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延安第一大案：黄克功事件

口述者：陈复生，原名陈湖生，1911年生，江西泰和人。1927年10 月参加工人运动，1929 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三军团参加长征。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抗大二队四组组长、一队十组组长，延安保安处副处长兼侦察部部长等职，参与查办黄克功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全国劳改处处长兼新生公学教育长、公安部劳改局顾问等职。

我是当时学校的文艺骨干，会唱30多首歌。这是因为我和杨尚昆分别去赴任红军总部保卫部部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正好遇见丁玲她们去前线采访，一路上一起走了半个多月。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所以都很谈得来，丁玲就教我唱歌，一路走来，我学会了30 多首。现在轮到我教同学们唱歌了。

练完了要文艺汇演，我们这一队的人唱了《四季歌》等歌曲，悠扬动听。

一下来就被罗瑞卿教育长批了一顿，“你们这组唱的歌怎么都软绵绵的？！”

丁玲教我唱的歌可不都是软绵绵的么。

跟我一块儿唱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叫黄克功。

当时我已经调到一队去了，他在四队，是四队的副队长，一个长得特别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年轻的团长，当时26岁。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名字居然成了党史里抹不去的一个专有名词“黄克功案”。

黄克功被处以死刑，枪毙了。原因就是他杀害了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员，叫刘茜。刘茜是他的恋人，后来很多人把这件事说成是一个“桃色事件”，以为是黄克功要强暴刘茜，而刘茜不从，黄开枪把她打死了。毛主席亲自下令，处决了黄克功。作为负责抗大保卫工作的学员，我经办了整个案子，真实的情况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刘茜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一个旅长的闺女，从小念书，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就跑到延安投身革命来了——她家里根本不知道她跑到延安来了。她之前在山西有个对象，这个对象也是国民党一个军官，好像是个连长，而刘茜到了延安之后没多久就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当时作为新投身革命的年轻学生也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在抗大，她跟黄克功两人谈恋爱了，而且当时俩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羡慕的一对，当时在抗大男女生比例是18:1！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呢。

他俩恋爱的时候，我正在延安保安处当侦察部长。一天，黄克功来找我， 让我帮他一个忙——让我审查一下，这个女孩子在来延安之前有没有问题。作为同学、朋友，我义不容辞，并且我也觉得他这样谨慎对待是正确的。我展开了调查——有一个姓郭的女孩跟刘茜是一块儿到延安的，我问了她刘茜的情况， 她说，她们是同学，中学一起读的。我还了解到，刘茜这个女孩子，政治上没有问题，也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掌握情况后，我就把掌握的情况全告诉黄克功了。当时，黄克功还给了我一张相片，相片上是刘茜，两个手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照的相，样子很调皮，照片也拍得很好，脸也很漂亮。

黄克功当然很高兴。当时有一条“军规”明文规定：干部结婚必须要够“二五八团”，即25岁、8年党龄、团职干部。这三条黄克功都够，是基础。不过对刘茜有吸引力的是黄克功的经历。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有空就会拉着长征过来的人们讲故事，她们把长征过来的人看成是传奇式的英雄。刘茜很早就说过要走“长征路线”解决自己的事情。黄克功就老喜欢讲故事——据说， 还是刘茜先以一封信向黄克功抛出绣球的。俩人关系马上就公开了，没过多久， 刘茜就调去了陕北公学，刚开始还挺好，不过黄克功后来说，调去那儿之后， 慢慢地刘茜开始对他冷淡了起来。

突然，有个女的死在沙滩上。

这个案子的破案任务自然而然落在我的头上。那时，我已经离开抗大在保安处任侦察部长了。

死人的地方就是陕北公学小东门外的沙滩上，延安的宝塔山下面。我飞速赶到事发地点，一看，是刘茜！身上应该是被打了两枪，因为周围都是沙子，子弹打不深，所以我顺着子弹口把子弹头捡了回来。

我马上转身回了抗大，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直觉是我要到抗大去找黄克功！

黄克功不在。

正当我焦急地徘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勤务兵，我问这个勤务兵：“你们队长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晚上11 点左右回来的。”

“他有什么动作？”

“他回来以后就换了鞋，你看，这个鞋子就塞在这个炕洞子里面。”

“他的手枪能给我看一看吗？”

手枪里面少了两颗子弹而且还没有擦——我这里现在还有一份报纸，说打了8枪，那真是胡说八道，而且把枪也擦得干干净净也胡说八道——我就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汇报给了罗瑞卿。罗瑞卿请示了上级之后，决定把黄克功逮捕。

黄克功被捕以后，没有被送到法院，而是把他关在延安西山的路边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那个破房子连门都还是坏的。把他关在这么个地方，可见我们有多不重视了——我还去看了他好几次，还安慰过他，而且我告诉他，这个事儿估计最高徒刑5年，罚你最多也就3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学都在延安，你还怕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吗？

