了矛盾，化解了一场可能爆发的纠纷。但是这仅仅是外交手段。其实从周公奔楚这件事就能看出，楚国的道德素质不比其他诸侯国低。周王室对楚国的一贯蔑视态度才是楚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楚国一直对周王室“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岐阳盟会上的茅蕝和望表都是楚国的贡品。茅蕝是一种野草，是楚国的特产，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能。在会盟活动中，茅蕝一是用来表示位次；二是让主祭者把酒倒在茅蕝上，让茅蕝慢慢吸收，象征着先人享受了祭祀，饮取了祭酒一样。望表，则是桃木制作成的祭祀山川时的标志。在当时，这两样极具祭祀作用的贡品非常崇高，代表了楚国对西周政权的恭敬之情。楚国已经跻身于诸侯国之列了，也献上了诚意满满的贡品，却没有得到诸侯国的礼遇，不能参加诸侯国的会盟活动，只能以藩属部族的身份从事会盟的礼祭工作。

岐阳会盟后不久，周成王迁都成周，再次召集各诸侯国和周边部族、国家首领，举行了成周之会。在《逸周书·卷七·王会解》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大会的盛况。有学者由此认为，其中没有记录楚国参加了这次大会，所以熊绎当时还没有受封。这篇史料确实记载了大会的祭坛摆设、群臣位置和周边部族的贡品，可并没有一一列举到场的诸侯国，所以不能作为熊绎有无受封的依据。

周成王死后，其子周康王继位。楚国和齐、晋、鲁、卫等国一样，照常奉献贡品。其他国家献上贡品后，都得到了康王的赏赐，只有楚国没有得到赏赐。这是因为齐国的开国君主吕尚是周成王的外公，齐国是周王室的亲族；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成王的堂兄弟；晋国和卫国的开国君主都是周成王的叔叔[9]，只有楚国与周王室没有亲属关系。

不论楚国在周王室的蔑视下再怎么谦恭，周王室的历代君王也没有改变对楚国的态度，而楚国这个脱胎于原始社会不久的部族，却展现了它善良淳朴、爱憎分明、隐忍坚毅的良好素质。这个此时还十分弱小的诸侯国，却有着雍容大度、敢于担当的大国气魄。回溯以往，鬻熊对楚族一贯实行的是深谋远虑、长远发展的建设方针。在这种影响下，楚族的代代首领才会不计较周王室的蔑视冷遇，时时以楚国的生存和发展为重。这种素质成为楚国的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康王死后，其子周昭王继位。周昭王时期，虎方国发生了叛乱。昭王命令大臣南宫征伐虎方，结果虎方人逃入了随枣走廊地区。虎方国原本在何处？学者们有的认为在安徽，有的认为在湖北，莫衷一是。随枣走廊是湖北省随州到枣阳的这段道路。这段路实际上是一条峡谷，正好处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像一条狭长的走廊，故称为随枣走廊。随枣走廊的地形，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条通道是南方各国向周王朝进贡、南方的锡料运往北方以及南北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之一。虎方人进入随枣走廊后，倚仗险要的地形，不仅可以躲避藏身、进行战斗，还可以抢劫南物北运的商队、进贡队伍，对周王朝的统治和发展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周昭王决定大规模地发动征伐虎方的战争[1]。这场战争，史称“昭王南征”。

关于昭王南征的目的，也有学者认为，昭王南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南方的铜矿的资源。我国铜矿资源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江西省的铜储量位居全国第一，其次，西藏、云南、甘肃、安徽、山西、内蒙古、湖北等省区的铜储量也很丰富。但根据考古研究成果证明，周王朝所用的铜主要来自山西省的中条山，而不是来自南方各省。

对于周王朝来说，随枣走廊的重要性，除了经贸往来，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运输，那就是锡。我国的锡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湖南、广东、内蒙古和江西，其他省区只有少量。以当时周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是周王朝锡料的主要来源地，其他不在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省区，也与之有包括锡料在内的商贸往来。

