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影星秦汉：抗日父亲孙元良，晚年在日本开了个小馆子|首发北京青年报

一家人（父亲右膝上坐的男孩为秦汉）

秦汉（左）和谢继民在谢晋元墓前

编者按：六月中旬，台湾著名演员秦汉重走父亲孙元良将军的抗战之路,从上海起步，经南京、贵州、重庆，寻找父亲征战的踪迹。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跟随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重返战场”系列节目组，记录了孙家两代人的战场“隔空”对话，因篇幅所限，本版选用部分章节。

◎周海滨

刊发于2015年7月7日《北京青年报》第b05版“天天副刊”

秦汉有着一个个的谜团等待着答案

在接到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栏目组5月中旬发出的邀约后，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秦汉爽快答应，并表示不需要任何出场费。他觉得，中国的军人浴血奋战，需要有人去纪念，不仅是重走父亲的抗战路如此，早在出演《南京大屠杀》时，他就以超低片酬去纪念那一段历史。

2015年6月8日，秦汉从台北飞抵上海，首站便是上海宝山区的淞沪抗战纪念馆。1932年1月28日晚，28岁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孙元良，在上海宝山庙行镇一带据守。6月8日，曹景行在淞沪抗战纪念馆早早地等待与秦汉的会面。

曹景行是报人曹聚仁先生幼子。孙元良在淞沪开始他的抗日第一战，曹聚仁在淞沪投笔从戎，成为一名随军的战地记者，一度作为孙元良的临时秘书，同吃同住，一同参加军事会议。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曹聚仁和新婚妻子邓珂云正在南京路上，他回忆说：一枚一千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两丈直径。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淞沪抗战纪念馆正在整修，秦汉与曹景行的对话只能在临时展厅里进行。“他竟然为我找到了一份父亲报考黄埔军校时的学生登记表。”秦汉高兴地说。

因为看过父亲孙元良的日记，秦汉告诉曹景行：“我父亲曾说过，他其实是想拿‘笔杆子’，但最终没能如愿，所以他能和一个文人，也就是您父亲，成为很好的朋友。”

孙元良和曹聚仁还曾一起讨论过军事新闻。“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提出一个命题：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军事新闻。最后的结论是，军事新闻，不能太真，真的就透露军情；也不能太假，太假就不相信。”如此说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连“新闻”也参战了。

曹景行好奇的是，“孙元良跟我父亲这样一个文人，怎么会在那样的场合，能够结成很好的朋友，有长期的交往?”

秦汉则对上海铁路充满好奇，想查找当年位于闸北的上海火车北站所在地。孙元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八一三前夕，奉令率部自驻地乘火车到真如车站下车，增援上海前线,但我应于情况，独断将部队开上海闸北车站，恰恰赶上迎击敌军的侵犯，还击敌军第一枪。

“他本来应该在真如车站下车，为什么改在闸北下车?就不知道了，要问别人。”在与父亲对话的寻访路上，秦汉有着一个个的谜团等待着答案。

坚守闸北阵地76天，被日军称为“可恨之敌”。

孙元良带领部队从无锡、江阴疾驰上海，急于迎战的他在离宝山前线更为接近的闸北车站果断下车，随即与日军交火。

秦汉口述说：这一战，父亲整整90天没有回家。他的第一任太太带着两个孩子隔河而望。剧作家田汉到前线访问后为父亲赋诗一首：巨弹穿云望塔斜，疆场争夺血如花。环河抗日同艰苦，两月将军未过家。

开战第八天，88师264旅黄梅兴旅长阵亡。黄旅长阵亡那一瞬间，父亲孙元良正与他通话，在交待完战事后，父亲和黄旅长开玩笑说：“我等你通话等了很久，我以为你阵亡了。”话音刚落，电话线断了，临时指挥所受到致命炮击，黄旅长当场阵亡。

黄旅长与父亲孙元良同为黄埔一期生，他的阵亡让父亲百感交集。父亲甚至对自己的玩笑话自责起来，说：我向来是不喜开玩笑的，在学校肄业，往往因同学开玩笑而弄到不欢，我不知我何以当天竟会向他说起笑话来了。

孙元良曾有评价，彼时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和日军比较起来，当然差得多了。但八十八师仍然坚守闸北阵地76天，他们被日军称为“可恨之敌”。

南京：“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

南京保卫战中，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八十八师英勇而激烈的抵抗，让雨花台下日军谷寿夫久攻不下，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指挥能力。然而，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墙再也抵挡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秦汉来到父亲曾经鏖战、遭遇军旅生涯中最惨烈失败，甚至一生倍感耻辱的地方。

