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是如何将地方上的兵权集中到中央的？

赵匡胤在后汉时投奔枢密使郭威，致身行伍。他受后周世宗柴荣器重，于征伐南唐时屡建战功。柴荣病重时，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显德七年（960年），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旋即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并回京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同年，赵匡胤登基为帝，改元建隆，国号“宋”。后来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

众所周知，赵匡胤以武力发动军事政变，获取帝位后，为了解除一些拥兵自重的大将，又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从而把军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除了“杯酒释兵权”这样在军事上集权后，赵匡胤在政治上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进行集权。

唐朝时地方行政分州（府）、县两级，一个节度使往往割据好几个州，权力很大。宋初依旧采用州、县制，但对州一级的地方权力，由朝廷直接控制。当时虽然还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和唐、五代时的节度使完全不同。宋初一些元老重臣，出任外地时，加个节度使的虚衔，毫无实权，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州。

各州的长官均由朝廷直接派京官充任，叫做知州事，简称“知州”。知州由文人担任，三年一换，而且规定当地人不能当地做官，这样，地方官就无法建立私人势力，使中央政府容易控制。赵匡胤同时又在各州设置通判官，也由朝廷直接派遣。通判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他的下属，而是有权和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上的情况。因此，通判又称作“监州”。知州和通判成为全国的定制。各州的公文都要有知州和通判并署，方能生效。这样，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既可以防止他们擅权，又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他们专权。

在把地方权力集权于中央的同时，赵匡胤也把中央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宋朝中央政府分为政事、军事、财政三个互相不统属的平行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握。宰相只负责全国的行政事务，军事归枢密院，财政改归三司。宋朝的宰相制度继承唐朝，但已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了，其权力被大大缩小。赵匡胤用谋臣赵普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三人为副相，称“参知政事”，以分宰相的权力。

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专门掌握军事政令、调动部队。宰相和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这样，皇帝直接控制了政权和军权。三司的最高长官便是三司使，主持全国的财政大权，其地位略次于宰相，称为“计相”。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盐铁掌管工商业收入和兵器的制造；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户部则管理全国的户籍、赋税和专卖等事。赵匡胤又设立御史台负责纠察官员。御史有权弹劾各级官吏包括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看看，这又是一处起到左右制衡的机构。

这样，经过赵匡胤及其后的宋太宗赵匡义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地方权力完全收归中央，而中央的权力又完全集中在皇帝。这些政策对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安定社会秩序，以及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生产，都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简单地说，赵匡胤主要进行了以下四项军事制度的改革，从而将兵权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兵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一、禁军由“三衙”分掌。

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就把殿前副都点检这一职位取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则形同虚设，不掌握实际的兵权。掌管禁军的机构虽然还是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司，但实际上却是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个机构分布掌管，称为“三衙”。

“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他们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用和撤换，他们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二、领兵权和调发兵权分离。

“三衙”虽然分布掌握禁军，但他们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发兵、调兵的权力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之劝，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

南宋时的朱熹曾说：“枢密院号为典兵，仓促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院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

这样一来，任何人法一兵役卒都得通过向皇帝要旨，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军队。

三、使京城驻军和外地驻军保持均衡，即“内外相维”。

北宋建立之初，有禁军22万左右，赵匡胤把10万余人部署在京城，10万余人分散到各地驻扎，是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内外军队相互制约，都不敢随意发生变乱。

而京城驻军又比外面任何一个地方上的驻军多，这又反映了赵匡胤用兵保卫京城的意图。这样，皇帝也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四、使兵与将分离。

北宋时，无论是驻扎在京城的禁军，还是驻扎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经常的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边，有的则要到产粮食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方法称为“更戍法”。

而且，军队的将领也经常要更换，有紧急的事需要出师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当兵事完毕，即兵归宿卫，将还本镇。

这样一来，北宋就出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领再也不能和士兵相熟悉，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作乱了。

赵匡胤这一军事制度的改革，虽然造成了两宋时期对外军事行动偏弱，但却始终没有出现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武将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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