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东林党到底是一群如何的人？阉党魏忠贤和东林党到底谁在误国？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满一个月就一命呜呼，留下一个疑窦丛生的“红丸案”，一个沉迷于木匠活儿的少年储君朱由校，以及一个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黎明破晓，群臣火速入宫。当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赶到乾清宫外时，守门的太监却手持刀棍强行阻拦。从中作梗的人，是深受朱常洛宠爱的李选侍。明朝后宫中一共九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才人、选侍、淑女。

选侍在宫斗剧里连龙套都算不上，但由于朱常洛即位后没有册封皇后，李选侍作为朱由校的养母，一同居住在乾清宫中，她有意在朱常洛死后挟持新君，干涉朝政。大臣们在宫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忍无可忍，上前呵斥：“奴才!皇上召我等入宫，尔等却挡在门口，是何居心!”杨涟气场强大，骂得太监们一愣一愣的，只好放众臣入宫。李选侍仍不愿妥协，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中。

这时，与东林党交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跟李选侍说，皇储必须面见朝臣才能即位，您这样藏着也没用啊。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李选侍就把朱由校交给王安，可看到他领着朱由校急匆匆地往外跑的样子，她就知道上当了，立刻命身边的太监去把太子追回来。然而，为时已晚，众臣先迎朱由校至文华殿册立为太子，之后要求赖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宫，以便新君即位。

为了打倒李选侍，众臣上疏，各显神通。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批评尤为尖锐：“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这是说李选侍要勾引朱由校，以达到当皇后的目的。几番交锋之后，李选侍知道自己确实不是那帮文臣的对手，只好放弃抵抗，黯然离开乾清宫，徒步走到专供妃嫔养老的哕鸾宫。九月初六，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次年改年号为天启。

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外廷，在以王安为首的司礼监协助下，成功辅佐天启帝即位，明朝又恢复到万历初年张居正辅政时“宫府一体”的局面。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东林党人似乎就要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东林党肇始于万历年间，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他们以清流自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多出自社会中的“中等阶级”，处于豪强地主与下层民众之间。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幅对联，反映其高尚的志节，一直流传至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自明末至今，东林党毁誉参半，甚至有明亡于党争一说。其实，东林党议涉及很多问题，他们也曾提出过一些先进的主张。

一是注重“公论”。东林党不赞成君主独断专权，而是希望以“天下之公论”作为君主制的施政基础。在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一事中，东林党极力要求万历尽早立朱常洛为太子，就是因为这关乎到皇帝是否遵守规则和迎合舆论。当时，万历宠爱郑贵妃，本想废长立幼，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结果实在拗不过大臣们，才立朱常洛为太子。顾允成指出：“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在东林党眼中，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此，皇帝的所做作为不能拂逆民意。

二是关心民间疾苦。万历年间，宫中派遣到各地矿监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苦不堪言。如此行为就不符合“公论”，东林党看不下去了。数十名官员对矿监税使提出抗议，李三才上疏谴责：“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帑。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并非只是打打嘴炮，而是付诸行动。他们大多为官清廉，“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被誉为“清节姱修”。在湖广，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因反对税监陈奉残害百姓，惹怒上级，被逮捕入狱，当地上万名百姓纷纷为之鸣不平。

在江南，东林党人钱一本、高攀龙等创立同善会，以救助贫苦为主要目的，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药”，主要经费来自于会员的捐款。这种慈善组织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同善会不仅救济穷苦，还教化民众，劝人为善，比如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以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之人，该会都不予帮助。东林人士一心想重振明朝后期衰败的道德风气，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他们始终不忘经世之志。

可是在很多人看来，东林党中也不乏小人，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等对立阵营并无不同，两派之间的争斗对国事毫无帮助。鲁迅先生评价这番看似公允的言论为“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他又说：“苟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正当东林党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天启一朝却成为他们的噩梦。一个由掌握大权的太监和齐楚浙党组成的政治联合在天启即位后，逐渐掌握了权柄，即所谓阉党，其领袖是魏忠贤。魏忠贤原是一个市井无赖。万历十七年，因为一次赌博，魏忠贤连裤子输光了，一怒之下自行阉割，入宫当太监，真有志气。后世为了贬低魏忠贤，常说他目不识丁。

事实上，魏忠贤也不是文盲。他入宫时30岁左右，虽然老大不小了，可也在宫中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学习过，其老师还是进士出身。内书堂实行强制性学习，“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或责打，或罚跪，绝对不像现在某些高校一样，可以浑浑噩噩混张文凭。因此，魏忠贤好歹也是正儿八经大明宦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

他读过啥书不好说，《水浒传》肯定是读过的。后来，阉党打压东林党，为了让魏忠贤熟悉东林党，作了一本《点将录》，将东林党人仿照梁山一百零八好汉，列为名单。入宫十几年，魏忠贤一直在底层太监的行列，直到通过贿赂，做了朱由校生母的伙食管理员(典膳)，成了朱由校的心腹。魏忠贤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朱由校会将帝国的权力交给他。

