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汉匈百年战争的导火索马邑之谋是怎么谋划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马邑之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马邑之战是公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策划的一场对匈奴的诱敌歼灭战，但最终却因泄密功败垂成。从马邑之战开始，西汉王朝结束了与匈奴之间数十年的和亲政策，转而兵戈相向。
自汉高帝接受刘敬的建议与冒顿缔结和亲以后，他的继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和亲政策。在汉初的70余年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始终保持着亲戚关系。特别是文帝、景帝时，由于匈奴大规模入侵减少，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
到武帝之初，由于和平、统一、安定的政治局势，休养生息政策得以实现，社会经济获得更大发展，《史记》描写当时的繁荣景象称，老百姓家不仅丰衣足食，还有余粮堆积，地方仓库也堆满了战备物资。京城大户储存的大量钱币因为年久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中央仓库的粮食则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甚至露积在外以至于腐烂。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
事实上，和亲政策并不能确保匈奴遵守条约停止对西汉边境的侵扰，西汉在这一关系中处于被动局面，每年加大奉送数额也是枉然。既然花费越来越大，仍换不来和平安定，汉廷只能改变政策，放弃经济手段，采取武力攻伐。
武力攻伐来制服匈奴的战略思想，一直在西汉各帝王心中延续，到汉武帝刘彻时，这种思想更加强烈。有两件事让汉武帝难平对匈奴的愤恨。一是，公元前 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困白登的“平城之围”，令武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陈平“厚遗阏氏”的解围方式，对汉朝来说是一种耻辱。二是，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冒顿单于写信挑衅、侮辱刚刚丧夫的吕后，这令汉武帝觉得是一种羞辱。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雪耻复仇采取多项措施为军事打击匈奴做准备，例如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士卒充实边防；为了建设一支能与匈奴骑兵对抗的军事力量，将“马政”作为既定国策，同时改革扩建南军与北军，在北军中增设八校尉等骑兵部队，在南军中增设期门、羽林二军，又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产马六郡的“良家子”中选募骑兵，改善军队结构，组建了以骑兵为主，辅以车兵和步兵的新式汉军。
公元前138年，在得知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汉武帝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联合大月氏、左右夹击匈奴的好机会，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经过数年的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准备，西汉王朝反击匈奴侵扰的条件日趋成熟。刘彻的内心渴望一场战争，用大汉铁骑的刀与血来洗刷祖先的耻辱，打出帝国应有的尊严。
尽管西汉对匈奴动武的经济及武力储备皆已具足，但国力的强盛并没有改变帝国沿袭已久的保守与妥协，并且匈奴当时仍是“百蛮大国”，“控弦之士三十馀万”，若欲与之开战，必须慎之又慎，所以在建元年间仍保持了“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的基本政策。进入元光年间，汉武帝连续组织了两次对匈奴的政策讨论。
公元前134年，匈奴遣使要求和亲，武帝召集朝廷众臣商量对策，朝臣分成两派，即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边境官员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王恢是燕人，此前为边疆官吏，熟悉匈奴情势，看到匈奴经常违背和亲约定侵扰边疆，建议“举兵击之”。韩安国是儒生出身，从“七国之乱”中脱颖而出，进而以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登上政治舞台，深得景帝赏识。
他极力反对王恢的战争倡议，认为远距离作战风险太大。这种认识得到了大多数臣僚的附和，武帝只好仍“许和亲”。事实上，西汉王朝虽然经过近70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但“白登之围”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朝廷上下，每次辩论，总是主和的观点占上风，导致汉武帝武力征伐匈奴的阻力一直很大。
然而，情况很快有了变化。《汉书》记载，公元前133年，马邑富商聂壹通过王恢向武帝谏言：利用刚与匈奴和亲，亲信边地之民，可将匈奴引诱到边关然后伏击。汉武帝召集群臣分析讨论。王恢举出秦穆公攻打西戎和秦始皇派遣蒙恬北击匈奴的例子，证明凭借武力完全可以使匈奴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他特意强调西汉的强大，称“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也”。