昭王南征了几次？史学界都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昭王南征了三次，有人认为是两次，还有的人认为是一次。昭王在位时间是十九年，不管南征了几次，昭王南征的时间都是发生在昭王十六年至十九年这四年里，主要征伐线路如图5，从首都洛阳出发，直奔枣阳，沿着随枣走廊，攻向随州，意在驱灭虎方，恢复交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昭王完成了对随枣走廊的攻伐后，并没有沿原路返回，而是率领大军折向西路，攻打了楚国！随后，昭王在汉江乘船返回。但船事先被人动了手脚，船木是用胶粘合而成的，到了江中，胶液溶解，船木散架，昭王淹死在汉江中。

昭王为什么攻打楚国？有学者认为是因为楚国不再向周王室进贡，昭王要教训一下它。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来自《史记·齐太公世家》中齐桓公率军准备攻打楚国时，责问楚国未向周王室进贡的记载。由于齐桓公把楚国未进贡与昭王之死作为出师楚国的两条理由，所以判断，楚国在周昭王时期就已经没有向周王室进贡了。

周楚关系的变化，最早发生在周夷王时期。周夷王是从周昭王起计算的第五代君王，当时楚国的国君是熊渠，熊渠也是从熊绎起计算的第五代国君。熊渠公开与周王室叫板，要求提高爵位，遭到拒绝后，自行封王。但是周夷王之子周厉王继位后，由于周厉王很暴虐，熊渠很怕他，又主动撤封，回到原位。所以楚国在周昭王时期就停止进贡的说法缺乏依据。如果周楚关系在周昭王时期时是因为楚国不敬周王室而发生了变化，史籍中应该有所记载。

至于昭王之死，一直是一桩迷案，楚国有嫌疑，却没有证据。楚国使者矢口否认，齐桓公也无言可对。此时的楚国，成立才短短八十年左右，国力还十分弱小，根本不具备与周王室叫板的条件。即使被昭王进伐，楚国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从熊绎起，历代国君对周成王、周康王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周王室还是毕恭毕敬的，对周昭王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变，却遭到了周昭王的军事打击。从昭王的行进路线来看，楚国是昭王南征的既有军事打击目标。

为什么要打楚国呢？这和周王室一直以来对楚国的轻视态度有关。从周武王起，周代的历代君王对楚国十分排斥，完全将之边缘化、贬低化。现在周昭王已南征到了江汉地区，无非就是再扇它一耳光，显示王室之尊和继续轻视的态度而已。周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有时越恭敬，主人就觉得越好欺负，越好欺负，就越要欺负，以致欺负成了一种习惯。这种心理对楚国也是如此。

这次攻击对于楚国，确实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打醒了这个一直默默承受着不公正待遇、仍恭恭敬敬地侍奉着周王室的诸侯国。从避事避祸、四处流浪的季连部落，到为周王室冲锋陷阵、灭商牺牲，到不受封赏、静默多年，到受封之后，屡遭低封爵位、有名无实、贬出会盟、只贡无赏，楚国的忍辱负重，只是为了能偏安一隅。

然而，这简单的心愿，楚国再怎么与世无争，竟也无法达成！昭王的进攻，等于是告诉楚国，无论你怎么卑谦，我都容不下你！今天打你一下，就是告诉你，想什么时候消灭你，就什么时候消灭你！在这么无情的生存现实下，要想不再成为流浪的部族，能继续生存下去，楚国唯有奋发图强、发展经济；要想不再成为人家想打就打、随时可以消灭的对象，楚国唯有加强建军、保卫家园。

从妣厉、鬻熊离世起，楚国人就铸就了坚强团结、勇往直前的性格；周公奔楚，已经展示了楚国人不畏强权的一面。正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所言，楚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楚国人坚韧奋进的血液被昭王的一记耳光激活沸腾，大彻大悟，从此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自强之路。楚国在韬光养晦、努力发展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了急速扩张，迅速成为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都不敢小视的赫赫大国，在东周的舞台上，展现了它靓丽纷呈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