升职加薪后，魏忠贤勾搭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与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结为对食。朱由校自小由客氏带大，一直到16岁，还和她住一起，形影不离，感情深厚。即位后，乳母不得继续居住在宫中。结果客氏才离开两天，朱由校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食”，只好不顾群臣反对又把她接了回来。

有客氏相助，魏忠贤进一步取得朱由校的信任。朱由校自小失去母亲，又没有储君阶段东宫师保的教育，乳母、太监、宫女就是他最亲近的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愣是把天子惯成了山村野孩子，也导致他亲宦官而远大臣。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随后又将东林党的盟友王安驱逐出宫。相比繁重的政务，朱由校更喜欢宅在宫里做木工，掌握批红大权的魏忠贤从此一手遮天。

昏庸的朱由校将大权交给魏忠贤，在圣旨中，口口声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朝中大事全都靠魏忠贤“干国精忠”，“一腔忠臣”。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早已看出，魏忠贤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与东林党对立多年的齐楚浙党等纷纷前来投靠，蝇营蚁聚，形成阉党，“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其中，“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臭名远播，朝野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东林党在占得先机的情况下顿失依靠，从此屡遭排挤，东林党人中的一些小人甚至也转而投靠阉党。

魏忠贤得势后，举国上下掀起一场疯狂的个人崇拜，满朝文武对一个阉人歌功颂德，成为晚明一出荒诞剧。魏忠贤的党羽们为了投其所好，为他创造了各种“无上名号”。阉党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称魏忠贤为“殿爷”，将其当作王侯尊崇。蓟州巡抚刘诏不甘落后，称魏忠贤为“老祖爷”，还送去金杯玉器讨好，他听说兵备副使耿如杞见了魏忠贤的雕像只作长揖而不拜，立马对其进行参奏。

这样的称呼似乎还不能满足魏忠贤的权力欲望，于是阉党又高呼“千岁”、“九千岁”，乃至“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样的雷人称号，距离皇帝的万岁仅一步之遥。此外，位高权重的魏忠贤膝下“儿孙满堂”，朝中重臣为了巴结他，声称将其视同亲父。崔呈秀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以干儿子自居。内阁首辅顾秉谦，想效仿崔呈秀，又怕魏忠贤不收，就厚颜无耻地对魏忠贤说，您若是不肯收我这个老头做义子，可否请您收我儿子做孙子呢。

为表忠心，阉党众臣甚至还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说大明“途歌巷舞”，“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都是魏忠贤的功劳，不为他建祠天理难容。阉党似乎早已习惯将功劳算在魏忠贤身上，譬如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与魏忠贤毫不相干，他也不是学土木工程的，可大工完成之后，朝廷上下一致归功于魏忠贤。

辽东战事不归东厂总督指挥，魏忠贤也不懂兵法，可是所有捷报都记在他头上。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袁崇焕率军取得明朝十余年来难得的一次大胜，魏忠贤却独居功劳簿之首，还唆使言官排挤袁崇焕。潘汝桢的奏疏得到朝廷中肯后，各地竞相效仿，为魏忠贤建造生词。当时，全国最气派的新建筑就是魏忠贤的生祠，那建设力度也许可比申办奥运会和世界杯。

蓟辽总督阎鸣泰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一口气建了七座生祠，花数十万两白银。这钱自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还有人将生祠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如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国子监生陆万龄没钱建生祠，但他毕竟是做学问的，便别出心裁地向朝廷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魏忠贤生祠。

他盛赞魏忠贤，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写《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对魏忠贤大肆吹捧的官吏们未尝不知他原先只是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流氓，可是在权力的面前，小人们寡廉鲜耻，卑躬屈膝，他们的名字将和魏忠贤一起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阉党不仅让朝堂乌烟瘴气，还将从古自今一直存在的官场潜规则放到了台面上。后世史书皆唾骂阉党，对反抗阉党的东林人士大书特书，固然大义凛然，但阉党的风气其实从未消失。

阉党的所作所为让东林党的士大夫们十分愤慨。尽管东林党中良莠不齐，也有不少败类，但大多数人还是坚守住了底线。曾在扶持朱由校即位时挺身而出的杨涟不畏强权，上疏陈述魏忠贤二十四条该杀之罪，包括干预朝政、残害忠良、逼死妃嫔等。可是，杨涟写完奏疏，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将其送到皇帝手上。皇帝整天不上朝，在加班做木工活，也不看文件。不出杨涟所料，这份奏疏果然落入阉党手里。魏忠贤读完之后，决心对东林党实施报复。

天启五年六月，杨涟与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被阉党诬陷收受贿赂二万两白银，行贿者为辽东经略熊廷弼。这六名东林党人被打入诏狱。诏狱由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只对皇帝负责，可以不通过任何司法程序，随意抓人，严刑拷打。如今皇帝不管事，那就是对魏忠贤负责。杨涟等六人被捕入狱，遭到锦衣卫镇抚司提督许显纯的酷刑折磨。短短几日后，六人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可依旧宁死不屈。