秦汉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孙元良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南京之行让秦汉思绪起伏，他为解答“南京保卫战中，父亲是否有污点”这段历史的疑问而来。

在保存着最为完整民国档案资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秦汉面对着当年的南京地图，听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孙宅巍对南京保卫战的分析，数个小时的交流中，秦汉除了寥寥的问话，更多的时候是在专注而认真地倾听。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八十八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胞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并不愿提及往事。“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斗狠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其实，军人才会最了解战争是残酷的，因为军人是真正在最白热化的地方待过的。一个坐着办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战场真的是怎么样的，他可以要打要杀的喊得震天响。军人最了解战争的真相，你认识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边血肉横飞不见了，在我看来是非常强烈的。我父亲认为南京保卫战是最悲壮的一役。”

孙宅巍介绍说：“孙元良将军是南京保卫战中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七十二军八十八师是守卫南京的13个建制师当中的一个主力部队。他这个部队全部是德式装备，是经过精良的训练的，可惜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打下来，这个部队也残破了。按照国军的编制，一个师应该是11000人左右。他这个师等撤退到南京来的时候，已经只剩下6000人了。这6000人当中，还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临时充实进来的。”

“我当场觉得热泪盈眶，很冲动了。”

秦汉向孙宅巍请教说：“我有一个疑问，先父从淞沪会战上退下来到南京，国军为什么不调派一些新的、没打过淞沪战的军队来打这个仗，而把他淞沪打得这么残破的部队继续守在南京的第一线？”

孙宅巍认为：“大概是因为南京距离上海比较近，日本军队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南京。这种情况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队调过来来不及了。蒋介石也下达了调令，把云南的军队从昆明拉到南京来，结果这支部队还走在路上，南京已经失陷了。”

秦汉对此十分不解：“打南京保卫战时，像胡宗南的部队也在附近，他的部队应该是精锐的，为什么没有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队好像没有打上海的淞沪会战，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队。宋希濂的部队也在附近。”

孙宅巍说：“我感觉孙元良将军作为一支牺牲重大、惨重的部队的指挥官，产生这种抱怨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是他对唐生智的指正，有些地方不完全如他所述。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南京保卫战这么大一个战略的最高指挥官，他的手上必须留有相当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不到不得已不参加战斗。宋希濂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赋予宋希濂部队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维持整个南京城的治安、军内外的秩序，有鲜明的作用。”

秦汉说：“后来在父亲的回忆录里我得知，蒋介石当时一方面寄希望于苏联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使中日战争能尽早顺利结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要各师部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

孙宅巍说：“唐生智原来确定了一个撤退的方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就是少数人渡江，大部分要原地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许大批部队从长江渡过去，但是他临时给大家发了书面的撤退令以后，口头又追加了一条，说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你们这些部队在有船的时候也可以从长江渡过去，到滁州去集合。这条口头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当时你杀开一条血路，当然要很大的牺牲，你允许我从长江渡过去，长江后面就是我们的后方，那当然相对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许多部队就拥挤在长江边，又没有那么多船，船都收缴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实际上他在这一点上指挥不当，犯了大错。”

秦汉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样去标榜我父亲，但是有时候很多传闻，好像对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质疑，那经过你这样一个专家讲出来，我其实是很激动的，等于也从你的口中见证了他一些事情。”

在孙宅巍看来，这样的交谈很有意义，“因为你既是孙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杀》的著名演员，所以我们来交谈南京保卫战有许多共同语言，很有意义。”

其实，这番交谈对秦汉的意义更为重大。“大概你没有发觉，我当场觉得热泪盈眶，很冲动了。”秦汉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孙先生是一位学者，对这个事情应该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讲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对我父亲做的事的一个肯定。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为我父亲骄傲吧，感觉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了，这个很重要。”

“78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父亲孙元良和他的将士们所展示出的勇气和信念，令我辈汗颜。中国军人，浩气长存。”在中华门的城楼上，秦汉写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记。

|对话秦汉|

抗日名将，晚年在日本开了个小馆子

秦汉直言，作为儿子，其实自己多年来一直好奇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从事电影、戏剧工作也很多年，也很想知道他在枪林弹雨中的人性反应，但每每问起他，他都用从没变过的四川话跟我说：你去看书好咯。”

“我很享受这次的重走父亲抗战之路。”在秦汉眼中，父亲一度骄傲、自负，严肃到有些木讷，不太爱开玩笑，但又确实蛮上进。“无论是他已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还是那本只在我们家人间流传的《地球人孙元良流水账》中，他都是少话、坚毅。这次重走他走过的路，算是让他原本在书上的形象立体、丰满起来了。”

