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还原之太平天国：外国人怎么描述洪秀全的族弟？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覃仕勇
史料还原之太平天国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只是一个军事集团，缺乏完整的政治体系，算不上一个独立的政权。
其实，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好，《资政新篇》也罢，都是脱离了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太平天国建国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从来都没想过怎么去将之变成现实，没有谁实际意义上的努力过。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外则强敌压境，内则政涣人散，已进入了暮气沉沉的垂暮阶段。而就在这一时期，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潜入天京，教材上说他担当了改革弊政、振兴天国的重任，撰写出了《资政新篇》，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进行顺应时势的改革。
这一说法，其实是颇具讽刺意义的。
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处于中立立场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富礼赐的眼中，洪仁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来更多的了解太平天国。
富礼赐曾到过天京，并登门拜访过洪仁玕，写了一篇小短文载于1861年6月29日的《北华捷报》。
记述翻译如下：
现在，我们要去干王洪仁玕那里吃中餐，他或许是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最为知名的人物。他了解外国人，凡办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他总是处在最前面，遭到他的不少西方朋友的不合情理的评论。
因此，在认识他之前，我时常对他抱有同情态度，我多次见过干王，愿意谈一谈我对他的总体看法。数月前，干王告诉我，他即将去安徽传播太平。他这样做了，而外国船所看到的他的事业的标志却是冒烟和燃烧的村庄。据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他是“一道燃烧和闪耀的光”吗？
在到达油漆和镀金气味浓烈的王府时，我看到街道两边有两个小亭子，里面有两班乐师无休止地奏出不和谐的声音，有时很低沉，好像是为了不打扰你；有时声调又极高，使你受不了。
进府门向右，经过几处肮脏的庭院，你就来到一排又脏又暗的房子，那里是“六部”的所在地。有时可以看见这些屋子里有一些小工，其中较大的一间约莫有三四个抄写手在黄纸上写个不停——“六部”的全部工作可能就是由这些人来做的。
到了前门，一个脸色苍白、全身穿黄的小男孩会过来伸出小手与你握手，口说“早安”——如果他认识你的话。他就是干王的独子，一个可爱的孩子。他有自己的王冠和封号：干嗣君。他懂得摆起架子对仆人说话，要他们唯命是从。
现在，大门打开了，里面身穿盛装坐在大堂内的就是干王。他的侍从衣饰整齐，站在他身边。你进来时，他会同你握手，用英语说“你好！”并请你就座。
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他是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伙伴，能喝一杯葡萄酒，如果需要，他还能用刀叉吃一顿西餐。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
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他对我说他痛恨战争，并力图在出征中使战争的恐怖减少到最低程度；不过他又说（干王是很尊重事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咸丰的军队不曾对我们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作为报复，我们的人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悯他们。但我指挥的军队从不无故杀戮乡民。”
他还暗示我所知道的情况属实，这就是，如果上海道台的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即宽大逃跑的太平军而不是立即命令处决，那么，稳定前线的太平军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就餐时，他会告诉你他在推行改革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困难；天王如何不正视现实，专注于宗教，以及诸王如何不尊重他的权威。事实上，太平天国中央的权威是出不了天京城多远的。我不禁喜欢起干王来，我经常为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去拜访他，一旦事情办妥，他便友好率直如初。
现在我得向他道别，祝愿他顺利摆脱因改革而引起其他首领敌视的困难处境。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中国人往往使自己发展成为自大和天生喜好隐瞒与欺诈的人，这几乎可以立刻从干王的直率坦白中看出来。
倘若太平天国均由这类人组成，那么中国很快将会是他们的天下。但不幸的是，干王在南京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的坚定信徒，但仍使信仰迁就于他自己的独特习惯。他的自大破坏了他的经验理应带给他的智慧，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对他的庸俗谄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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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礼赐这段文字来看，洪仁玕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伙伴，圆胖、开朗、快活、开明、慷慨，极愿做善事。
