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 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 为什么师从儒家的韩非最后变成了法家的代表？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

韩非是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和他的师弟李斯，一起跟着很有思想的人荀子学习，在学习完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当时的韩国在七国中算的上是比较弱小的，所以韩非打算回国，去改变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的强大，韩非是有着很大抱负和理想的，他以为自己是韩国的九公子就能够改变当时的格局，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韩非在回到韩国后，首先要弄清楚韩国的政治局势，在当时的韩国政治里面，即使是比较混乱的，分了很多的势力，韩非想要在韩国的政治局势里立足，就必须先了解政治集使里比较重要的人，其中比较有权势的一派是丞相一派张家，因为张家历代都是丞相世家，所以政治根源比较深，而且也深得皇上的信任。

不过好在张家和韩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韩非不用太过担心他们，反而要担心的是其它的派系，其中一派是掌着兵权的大将军姬无夜，因为有着兵权，所以他在朝廷中的说话权是很重的，而且他还和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有着不小的勾结，所以算是比较有势力和有危险的一派了，还有一派就是韩非的哥哥，四公子，四公子也是比较有心机的一个人了，而且他还是韩非的哥哥，所以是最危险的一派了，因为其它人都还可以在明面上对抗，但是四公子属于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暗地里却是不知道他会干什么，面对着这么复杂的局势，韩非也没有办法，只有一步步的见招拆招。

在这么复杂的局势下，韩非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势力，所以韩非这么有计谋的人，早就想到了这些，朝廷里这么多派里，也是互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对韩非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各方势力进行反制，不过因为将军和四公子都是为了的利益，并且视韩非为眼中钉，所以韩非是并不可能和他们合作的，那么势力最大和最好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当今的丞相，张家。

因为张家也是一心为了韩国着想，而且韩非和丞相的孙子，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很聪明的人，张良先生，有这样的人辅助自己，当然是如虎添翼，所以韩非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张良，和他商量韩国的局势，并且还和张良的爷爷一起说了如何让韩国强大的想法，丞相也很同意韩非的说法，但是当时的韩国，因为将军一派掌握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想要进行改革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们得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改变这种局势。

在有了这种想法以后，韩非就和张家行动起来了，在朝廷上，张家因为有着丞相，所以有很多说话的机会，可以反制住将军，那么在这个时候，韩非再上前给张家支持一票，那么局势就会是韩非他们的了，因为毕竟两个有分量的人肯定会比一个人的好，因为还有两个差不多的势力也都是各有想法，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合作的，所有韩非这一个操作，就成功的牵制住了两个势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这只是他们的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计划才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部了。

所谓最关键的一部就是要把韩非自己的思想和改革在韩国推行起来，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思想是比较封建的，而且制度比较的单一，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韩非就算有很大的抱负和思想也是比较难实施的，韩非在有了一定的说话权以后，就曾多次和丞相一起进言，说要推行改革，让韩国依法治国，让国家富强起来。

但是韩国因为听信了那些奸臣的话，所以并没有听从韩非的建议，韩非在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韩王不听信建议的情况下，韩非也没有继续选择去改革，而是选择去写书，用书的方式去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想法，而且还自己创建了学派，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思想。

韩非他的文章广泛传播，而且流入秦国。秦王嬴政看到，拍案叫绝：“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同学、秦相李斯说，韩非不但活着，而且就在韩国。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韩。为美女的战争中外很多，但为求才而战争，确乎少见。秦强韩弱，韩王只好把自己不重用的韩非送到了秦国。秦王与韩非一谈，便引以为知己。

李斯怕老同学得势夺去他的地位，就进谗说：“韩非是韩王的公子，您要统一中国，但他毕竟是韩人，不会帮秦，这是人之常情。您既不能用他，又久留不归，这是自找麻烦，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了他的话，把韩非下狱治罪。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他自杀。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时，韩非已死了。韩非虽死，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却在秦国得到了完全的实施。在他死后十二年，秦王统一了中国。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他认为，人“性恶”、“好利”，利害关系是人类的惟一社会关系，不仅君臣之间、医患之间是相互利用关系，即使是家庭之内的父子、夫妻关系，同样充满了利害关系。他认为，天子不是由上天的意志决定，经济生活才决定历史，而且“世异则事异”，必须与时俱进。

因此，他提出了法、势、术统一的理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人君必须有权势才能实行法治。有势而无术，则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人君不能相信人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只能以重刑、厚赏的手段，法、势、术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

从秦始皇开始，韩非的思想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无一例外地披上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的外衣，即所谓的“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只是韩非的政治学说太坦率，他们不敢宣称而已。历代统治者不断加高孔子的帽子，封号也越来越长。明清之际，已在每一个县都建有大成殿四时祭孔，让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儒家学说，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教是儒教。但皇帝们对自己的儿子，则是要认认真真教导学习韩非的法家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韩非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的思想光芒烛照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社会，他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他把人的阴暗与自私，完全暴露无遗，使人绝望。作为个人命运，他是失败的，而且死于老同学之手。不过他的命运，又最后一次证明他学说的正确性：人的本性是恶的，利害关系才是人类惟一的社会关系。

为什么跟随荀子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

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

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