问：孙元良将军1949年去台湾后，为何会去日本谋生？

秦汉：我记得是妈妈和外婆带着我先到的台湾，父亲晚到，一到了就去阳明山继续受训。我还记得小时候穿着军服的父亲带我去坐吉普车的情景。那之后，父亲就基本没有担任要职了。

也正因如此，虽然他有粮饷，但一大家人要养，家里条件确实也不好。父亲买了不少鸡来养，打算卖蛋补贴家用，但后来发生了鸡瘟，还亏了一些钱。再后来他独自旅居日本，开了一个小馆子维持生活，自己也擦桌子、收拾碗筷，其实都不像外界说的原来挺神气的将军，没钱了落魄了，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力更生，并非不光彩的事。

他当年也确实辛苦过，但从没和我们诉过苦，他就是那种打掉了牙和血一起吞的性格，辛苦过了就过了。

问：重返战场之后，发现你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你未能进入父亲的内心世界？

秦汉：他去日本时我还是个孩子，但他回来时我结了婚，孩子都有了，他也老得有点谢顶了。其实一度我们双方都觉得对方挺陌生的。当年我考上中央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也只是哥哥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去日本告知他。他倒是勉励我努力做好。

我还记得他回台湾后，在高雄开了一家针织厂，我想亲近他去看他，但话没说两句，他就说想休息了。当时我真感觉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我们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80多岁时，我也没那么忙了，我们接触才逐渐多了起来。

一直以来，我不很清楚父亲内心的想法，但我也不怪他。他后来去日本，我想也是经过时局波折，情势他无法控制了。

问：父亲很长寿，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秦汉：他是一个不爱被人惊扰、喜欢种花种草的人，平时说话也不多。我很惊讶的是，他基本不出门，但天下大事都知道。我记得当年新选出了教皇他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时他还跟我们聊天说美国干得不好。

之前的新闻报道中都提到过他虽是四川人，但不吃辣椒，也不吃葱蒜，酱油也不吃生的。其实我还蛮奇怪的，他当年做小兵时怎么办啊？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特别好玩，他80多岁时，习惯每周写一份自己的菜单，其他时间都很平常，唯独星期三写着“要吃肯德基的炸鸡腿一只”。

历史：1937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时年19岁的王文川是连里唯一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在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后，王文川和剩下的战士先后被辗转到租界以及流落到各个地方做苦役，其劳累程度让这些不惧枪林弹雨的铮铮男儿都苦不堪言。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晋元被暗杀，“八百壮士”受到了重创，此时，远在广东的其子谢继民才刚刚五岁。

当代：10日上午，站在谢晋元的墓碑前，秦汉和谢继民都感慨良多。对于秦汉而言，当年父亲孙元良到达台湾后，其一家曾经历过一段窘困的日子。“我父亲到台湾后没钱没权，于是就学着人家养鸡，既能下鸡蛋，也能自己吃。但他实际也不懂怎么养鸡，最终那些鸡得了鸡瘟就都死了。”尽管日子过得有些艰苦，但对于才几岁大的秦汉来讲，那时的生活也有乐趣所在，“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牵着我的手，带我一起去捡鸡蛋，那些鸡蛋刚刚下出来，都是有温度的。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不同于秦汉，谢继民说到父亲去世后一家老小的生活，则充满艰辛和坎坷。谢晋元在世时，其妻子就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公公婆婆两位老人以及谢晋元的侄女，一家八口远在广东生活。丈夫去世后，其妻子便一个人挑起养活八口人的重担。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学生，在广东的乡下，挑水、耕地、收割，承担起养活一个家庭的重任。而在回到上海后，这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继续替丈夫尽到职责，每个月给丈夫生前的部下、八百壮士的孤军发放生活费。这些孤军人数最多时达到110人之多。对于如此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包括秦汉在内的众人都从心底由内而外生出敬意。

对话史学专家：还原南京保卫战

秦汉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南京保卫战的珍贵历史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我们一起走过》“重走战场”的重要一站。面对着当年的南京地图，秦汉听史学专家孙宅巍先生对南京保卫战的分析。数个小时的交流中，秦汉除了寥寥的问话，更多的时候是在专注而认真的倾听。

孙宅巍老先生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他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至今已三十余年。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老先生基于数十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88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对话故人：追忆民族的精神

