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两广空军投蒋内情：戴笠派女特务色诱广东空军司令
（胡汉民与蒋介石）
1932年后，两广军阀一直依仗“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声望与支持和南京政府抗衡。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趁机分化瓦解两广，取消西南政务委员会，引起激烈反抗。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旗号，起兵反蒋，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向湖南进兵，发动“两广事变”。戴笠的“特务处”再次投入对两广的作战。
对两广方面的所谓“异动”，戴笠早闻密报。1935年6月，他的部下侦知陈济棠将由青岛调防南海之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扣留，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并更换舰长，减发薪饷，引起士兵愤怒。当时戴笠曾令所属原海军军官的陈涤利用与“海琛”副舰长陈彩文及“海圻”舰长唐静海之旧谊，策动三舰返归中央。6月15日，他们行动时被陈济棠发现，陈济棠立即出动军队从海空两面包围黄埔江面，准备解决之。幸而当时风雨大作，飞机停飞，“海琛”、“海圻”两舰冲出包围，“肇和”舰则因故障未驶出。戴笠向蒋介石报功，蒋介石派海军司令陈策带五万元赴香港慰问。7月12日，两舰北上归入南京海军。
“两广事变”发生后，山东军阀韩复榘联合河北宋哲元于6月21日通电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龙云下令封存在昆明的中行钞票，从经济上支持两广，四川省主席刘湘亦起而响应，形势对蒋介石不利。当时两广共有四十万兵力，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全，特别是陈济棠为谋反蒋，多年来集中财力向国外购机百架，组成庞大的广东空军，加上广西空军，可以与南京一决雌雄，蒋介石为此日夜不安。
戴笠对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主张仍然使用旧伎俩，以暗中策动两广军队造反来化解危机，以收兵不血刃之效。蒋介石即命戴笠率同郑介民、邢森洲等人赴港执行此项使命。
（戴笠）
为重点对付广东空军，戴笠先后派吴乃宪、梁干乔、邢森洲、龚少侠等干员在香港、广东侦察并策反，实行分化收买瓦解。先以十二万港币买通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以每架两万元买通七架哥的士霍德驱逐机及三架轰炸机并二十七名飞行员叛逃南京。
后来，更派出女特务黄佩贞，以色相勾引上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花了四十万港币，换取黄光锐率领全部粤方空军及空地勤人员，在陈济棠就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第三天的7月4日叛陈投蒋，广西空军也同时叛逃，给两广沉重的一击。戴笠为收买两广空军而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并许诺给队长以上的来降军官配发洋房汽车，蒋介石不惜血本的“银弹战术”取得了政治上的超值实效。
（黄光锐）
当时广东海军还拥有新购自意大利的鱼雷舰四艘，极有威力。郑介民派袁日华、李英杰二人运用关系，由该舰队长的亲戚从香港到广州游说，最后在7月12日，由鱼雷舰舰长邝文光、邓萃功率一、四两舰投蒋。
在陆军方面，广东第一军长余汉谋对陈济棠早有离心，经策反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广东东区绥靖公署主任李汉魂、驻广东门户韶关一带第四师巫剑雄、第六师黄质文二部，亦被郑介民运用张尹嵩和巫剑雄等的旧关系而出面说服，于7月16日从韶关撤退。总计广东陆军有四十余名将校军官率部离陈投蒋。
陈济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不自认失败，在7月18日黯然出走香港。
（陈济棠）
戴笠侦知广西李宗仁于7月19日在南宁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决心抵抗到底，以桂柳为死守区。但蒋介石对桂不主张用兵，而是亲往广州，派要员赴广西请李宗仁来广，蒋介石主动先去拜见，并公布二人合影，营造修好气氛。在软攻之下，李宗仁只能顺坡下驴，和南京言归于好。
在事变期间，广西当局曾派南宁军校上校教官段方溪前往湖南，找湘省参议员黄任平、熊国璋，绥靖公署参议何柱帆、李君尧、蔡支华等人，组织“湖南民众抗日救国会”，企图策动湘军响应两广反蒋。戴笠派陈祖康深入调查，破获之。另外，他们还抓获了据称是两广方面派赴宁波鼓动其防守司令起事的陈六安、去上海等地策划学潮的李血泪、哈瓦斯通讯社为两广作宣传的李巧妹等人。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戴笠的特务从中又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
除了两广的特工战，此时戴笠的特务组织还宣称在北方破坏了中共陕西省委，逮捕了书记姚权、西安“抗救会”负责人陈克敏、“左倾”刊物《生死线》负责人王洪德等二十余人；在湖北抓获了鼓动农运学潮的彭石桥、张荣善；在上海抓了“行动委”骨干杨向；在四川逮捕了中共省委书记周从民、委员李哲生等人。
8月间，蒋介石在广州接见郑介民等人，大加勉励。回宁之后，戴笠举行了大型庆功宴会，并向郑介民等人颁发了蒋介石下发的巨额奖金。
据称，从此以后，戴笠的特务处获得了从中央银行无限制支领行动经费的特权。蒋介石对其宠信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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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国民党特务活动史》马振犊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整个活动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生动的记述。全书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全面客观地论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源起、发展及其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大陆的没落结束的历史。全书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文献性于一体，文笔严谨而生动，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拓展了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