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的经费来源是这样的

1943年毛泽东说：“我们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自己供给……”

其实，在此之前，边区政府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由国民政府接济，直到1941年国民党停止给边区拨款，边区才被迫逐步走向自给自足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蒋介石接济红军，每月30万元。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就根据中共要求应允替代张杨接济红军。1937年2月1日顾祝同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送抵西安。1938年2月4日，善后款50万元经杨虎城交送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20万元。2月5日，毛泽东、林伯渠复电周恩来：“50万元分配大体同意，唯庆阳减少2万元只送3万元，后方增加2万元，送22万元。此50万元是善后费，还是2月份经费要弄清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前蒋介石既托杨虎城经手，我们应按数向杨要，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又指示顾祝同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后红军接受改编，国民政府一直以军饷的方式每月向中共提供经费和物资支援。主要包括：（1）每月固定30万元军饷。1937年6月29日，何应钦为几个月来给中共经费事电请蒋介石：“第三者（中共）经费每月三十万元，三十六年（即1937年）度军务费总预算并未列入，除选送追加预算外，拟总电饬财政部，以后按月如数照拨，以凭转汇。”蒋批允照办。至此，国府正式将对红军的接济纳入公开的财政支出，并“按月如数照拨”，直到1937年8月红军接受改编正式纳入国军序列按新的标准领饷为止。

（2）给红军发军服4.5万套：1937年6月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据周恩来面请发给第三者（中共）夏季服装，拟肯准三万套。”蒋批示：“如拟并电军政部查照”。1937年6月14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据周恩来在恳求谓陕北粮食缺乏，请补发五月份补助运输费五万元，六月份照三十万元发给，又前允发给夏季军服三万套，拟请再加发一万五千套。”蒋批示：“运输费及夏季服装，各照发。”

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接受改编正式纳入国军序列，蒋介石按月给中共部队发军饷。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每个师4个团，人数共为4.5万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1万人。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游击支队共一万多人。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列述：“八路军：一、1937年度月发经常费30万元（法币，抗战初期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下同），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二、1939年8月份起加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到1941年2月共发65.5万元。三、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到1941年2月共发70元。新四军：一、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5月间成立军属分兵站及独立派出所，核定月支兵站费3000元。又自5月16日起，月发米津1.3534万元。自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二、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三、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36万元，又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13.736万元。”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府分别还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以上共计，在1941年之前，国民党共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2700多万元的费用。即便是由于国共冲突国民政府扣发中共部队军费，后来也都基本能够补齐。

除了军饷外，蒋介石还根据中共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奖励。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了八路军大洋两万元以示表彰。

除了军饷之外，蒋介石还给中共配发过枪支弹药。比如1937年8月20日，叶剑英领取了七九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另有土工器具及爆火材料，卫生材料及被服通讯等材料。1939年1月28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请求拨发六五子弹三百万发，蒋批示：“交军政部核发并复”。

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按规定标准，每月供给边区和八路军的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每包165斤），以及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品。

国军中的一些地方部队出于跟中共关系不错或者想中共支援自己抗日等目的，也会经常接济中共部队。比如周恩来与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私交不错，卫立煌向八路军批发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路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后运的大量军需弹药也送给了八路军。据11月13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万余军用品急需后运，至迟月底运完，否则有损失之虞。提议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并派干部到大宁主持工作。”11月16日，周等再电毛泽东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为防溃兵抢劫，提议须有相当的武装来押解。同时，派一连维持平渡关交通，保护船只安全。”

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初期，虽然经费紧张，但仍可勉强维持用度，但随着两支部队在抗战中扩编迅速，人员不断增加，加上物价飞涨，这点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同时，随着中共的快速扩张，也引起了蒋介石警惕和恐慌，他指责中共“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另一方面，开始布置全力削弱中共力量，不断制造摩擦，并在军需经费上做手脚，百般克扣，少发，甚至不发。

1941年1月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也就再也没发放军饷了。

此后，边区政府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为此，边区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种植罂粟等等。在这过程中，王震的三五九旅名闻一时，1944年，该旅不仅做到了自给自足，还“交公粮一万石”。到1943年，边区政府开始有了余粮22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