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6，戴笠与中美合作所的“暗战”及特工训练揭秘

梅乐斯认为：“把我们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了接受训练的人”。

联手组建

（1943年7月4日，戴笠补签中美合作所协定。左为梅乐斯）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战，美军拟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登陆反攻，需了解相关气象及水文资料，并搜集日军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军事动态。美海军军令部密令曾随舰驻扎中国大陆且了解中国事务的梅乐斯上校与国府商议合作事宜，中方指派戴笠接待，梅乐斯对军统局组织规模、工作效率，以及戴笠领导当时举世最大情报组织之统御能力印象深刻。两国领导阶层采纳建议，同意展开合作，遂于1943年4月1日由国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及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双方领袖签署协议，并于7 月1 日由美国海军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共同组成中美所。

中美所任务包含执行情搜、气象、电侦、心战、游击、运输、秘密行动与通讯等任务，并开办特警、摄影、医疗与外语等训练班队22个，提供先进美军装备技术。以游击训练为例，初期训员以保送各部队优秀人员为主，训期约两至四个月，后期则以整营、整连入班受训；训练地点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及铁道破坏队的驻地附近为主，前后共计训练中方作战部队4.9万余人、工作干部1300多人。

军统局代局长戴笠兼任该所主任，美国海军梅乐斯上校担任副主任，郑介民、李崇诗及贝乐利（美方）上校三人任参谋长，潘其武及史密斯（美方）两人担任主任秘书；总部设于四川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局郊外办事处（美方称happy valley）。

美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为推动战时在华情报工作，曾任命梅乐斯将军兼任该局驻远东总代表。

中美所协议上明定当时中美双方情报交换，有关美方送交中方之情报必须经过战略情报局局长审认后方能进行。该局局长邓诺文将军曾于1943年12月赴重庆会晤戴先生，请中方同意该局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戴先生表达中方立场，要求该局在华干员仅能在中美所节制下作业。尽管秘密人员情报合作未能顺利推动，双方仍合作搜研日军战略情报，以及遂行瓦解日军战斗意志的秘密心战作业，并在重庆成立中美情报训练班。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所乘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局长遗缺由郑介民接替。中美双方由潘其武、李崇诗和贝乐利等在上海会商，草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结束协定”，嗣后正式结束中美所任务。

磨炼新兵

（美国大兵与中国伙计(1945.08 昆明)）

在美国人梅乐斯看来，中美合作所的核心是他来华训练游击队。

梅乐斯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里，共有2500个美国人轮流去中国服役，他们大多数是海军”。但是梅乐斯不仅仅把他们当作军人，更希望是中美合作团队的教练，他写道：“我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中国游击队，与日本人作战。”

中美合作所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训练。绝大多数的官兵被分配到重庆城外的总部，或到遍布中国各地的14个分所去，他们把类似童子军战地训练的计划与谋杀、破坏和小组作战的教程结合使用。

在战争最紧张的后三年，虽然梅乐斯只让26794名学生正式从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毕业，但其训练基地却为戴笠培训了4万至5万名战斗员。

战争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部队包括97000名中国人员和3000名美国人员。梅乐斯无愧地写道：“这支强大的力量消灭了七万个日本人。”

美国情报单位提供的数据令人震惊，梅乐斯在日记中自嘲说：“我们相信，当他们中一些人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时期，曾经参与训练国民党政权最‘恐怖的，专门以绑架、酷刑和杀害等手段’从事迫害整个‘国统区’里的进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他们想必十分震惊，或者无法相信。”

然而事实上却只是，这些美国年轻人与中国年轻人都是群孩子，他们像亲兄弟一般合作无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副手杰克森上校记得，他初到中国时的第一印象，让他嘴巴张得老大，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是被招来的中国新兵们虚弱的健康状况所震慑。

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极度困惑，部分缘于他们对体形略小的中国学员们怀有的好意和长辈般的慈爱，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兵往往像孩子似的，他们一方面行动迟缓，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心志却极为强硬凶猛”。

所教授的课程从一开头就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戴笠时常留在那边看看进行的情况，他对所见之事，深为满意。不久他就表示希望能多开一些同样的班，每班多加一些学生，到五百人，一年毕业！

（“中美合作所”中接受美国培训的中国情报人员）

梅乐斯觉得美国方面并没那么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同意了半年课程的计划，只要他们能有足够的空间。