因为我心里有底，整个案件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破案很简单，我检查了他的鞋子，发现是湿的，也就是说他昨天晚上是去了河边，再加上那把枪少了两颗子弹，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他。我当时不想去找黄克功谈话，于是他们的书记李志民先去谈。没想到面对李志民，他根本不承认。这个谈法也是有技巧的，不做保卫工作，确实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谈起，既然不行，那就只好我去了。

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全部跟我说了。

黄克功去陕北公学找刘茜，因为觉得她这几天不对，对他越来越冷淡——去了才知道，不对的原因就是山西的那个国民党连长来了，人家也是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延安找到她，给她灌输了一些东西。

为此我找到了陕北公学的秘书长。她说：“昨天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大概8点多钟，从抗大过来了一个人把刘茜叫出去了，刘茜跟他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没想到刘茜就这样死了。”

黄克功说：“我看她这几天不对，对我也不是太热情，原来可是很好的。是不是变了？所以我得找她谈谈，于是就约她到沙滩上散步，但是她不跟我谈， 还说：‘你们共产党就是一帮土匪！’我一听到这一句话就不干了，我说：‘你要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打死你！’‘你敢？’‘你们本来就是土匪嘛！’”

这一下子把火给点起来了，黄克功怒不可遏，掏枪朝她开了两枪。

我相信黄克功说的，而且在我破案过程中也证明了，黄克功对她没有其他的行为，没有侮辱她，也没有强奸她。

当时，我以为，打死了一个反动女学生，最多就是判刑5年，何况黄克功还有我们这么多战友帮他说情。正因为我是这样和黄克功说的，他才把真相全部告诉了我。

我把问题搞清楚，全部整理成材料向上汇报以后，毛主席批示，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法院院长雷经天。那天，前来参加黄克功公审大会的百十号人，雷经天坐在左边，我在中间（我才知道我的身份是公诉人，报告黄克功的犯罪经过）， 右边是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我宣读黄克功的作案细节之后也没觉得会判多重的刑。直到莫文骅代表抗大，宣读了毛主席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黄克功慢慢站了起来，喊了三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一共只有这三句，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当时大吃一惊，紧接着就是极度的后悔。如果我不侦察这个案子，黄克功就不可能死，因为除了我他谁也不会说的。2000年10月，我去看望张震的时候，他还提起黄克功，说：“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在前线就不会死了。”我这一生一直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种犯罪行为，从头至尾检查自己，是我把黄克功害了，当时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黄克功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这件事做错了，怎么不能原谅呢？

我赶紧上去跟打枪的战士说：“你们不要打他的脑袋，留他一副全尸。”

结果我们这个打枪的战士大概也慌了，别的地方也打不准，开了一枪，没有打到他，结果黄克功扭过脸来：“笨蛋！你打这里！你打我的脑袋！你怎么这么笨！”

“砰！”

而行刑的时候，那些学生站在凳子上喊：“把他留下，不要枪毙，留着打国民党！”

那个时候我还想，如果我找一找毛主席，还可能挽救他这条生命，但是我又怕跑到那里去的时间太长，不见得马上就见到毛主席，于是我后来没有走这一步，现在更加后悔。假如毛主席看到他是这样忠诚的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学生对他的反应也这么好，可能就会留下他，不枪毙他，留着他去打国民党。

后来的谣传又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把什么脏事情都泼在了黄克功身上，纯粹是胡说八道，对此我一直很生气，这个人都死了，你们还要这样冤枉他。十几年以前，邯郸市委宣传部来了两个人，专门来调查黄克功的问题，他们是准备搞一部电视剧。他们也看了人家报纸上登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把黄克功说得一钱不值，也很迷惑。于是他们找到北京军区，正好我小儿子在那里，他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是他爸爸处理的，于是他就把邯郸市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带到我家来了。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说：“你们何苦要把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揪住不放呢，这个太不合情理了。”

我还问他们：“你们写他干嘛？”

“他是我们邯郸人……”

我才知道他原来是邯郸人，当年他是跟他叔叔到南方做买卖然后参加红军的。

黄克功被枪毙以后，我还做了一件傻事——我把黄克功的尸体和那个刘茜埋在一块儿。这不要命吗，刘茜是他打死的，刘茜又把他害了，埋在一块儿还不打架？

黄克功要留下的话，解放后最小也是个少将，也会是我们干部里边的佼佼者。

张震跟我一起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分析起来，毛主席应该有他的考虑，这是为了抗日统一战线，挥泪斩马谡。但是，我依然为此而感到后悔，如果这事放在长征前，我们可能真的会留下他。

原载《九死复生——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