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先后有十多名国军著名将领牺牲，少将旅长朱赤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时，朱赤任陆军第88师团长，由于屡立战功，33岁就当上旅长，升任少将。在南京保卫战中，朱赤战斗到最后一刻，面对已经牺牲殆尽的部队，誓死不愿向日寇投降。由于被敌人的炮弹击中，朱赤的肠子已经从肚子里流出来了，浑身是血，他却硬是自己将流出体外的肠子塞了回去，然后用子弹带捆好腰部继续进行战斗，直到快把自己携带的子弹全部打完为止，才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阵地上。殉国前，他将一只公文包交给8师特务连连长郭学礼，嘱托他设法送到江西修水的老家，并留下八个字：“为国牺牲，无上光荣！”

在雨花台，秦汉见到了郭学礼的儿子郭永柱。第一次听当年战士的后人讲述着88军坚守阵地的悲壮与决心，战争的惨烈与将士的英勇令秦汉十分激动而钦佩。“第一次听有关系的人，比如郭永柱，说88师这位旅长与全体官兵壮烈的事迹。郭先生的父亲是特务连的连长，参与其事，所以他的讲述，特别的详细。郭先生也说当时的战况很惨烈，指挥部与前沿阵地之间几乎失联。也许我父亲是在事后才得知朱将军殉国的事迹，他得到的讯息，也许并不是那么详细。关于父亲所参与的战役，我全部都是从回忆录上看到的，父亲并不是很经常的谈起当年的事情。”也是通过在这次与郭永柱的会面中，他才真正详细而又直观的了解到了那位叫朱赤的旅长——不再是一个名字，一段文字，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勇敢战士。

秦汉和父亲老部下郭学礼连长之子郭永柱一起，共同祭奠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88师少将旅长朱赤。秦汉说他来迟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来看过他们，很惭愧。

秦汉更坦言：“自从来参加这期节目之后，我自己内心的情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因为我们的父辈，比如像朱赤将军这样的战士，他们的爱国之情令现在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勇敢，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91岁的李高山老人，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南京保卫战参与者，曾在日军枪口下三次死里逃生。现在，1937年退守南京的广东军仅剩他一人。《我们一起走过》“重走战场”在南京的行程中，秦汉特意拜会了李老。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车轮已经渐行渐远，今天的人们却不应该任由它就此远去。当栏目组与秦汉一起再度走过孙元良将军的抗战之路，当秦汉在南京拜会硕果仅存的88军老兵，当老人回忆起那场悲壮的战争，每向前走一步，每翻开一段记忆，就让人更信奉这样一次重走的意义。

“重走战场”贵州寻踪独山战役

在黑石关和甲捞河，秦汉探访了两位曾经亲历独山战役的老人。黑石关战斗，被日军称为进入贵州境内最激烈的一次战斗。1944年，桂林、柳州失陷后，日军近逼独山，孙元良将军的29军91师凭借黑石关天险阻击日军，守军271团与日军104联队展开血战，战斗十分惨烈，有的阵地仅剩10人。

离开南京，《我们一起走过》“重走战场”一行继续挺进贵州。贵州，在孙元良将军的一生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44年12月2日，日军攻陷贵州独山，贵阳危急，战时首都重庆震动。孙元良率领陆军第二十九军由重庆渡江，南入贵州日夜兼程，赶赴独山前线一带阻击日军，率部在都匀、独山之间，奋力阻击日军前锋精锐，在中美空军的协同配合下，1944年12月8日收复独山、南丹等地，使战局得以稳定，开启了反攻胜利的契机，强弩之末的日军在此役，也显露出疲惫态势，面临无法挽回的颓势。一时间在重庆，孙元良再次被传颂为“抗日名将”。独山之役，对于当时战局影响重大，重庆国民政府对陆军第二十九军颁发嘉奖令，军长孙元良获得国民政府颁给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在晚年，孙将军对独山战役一直引为自豪。

重庆，是秦汉应邀参加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重走战场”系列节目，重走父亲抗战之路的最后一站。

父亲孙元良将军在重庆曾发生过交集的3个地方成了秦汉走访的重点：有父亲诗词题刻的合川钓鱼城、父亲曾住过近4年的北碚嘉陵江畔的花房子，以及当年抗战的重要决策地黄山蒋介石官邸。

|探访花房子|

首次站在父亲的重庆故居前

位于北碚三花石的花房子，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很多知道花房子的人，可能更多地是因它的另一位主人梁漱溟，但实际上，花房子最初是孙元良将军在重庆时期的私人别墅。

“其实父亲在这里住过近4年，我都是这次录节目才知道的。”秦汉边走边说，“这次我看记录才知道，1932年到1936年，他在这里呆过的。那应该是‘一·二八’抗战结束之后。”秦汉说，当时自己还没出生，加之父亲生前鲜有提及自己战场岁月的时候，所以自己印象中根本就没有“花房子”这三个字。