戴笠了解那是什么意思，梅乐斯后来用感激的口吻说道：“将军永远都愿意拿出一点东西，投桃报李，来酬谢他所得到的东西。”他同意让他们的教官，根据健康情况、过去学历、本身能力等条件，来当面挑选新增的学生。

戴笠有三个警察训练中心，一处在息烽，在重庆正南约90公里，距贵阳不到20公里，梅乐斯派出几个弟兄，先到那边去探路。这座学校，约有学生五百人，年龄从13岁到30岁不等，其中将近一百个都是年轻女人。

到息烽的美国教官，每位教官都把他们所要教的科目，先讲一个引子，再测验翻译，看看他们所讲的东西，是否真灌输给了那些学生。然后他们征求一百个学生，是否愿意参加这个新的课程。结果，他们发现全校学生都一致报名，参加应征。

真枪演练

（抗战期间，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陪同戴笠与梅乐斯视察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人员）

中国对日抗战是以“血肉筑长城”，“一寸山河一寸血”不仅是口头说说，而是真刀真枪地硬干，抵御外侮让中国人比起美国人要早熟了许多。

梅乐斯到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训练出打游击的军队，游击队新兵就是戴笠从原来的苏浙“忠义救国军”或日本人的占领区里挑选来的。

从上海和华东地区征召过来的这些年轻人个头虽小，却非常卖力，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受过苦，所以复仇心切。但从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体质“差得可怜”。

新兵的平均身高为1.7米，体重是63公斤。在这帮人中发生过几百例疥疮、结膜炎和溃疡等病例。

由于这些人糟糕的视力，对眼力的要求不得不从20/20降低到6/15。然而，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这使美国人马上对他们产生好感。

教员们看到，中国新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官们经常讲起“坚韧”的中国脚，感佩道：“他们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

梅乐斯形容：“他们是十足的农民兵，正如他们动物般的野劲那样，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杀手，他们非常习惯黑夜行动。”

于是，美国人对中国游击队员令人难以置信的夜视力感到惊讶。美国教官们普遍觉得：“他们完全像一只猫那样能在黑夜里看得清清楚楚。”

被美国教官形容成“好学”和“精益求精”的中国新兵们，由于手、脚和腿的敏捷，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近距离击倒敌人的要领。

（中美合作所特工在开阳基地审讯被俘日军人员）

许多教官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其实绝大多数只是勉强被接受而已。最糟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用美国军事方式来训练中国人”的教官，都经过了一段与中国士兵合作的“磨合期”。

不过平心而论，梅乐斯认为美国人“把我们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了那些接受训练的人”：单人格斗、爆破、无线电、摄影、医药，“甚至开始有点fbi的味道”。

在梅乐斯眼中，中国人的射击特别优秀，他们兴奋地使用由美国海军提供的新式、干净、快速的武器，换下了他们以往所熟悉的过时的德国、捷克和日本武器，就更不用说生了锈的中国仿制品和老掉牙的鸟枪了。

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应当提供45口径的汤姆森机关枪，因为它们相对中国新兵的平均身材太重了，但梅乐斯决定，每个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毕业后，都应该有扛在肩上的汤姆森机枪或30口径的卡宾枪，或者有38口径的左轮或45口径的军用可特式（colt）自动手枪。

自然，每件武器都占据了飞往重庆的运输机。运送给中美合作所的货物，经常被盟军拒绝载运，或要求减少分量。但梅乐斯与戴笠都坚持：“没有枪怎么杀鬼子？”

1945年4月，一大批学生从第十班毕业了。由于美国军事指挥官无法区别中国人，他们担心美制的手枪和半自动机枪会落到那些冒充的毕业生手里。但怎么能在队伍里，尤其是穿着一模一样军装的中国人中间把他们区分出来呢？

梅乐斯终于从他的属下——巴尔的摩来的海军军医格锐夫上尉身上想出了办法，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用紫药水在每个练习生的背上画个数？”

这真是好主意，梅乐斯赞道。因为当每个人走出队列取枪时，“你们看一下他的背后，假如背上有一个数，你们便可以确定他不是地方警察部队的人，而是我们培训的军营战士”。

本文选摘自《暗战》刘台平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搜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援华抗战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整理，再现了1943—1945年抗战期间中美两国特工人员联手袭击日寇的联合行动，包括深入敌后，对敌监视，侦查截取情报，杀敌锄奸、爆破袭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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