韩安国反击说，匈奴一直不是中原王朝化内之民，其游牧民族的习性与中原农耕民族截然不同，且匈奴骑兵剽悍难制，游走无定，汉军千里攻击必成强弩之末。这是从具体战略战术角度考虑的争论。王恢回应说，他所主张的是诱敌深入，将匈奴引诱到边关，然后伏击。这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韩安国这才没话说了。
透过史料关于王恢与韩安国争论的记载，不难看出，主战派与主和派最后争论的焦点，就是匈奴难制还是易攻，以及如何打赢匈奴军队。笔者认为，主战派王恢的观点是可取的。他的核心观点是，避开韩安国所担心的“卷甲轻举，深入长驱”的弊端，不深入大漠的不毛之地去跟匈奴硬打，而是诱敌深入，消灭其主力，使得韩安国所说的对匈作战“找不着、打不赢”的问题迎刃而解。
马邑地处西汉的北疆，大同盆地西南端，西依黑驼山，南有句注山，北有神头山、契吴山，东南临桑乾河，遥控长城，毗邻大漠，是中原地区通往塞外漠北草原的必经之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这种地理环境正如王恢所言，“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可形成围而必歼之势。在历史上，汉初时，匈奴就曾因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匈奴先得后失，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很容易将他们引来。
聂壹的计划中，汉军可在马邑集中优势兵力，聚歼匈奴主力，一战即可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军事实力。这个大胆的计划，无疑对汉武帝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公元前133年8月，汉武帝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遣五路大军共30万埋伏于马邑，让聂壹去诱匈奴来攻。这五路大军主将分别是将屯将军王恢、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材官将军李息、护军将军韩安国。各位将军都隶属韩安国，约定在单于进入马邑时纵兵出击。
在汉帝国没有任何官爵地位的商人聂壹，有着炽热的报国之心，他冒险面见了匈奴单于，成功诱使单于亲率10万匈奴大军入侵武州塞，直奔马邑。马邑城外的山谷中，30万汉军精锐已经做好准备。然而，汉军的伪装太过火了，单于率匈奴大军行进至马邑城一百里外，只见沿途牛羊遍野，却不见牧者一人，心中不免诧异起来，于是夺占了附近一座汉军卫所，活捉了武州尉史，问出了伏兵实情，引兵北还。
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汉军的安排，王恢率领的三万大军此时已出代郡，准备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但在得知匈奴退兵后，王恢自思敌不过匈奴大军，不敢单独出击，只好后退。韩安国等率大军主力分驻马邑谷内埋伏，眼看几天不见动静，遂改变原先的作战方案，率军出击，却一无所获，30万大军无功而返。王恢未出兵攻击，让汉武帝万分震怒，认为只要王恢出兵，哪怕斩获匈奴一些辎重，也可以告慰天下人之心，于是将其下狱。不久，王恢在狱中自杀谢罪。
其实，此役失败并非偶然的。欲靠一场守株待兔式的军事冒险，解决汉匈两个民族数百年的宿怨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马邑之围”这种大规模伏击战，数十万大军同时调动，机密极易泄露，战术上也充满变数，其实失败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种下。
马邑之战处理的几点疑问
马邑之战失败后，汉武帝以王恢提出战争却临阵脱逃，将王恢下狱。廷尉判处王恢畏敌观望死刑。王恢虽买通田蚡通过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求情，但仍无法平息汉武帝的愤怒，王恢被迫自杀谢罪。
问题一，王恢到底是否是战役失败的关键。其实，在整个战役中，王恢只是担任截击匈奴的任务，主要是侧翼截击匈奴的辎重部队，他的部队也只有3万人，面对已经识破计划的匈奴部队，王恢无力阻挡整编匈奴撤退。
问题二，关于同样行为的李广部队。同样负责侧翼截击的部队还有李广，为什么同样没有做出攻击的李广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却把战役的所有失败归结到王恢身上。
问题三，其他部队在哪。其他负责主攻的部队为何没有动静，或者说没有同步追击，到底是自保，还是早有约定。
问题四，计谋泄露。这是一场围歼战，而且是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只有高级将领才知道作战计划，匈奴只是攻下一个边防站，就俘获了一个低级官吏，官吏居然能知道这么详细的作战计划，并全部泄露。
汉武帝在通过马邑之战的处理过程，大量削弱其他两派势力，我们可以推理一下，在王恢问题上，他只是一个替罪羊，战败总要找个替罪羊，王恢又是马邑之谋的提出者，虽然不是战败的主要因素，但处理他并无不妥。此外，王恢是丞相田蚡的人，处理相权的人，太后的外戚集团当然是大力支持，而且可以证明和亲要好于战争，这样一来，外戚和相权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相权集团在损失了王恢之后必然报复太后的外戚集团，在斗争中双方势力削弱，最终连宰相田蚡都被拉下马，窦太后的左膀右臂窦婴更是以“伪造诏书罪”被处死。汉武帝顺利的将自己的新人启用，特别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猛将，不仅仅是对匈作战，更为对内巩固中央集权作出重要布局。这就是真实的马邑之战。
马邑之战后，汉匈之间脆弱的和平局面被打破，匈奴开始频繁向汉朝边境进攻。在汉帝国通向北方匈奴领地的大漠上，行进的不再是和亲的马队，而是一次比一次强大的铁骑军团。一个帝国将在铁血中真正崛起，一个英雄时代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