秦汉用“很奇妙”来形容自己站在父亲故居前的感受的。“1932年父亲应该才28岁，他后来做国军第72军88师师长时也不过3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而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这完全是一个不惑之年的儿子看年轻时的爸爸。”秦汉说，刚好那一段岁月也是自己没和父亲相处过的，“现在这样来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趣和奇特的感觉。”

|探访黄山官邸|

格外关注父亲的两位老部下

在重庆南山上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里，秦汉对当年蒋介石的官邸云岫楼及草亭格外感兴趣。在秦汉和陪同解说拾级而上前往云岫楼时，他还饶有兴趣地方问起了蒋介石当年是怎么上山的。当听说他当年先是坐车过江，走一段路，再做一段路的滑竿时，秦汉还笑言：“当年他年纪还不算大，身体还不错的。”

在云岫楼的会议室里，秦汉站在一幅当年的战区地图前，特别关注起了父亲当年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南京保卫战，再到贵州独山一路走来的过程。同时，秦汉还专门回忆起了一段父亲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提到过的故事。“南京保卫战打完后，蒋委员长还专门问过父亲：有人说你们88师军纪不好，你自己去军法处解释解释。父亲自己带着棉被去了军法处报到，搞得军法处的人都一头雾水，开着牢门让他住了一段时间。”

而在抗战阵亡国军将领表前，秦汉更是几乎没有迟疑地指出了朱赤（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8师262旅旅长）和高致嵩（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8师264旅旅长）两位老部下的名字。

|探访钓鱼城|

结识书本之外的父亲孙元良

重庆钓鱼城，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宋城。宋时，蒙古铁骑来犯，钓鱼城军民以弹丸之地抗击蒙军达36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46年秋天，孙元良将军游览钓鱼城后，热血沸腾，写下“元鞑逞淫威，钓鱼城不破，伟哉我先烈，雄风万世播”的诗篇。

“我很享受这次的重走父亲抗战之路。”在秦汉眼中，父亲一度骄傲、自负，严肃到有些木讷，不太爱开玩笑，但又确实蛮上进。“无论是他已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还是那本只在我们家人间流传的《地球人孙元良流水账》中，他都是少话，坚毅，这次重走他走过的路，算是让他原本在书上的形象立体、丰满起来了。”

|对话秦汉|

问：在你印象中，孙元良将军1949年去台湾后，家里的生活是怎样的？

秦汉：我记得是妈妈和外婆带着我先到的台湾，父亲晚到，一到了就去阳明山继续受训。我还记得小时候穿着军服的父亲带我去坐吉普车的情景。那之后，父亲就基本没有担任要职了。

也正因如此，虽然他有粮饷，但一大家人要养，家里条件确实也不好。父亲买了不少鸡来养，打算卖蛋补贴家用，但后来发生了鸡瘟，也亏了一些钱。再后来他独自旅居日本，开了一个小馆子维持生活，自己也擦桌子、收拾碗筷，其实都不像外界说的原来挺神气的将军，没钱了落魄了。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力更生，并非不光彩的事。

他当年也确实辛苦过，但从没和我们诉过苦，他就是那种打掉了牙和血一起吞的性格，辛苦过了就过了。

问：从记事开始，你和父亲沟通交流多吗？

秦汉：他去日本时我还是个孩子，但他回来时我结了婚、孩子都有了，他也老得有点谢顶了。其实一度我们双方都觉得对方挺陌生的。当年我考上中央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也只是哥哥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去日本告知他。他倒是勉励我努力做好。

我还记得他回台湾后，在高雄开了一家针织厂，我想亲近他去看他，但话没说两句，他就说想休息了。当时我真感觉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我们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80多岁时，我也没那么忙了，我们接触才逐渐多了起来。

一直以来我不很清楚父亲内心的想法，但我也不怪他。他后来去日本，我想也是经过时局波折，情势他无法控制了。

问：孙将军都有一些什么爱好？

秦汉：他是一个不爱被人惊扰，喜欢种花种草的人，平时说话也不多。我很惊讶的是，他基本不出门，但天下大事都知道。我记得当年新选出了教皇他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时他还跟我们聊天说美国干得不好。

之前的新闻报道中都提到过他虽是四川人，但不吃辣椒，也不吃葱蒜，酱油也不吃生的。其实我还蛮奇怪的，他当年做小兵时怎么办啊？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特别好玩，他80多岁时，习惯每周都要写一份自己的菜单，其他时间都很平常，唯独星期三写着“要吃肯德基的炸鸡腿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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