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落日下的大明帝国 弘光政权有数十万军队，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于五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朱由崧在位仅八个月便覆灭了。
1644年4月25日，北京城破，崇祯帝殉国。虽然名义上大明已经成了历史，但1644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依旧处在大明的统治之下。
（一）大明的备用行政体系
闯王进京，清兵入关，整个北方兵荒马乱，战火洗劫之下，一副末日景象。但此时的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依旧处在明廷的统治之下，北方的战火尚未能波及到这里，但平静很快被打破。虽然因战火导致消息不畅，但最迟五月，南京还是得知了京师陷落的消息。这时明成祖朱棣当年的设计开始显现作用，他早已为自己的子孙想好了退路。
明成祖在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保留着和北京相同的一套行政体系,南京一直承担着备用首都的角色。既然确认了京师陷落，南京的行政体系便立即运转起来，唯一的问题是，差个皇帝。首先是确认崇祯帝的死讯，要不然刚立完皇帝，他老人家从北边风尘仆仆的赶来，你还活不活了。
其次就是考虑继承人了。“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崇祯帝有三位皇子，但是都失陷在北方，音讯全无。现在南方手里有的都是些南逃的藩王。排来排去，只有福王朱由崧最合适，神宗嫡孙。但东林党人不想立福王，想去立璐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璐王更加贤明。这种理由说出来鬼都不信，祖制立嫡不立贤，就是因为贤明这种事根本没法量化比较，徒增事端。再说一个“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王爷，能贤明到哪去？
（二）东林党和福王的恩怨
东林党人为什么不想立福王？这事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那时候还是万历皇帝在位，万历不喜欢宫女所生的长子朱常洛，迟迟不愿立为太子。万历想要立的是更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但大臣们不答应。朱常洛并无过错，怎么可以废长立幼，违背祖制。于是就是一场浩浩荡荡持续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
虽然最后以万历皇帝的妥协，立朱常洛为太子而结束。但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和郑贵妃以及朱常洵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此后的“梃击”案，“妖书”案，“移宫”案更是将梁子越结越深。而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正是眼前这位小福王的父亲。东林党人就是怕小福王继位之后算东林党的旧账，但立璐王又违背祖制。东林党人一犹豫，就有人钻了空子，拥立新君，这可是天大的从龙之功啊。
（三）窝里横的大明王师
马士英联合江北四镇的武将拥立福王监国，也就是弘光朝廷，抢下了这从龙之功。武将集团赌对了这一次，地位和权力大幅上升，以文制武成了空谈。这江北四镇就是指刘良佐、刘泽清、高杰、黄得功这四支驻扎江北的军事势力，也是南明朝廷能调动的最大一支兵马。但这四位本就是老兵油子，高杰和刘泽清更是北边退回来的败兵，现在又有了“定策”之功，更是飞扬跋扈。史可法虽是督师，但以文制武都成了空谈，史可法又如何指挥得动这帮有着辖地财政权的兵油子，难不成要用孔孟之道感化他们。
指望他们去剿寇平虏是不可能了，争权夺利，打起自己人来倒甚是骁勇。最可怕的是整个弘光朝廷对满清依旧抱有幻想，觉得满清是吴三桂请来替崇祯皇帝报仇的。还跑去和谈，要“联虏平寇”，完全忘了当年关外和满清打生打死这么多年，真是天真的可以。半幅国土都没了，结果文官想着争权，武将想着夺利，敌人还没南下，自己人先打得头破血流，大明的这套官僚体系真真是已经烂透了。指望这帮人中兴大明，还不如多去孝陵磕磕头，指望洪武爷显灵呢。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南初安，文武备位，有数十万军队，可直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还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部仓皇西撤。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民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央政权的情况，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国的东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金元时期的南宋，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
明朝的情况又更为特殊，又或是说更为得天独厚。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南京仍然保留了各个机构，俨然就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唯独缺少的就是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缢之后，南京就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实际上，早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就有一些明朝官员把南京看做是复辟的希望所在，想办法逃到南京。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官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事实证明，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江北地区的原明官员和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
在众多支持南明政权的官宦、地主阶级中，河南巡抚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自跑到南京向弘光帝建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部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城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
陈潜夫这番话说的言真意切，可惜，弘光帝一句也没听进去。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
以史可法为首的南明明朝官员曾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的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入龙，主事雷縯祚，浙江台绍兴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知县宋腾熊等，他们各发檄文，显示了与农民军势不两立的决心。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惊惶之余，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难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血缘关系稍疏，福王朱由崧为明神宗亲孙，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以服天下人心。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东林党人因与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交恶，担心若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但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数占优。淮安巡抚路振飞说：立贤则乱，立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
此外，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他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政权短命而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在杭州时，常命太监为他搜求古玩，指甲长达六七寸，还用竹筒加以保护，其人由此可知。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假使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相，其结果与福王、马士英没什么区别。
五月初三日，福王颁布了监国诏书，内容写得很有文采，行文对仗工整。此外，诏书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同一天，福王还颁布了哀悼崇祯帝的诏书，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诏书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宣布即帝位于南京，以明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失守了。不到一年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弘光政权有数十万军队，为何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了?
