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碑刻《王康题记》的美学价值

《王康题记》拓片局部

宋代书法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立国之初，书坛已显现复归晋人的风尚。宋代优遇文人，养成了文人的自尊意识，同时因为当时佛道思想流行，主张复归自然，人与自然平等等思想与文人自尊意识交汇，使得宋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体现在书法上便是追求表现一己之“意趣”，不受前代某一家之束缚。南宋隶书作为书法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其隶书审美观念及实践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宋初士人对隶书的漠视到北宋中后期取法汉魏隶书观念的确立，再到南宋取法汉隶和文人对汉隶“雅正”气象的追寻，宋人的隶书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文人的关注、习隶之风深入民间、从题额到题名、题跋等，隶书研究著作的出现，都反映出其时隶书应用的广泛。至此，在以汉隶为宗的审美观念的不断浸染中，南宋书法家营造了隶书发展所需的良好氛围，并在付诸实践的基础上取得了初步成果。

传世能见到的宋代隶书碑刻见于著录且闻名者极少。故此，位于我省陇南市成县金石殿仙人崖，镌刻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王康题记》就显得非常可贵。《王康题记》又称《王子直甘露颂》，摩崖碑石坚细，光莹如漆，通高约140厘米，宽约100厘米，共计140字，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碑刻字迹完整清晰，无漫漶破损痕迹，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在摩崖右上侧有阴线刻图一幅。图纵30厘米，横40厘米，绘一人托盘承接甘露，神态欣喜，另有龟、蛇小图两幅；小楷题榜4处，字迹略有剥蚀，曰：“承露人”“甘露降”“初现真象”“安泰变像”。题记重点记载了乾道八年三月，甘露降于成州南山仙人崖之下、龟蛇现于北极宫的祥瑞现象，歌颂了成州太守王中正治尚宽大、嘉祥并臻的德政。此题记为研究南宋书法艺术及成县政治、宗教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汉隶拙朴、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西狭颂》疏散俊逸，在我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王康题记》从内容到形式，均模仿汉《西狭颂》体例，就连刻图亦在效仿《五瑞图》。此题记为普安人王康任成州县令时所书，结字紧促，别体杂出，从中完全可以窥见王康研习《西狭颂》《耿勋碑》等石刻之久，受其书法风格影响甚大。题记中的王子直，颇喜探幽访古，亦十分钟爱《西狭颂》。曾于乾道七年(1171年)命其季子王师雄至西狭摹拓《西狭颂》。如今《西狭颂》摩崖西侧有《王师雄题记》：“郡守王子直，遣男师雄观碑于此。乾道辛卯仲夏丁亥日记。”为证。《王康题记》继承了汉隶古雅雄逸的自然韵度，通篇雄浑朴厚，自然洒脱。笔画分布匀称，骨肉兼具，变化微妙而丰富，线条深厚凝重，无论章法布白还是结字、运笔都与《西狭颂》神韵暗合，只是少了几分古拙、疏宕之气。风格劲逸飞动，书风清朗秀逸。其结字纵横有致，略带楷形，疏密相济，已初露《西狭颂》茂密雄强、宽博静穆之气。取法《乙瑛碑》之结字严整，师法《曹全碑》之丰腴爽利。亦受晋隶影响，其笔画瘦劲，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于古拙中透出一股雄秀之气，风格妍秀。并适时应变，迎合时尚，端庄挺拔，不失汉法，可视为南宋摩崖隶书的规整之作和经典之作。

南宋隶书受唐人隶书整饬肃穆风格的影响，用笔技法已有明显的楷书倾向。《王康题记》亦不出时代所囿，其运笔、章法都还没有摆脱唐人楷法作隶的影响，线条光润，时出楷意，装饰意味很浓，颇有盛唐气概。用笔富有劲直精微的艺术特色，往往是露锋直入或侧入，然后再做藏锋动作；而在铺毫时，则大都作匀速、匀力运动，使笔毫平铺着力，提按幅度甚小。收笔之前或顿或提，速度放缓而十分经意，故虽是露锋仍不乏凝整感，这种用笔显然是初唐一些书家如薛稷、冯承素等写楷书或行书的笔法。《王康题记》字新如初，刀近笔意，延续汉碑遗风，布白疏宕明朗。颇具楷行笔意，撇扬捺飞，留放有则，舒展自如。用笔朴实简洁，平中见奇，因字立行的原则仍在调整着整体中的变化。其中除个别字仍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方法外，绝大部分字的形态、笔意、笔势之规模与秦、汉简牍线条的用笔有着惊人的相似。转折处因多采用提毫另起而少用圆转暗过，故使得字的方整感得到强化，使字的结构有平板之弊，致使一些篆书古朴意蕴受到削弱，缘于作者学养甚高，整个题记的品味尚不致流于俗格。总体用笔波磔挑法明显，线条干练，俊活利落，给人以“斩钉截铁”的艺术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