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遍布中国的女情报人员多如牛毛类别复杂

抗战爆发后，我国境内的特务活动明显增加，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女情报人员迅速增多。他们利用自身优势，利用人们不打注重女人参与重大事情的习惯思维，从事着不为人知的情报活动。

在这些人活动的形式和特点看，并不千篇一律，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若干类型。既有为我方服务的，也有为敌方服务的；既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也有临时指派使用的；既有动机明确成为无可争议英雄的，又有目的杂乱事后不能自圆其说的。主动参加挺身而出者少，协助加入者为数甚多。

这些人的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尤其是为战后职务身份的甄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一种是直接参加军事任务的女情报人员。这类女间谍通常只是为了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才使用，毕竟培养一个谍报人员的成本要比培养一个士兵高很得多。在重要的战争中，使用这样的间谍往往会收到奇效。例如当时轰动一时的“女英雄”黄百器就是此类。

第二种是情妇类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通常都对相貌有较高要求，而且她们肩负的都是“深入虎穴”的“重大任务”，风险性很高，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回报。她们通过和许多高官的暧昧关系获得了很多价值颇高的情报。

第三种是事务员性身份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打入各级省、市、县政府机关，依靠自身职务获取情报，并发展下线。

第四种是社会低层的女情报人员。她们通常以特殊身份作为掩护，和各阶层人士接触，获取价值较低的信息，风险性也相对较小。这样的女谍出名较难，几乎都不为后人所知。

第五种是以家庭佣人等身份为掩护的女情报人员。这些人往往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据点，成为谍报的中转站。有一次，汪精卫等人在南京的一个宾馆开会，一名女谍就通过服务员之便在一台钢琴内放置窃听器，把会议内容全部记录下来，转给了国民党。

第六种是辅助类别的女情报人员。她们主要充当联络员，这些人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业绩，但是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种是担任宣传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各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