第一，福王即位就是一个错误。福王不是根正苗红的继承人。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城前，曾给太子朱慈烺和两个儿子下令，让他们在李自成破城后趁乱逃出，保留大明火种，结果全部被李自成俘虏。后来在李自成被清军打败后，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撤回西安，崇祯的三个儿子不知所踪。崇祯帝领走时没有交待这皇位继承人是谁才造成了南明政权内乱的问题，崇祯皇帝是很潇洒的以死殉国了但却留下了个烂摊子。根正苗红的继承者没有了，只能拥立藩王。
于是明朝的遗臣们开始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各显神通，而阉党的余孽趁机拥立福王朱由崧上位。福王虽然是大明血统里最接近皇位的人，但其本人有很多缺点，贪图奢华，肆意妄为。作为亡国之际的拯救者本来应该是挽江山于即到，但福王登基后，便在南京城大修宫殿，肆意搜刮百姓的财物，毫无大明将亡的危机感，国难当头加上亡国昏君，南明怎么看都要死的透透的。
第二，南明弘光期间党争不断，祸国殃民。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末党争，当时的东林党、浙党、阉党之间相互攻讦，争夺政权加剧了明朝的内耗。在弘光政权期间，因为弘光帝是被阉党余孽拥立上位的，东林党人和阉党互为大敌。在清军不断紧逼的情况下，朝廷不是考虑如何抵御清军，而是在争夺皇权。
在一年的时间东林党就制造了南渡三案来诋毁弘光帝的正统性，让南明弘光帝的政治权威颜面扫地。甚至为了维护党派的利益，不顾大局调动兵马。当时一个假冒的太子出现在南京，东林党人就指鹿为马，调集己派的左良玉23万兵马沿江东下清君侧。结果被清军趁机占领了长江上游，清军其中一路有了沿江而下俯攻南京之势。
还有东林党代表着江南地主官僚的利益，并不是代表着大明朝的利益，当大明朝到了危难之际，这些地主官僚们早就给自己估了个好价钱，等清兵来了开门迎降，原来是地主的可以继续当地主，原来是官僚的可以继续当官僚。东林党们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远在民族利益之上。所以在弘光期间，东林党人想的从来不是如何抵御清军，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这样的统治集团如何不亡。
第三，大明的武备松弛，望风而降。多尔衮发布攻击南明的命令后，清军在多铎的率领下二月进攻河南、三月攻占商丘、四月围攻扬州、五月就攻陷了南明的都城南京。一百来天在中原转战近万里，除了了扬州在史可法的率领下抵抗一日之外，很多大明的武将都是望风而降，清军消灭几十万敌军，损失为负几十万。南明的军队争先恐后投奔多尔衮了。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明末将领喝兵血，拖欠军饷，鱼肉百姓已成惯例。整日的奢靡生活早已让明军军纪涣散，真正大敌当前的时候，却畏敌如虎没有抵抗之心。加上清军往往使用红夷大炮攻城，让坚城不可守，也很难守住。加上大明武将和士绅一样家族利益重于国家利益，甚至有的武将因为家眷多裹脚跑不了，会被清军的骑兵砍杀，所幸直接投降了。
南明弘光政权短命还有诸多原因，但最大问题是内斗加畏敌如虎。党争造成巨大的内耗，自诩君子的东林党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官绅和将士只顾阶级利益，毫无守土抗敌的决心，如何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