许显纯一定要让他们交出赃款，可他们为官清廉，根本凑不齐“赃款”。杨涟的老母亲和儿子为了救他，甚至卖掉房子，向乡亲们请求捐款，可还是凑不齐阉党诬蔑其收受的赃款数额。魏忠贤没有耐心等待，命许显纯将六人赶尽杀绝。一夜，许显纯趁杨涟昏睡时，将装满沙土的麻袋压在他的胸口，想活活闷死他，没想到杨涟竟活到了第二天早上，推开麻袋就起来了。

气急败坏的许显纯看杨涟没死，便命人用铜锤将他的肋骨砸断，可杨涟还是没死，又将两枚铁钉钉入其双耳，杨涟昏了过去，可到晚上又坚强地爬起来。愤怒的许显纯看杨涟还活着，用一枚铁钉狠狠地钉入他的头顶，这一回，没有再发生奇迹，杨涟永远地闭上眼睛。四天后，锦衣卫通知其亲友来认领尸体，由于正逢盛夏，杨涟的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据说，杨涟被害之前，曾对其儿子说：“往后万莫再读书，当以我为戒。”一句话，看似平淡，内心悲苦，不可名状。劣币驱逐良币，古往今来，屡见不鲜，唯有无奈。他一个科举入仕的文人，被一个宦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半文盲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能杀身成仁，坚守信仰。为揭露案件真相，杨涟曾在狱中写下血书，藏于牢房的角落。一名狱卒在收拾牢房时发现这封血书，本打算交上去领赏，转念一想，还是留了下来。他的妻子知道后吓坏了，可狱卒却坚持说：“我要留着，将来用它来赎我的罪过。”

一同入狱的左都御史左光斗同样惨遭酷刑，被施以炮烙之刑的他，几乎体无完肤。他的学生史可法得知老师蒙冤，每天守在监狱门外，心急如焚。有一天，史可法终于找到机会，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装扮成清洁工潜入监狱。一见到左光斗，史可法顿时一阵心酸、失声痛哭，他看到老师左膝以下的筋骨全被打烂，炮烙让其双眼失明，只能倚坐在墙根，身体犹如焦炭一般。

左光斗听到史可法的声音，大骂：“蠢货!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国家都烂成这样了，我也是将死之人了，你竟然不顾生命危险来看我，根本是置天下苍生于不顾。还不快走!”史可法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只好跪在地上，默默与恩师告别。他始终不忘老师的教诲，二十年后，史可法站在扬州城头，誓死抵抗，不降清廷，直至城陷，慷慨就义。

被捕的六名东林党人有五人先后被许显纯所害，只剩下顾大章。许显纯担心六人都死在狱中难以服众，就将顾大章提交刑部定罪。刑部会审时，顾大章当众揭露阉党命人严刑拷打、杀害忠良的内幕，可是在阉党的操纵下，还是判决其斩首。顾大章深知无法翻案，在狱中饮毒药自尽，没死成，于是再上吊自杀。此案过后，阉党对东林党人大肆迫害。

第二年，阉党诬陷东林党人黄尊素、周顺昌等七人贪污受贿，将他们逮捕入狱，史称东林七君子案。黄尊素17岁的儿子黄宗羲为救父亲，四处奔走。然而，黄尊素还是在当年六月被杀，临死前他在狱中赋诗一首，长叹：“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东林党人高攀龙在绝望之际，来到东林书院，心怀悲愤写下《过东林废院》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高攀龙以木喻人，坚信有气节的士大夫是砍伐不尽的。写下此诗不久后，高攀龙被阉党追捕，愤而投水自尽。

阉党的好日子，在天启七年朱由校病死后戛然而止。由于朱由校没有子嗣，他的弟弟朱由检接过皇位，改年号为崇祯。朱由检没什么不良爱好，也不愿当傀儡，上台后没不久就勒令魏忠贤退休，到凤阳看管皇陵。这时，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宫中动向，一些阉党的小喽啰也迅速脱离组织。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如同雪片般飞进京城。魏忠贤逃过一死，发配凤阳。一路随从护送，车马相随，四十多辆大车满载金银财宝，途径阜城县南关，在旅店中过夜。

此时，魏忠贤已得到密报，朱由检要置他于死地，于是坐在房中长吁短叹，坐立不安。相传，那天半夜，一个京师来的书生在隔壁房间高唱一曲《挂枝儿》，讥讽其昔日权势和如今惨状。不堪受辱的魏忠贤悬梁自尽，四十车财宝也让随从和百姓一抢而空。

这时，那个藏着杨涟血书的狱卒，将血书拿出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我一生为人仁义，却死在诏狱之中，这不能说没有死得其所，面对上天，我没有遗憾，面对世人，我没有怨恨。在血书的最后他写道：“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

杨涟等东林义士让我们看到一种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值得后世同情，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总结的12个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可是，此时明朝将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已救不了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