但缺点也很明显：懒惰，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以至于富礼赐在离开干王府时还再次重述说：“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
这么懒惰的人、这么喜欢享受的人，你能相信他有实施《资政新篇》里面那些条条框框的诚意吗？
那么，洪仁玕的缺点仅仅是懒惰吗？
不是的，洪仁玕的缺点还有很多，比如说：残暴。
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牧师罗孝全对洪仁玕的记述和评价。
罗孝全是香港的传教士，曾援助过逃难到香港的洪仁玕。1860年，罗孝全进入天京后，被洪秀全封为“义爵”，以协助洪仁玕办理一切对外事务，可以说，是比较了解洪仁玕为人的了。
下面，是罗孝全逃离天京后发表于1862年2月4日《北华捷报》的一篇短文：
由于我曾经在1847年做过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因此，我希望他地位的提高将会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迄今为止，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持之以恒所能做到的而论，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始终在言行上支持这场运动，从未损害过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高贵身份。
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15个月以后，通过贴身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而且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
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和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
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
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
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
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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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两位外国人对洪仁玕的记述，我们再来大致了解一下洪仁玕本人的生平。
洪仁玕出生于1822年，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比洪秀全小六岁，爱读书，却和洪秀全一样，累试不第。
在洪秀全痴迷上了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拜上帝”时，洪仁玕就和冯云山最先成为了拜上帝的信徒。
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外地宣传教义、吸收教徒。洪仁玕就在家乡苦口婆心地给乡亲讲解“崇拜独立真神皇上帝”、“拜上帝不拜邪神”的教义，遭到了父兄的棍责，差点被逐出家门。
洪秀全、冯云山毁掉了孔子的牌位，不容于乡里，被迫远走广西。
洪仁歼原本想跟随的，却受阻于家人的禁锢，未能同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冬洪秀全回到了乡里，说要寻访外国教士受洗入教、指点迷津，洪仁玕便陪同他到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处“研究圣经”，请求受洗礼。
当时，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是有意曲解教义，入教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属于居心叵测，拒绝给其施洗。
洪秀全悻悻而回，和冯云山在花县密谋起义大计。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1849年6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同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准备举事。洪仁玕积极筹措路费，但因家人阻扰，同样未能同行。
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义在即，洪秀全派江隆昌等人回花县接家人、族人及乡亲前往紫荆山。洪仁玕因友人强留，仍未能成行。
这一年，洪仁玕还参加科举考试，毫无意外地，又落第了。
改年，金田起义，洪仁玕大喜，召集了洪、冯家族及教徒约50人，屁颠屁颠地赶往广西上，但到达浔州（今桂平县）时，太平军已移营北去。
没奈何，洪仁玕只好解散部众，自己只带了三个人继续追寻洪秀全的行踪，遇上严密搜捕的清军，只好中途折回。
仅仅两个月之后，又携冯云山的长子前往广西再寻族兄洪秀全，哪料清军查拿更严，又只好中途折返。
咸丰二年(1852年)，洪秀全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清廷派人到广东洪秀全家里捉拿洪氏族人，洪仁玕被迫逃亡香港。
在香港，洪仁玕与瑞典教士韩山文结识，详述洪秀全创拜上帝会及起义经过，由韩山文以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玕则撰写了《洪秀全来历》一文。
在韩山文的关照下，洪仁玕受韩山文洗礼，任伦敦布道会牧师，为西方传教士教授汉文。
咸丰四年春(1854年春)，洪仁玕听说族兄在南京定都，改南京为天京，大喜过望，立即离香港到上海，企图前往天京，因苏、常一带水陆两路清军稽查甚严，无法通过。
为此，洪仁玕多番求助于外国传教士和小刀会领袖，始终没有结果。
洪仁玕无奈，只好返回香港。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怀着奔向美好日子的梦想，再次离港北上，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辗转跋涉，终于在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
洪仁玕的突然出现，让洪秀全惊喜若狂，在20天内就加封了3次，四月初九日（5月11日），更封为“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洪仁玕写出了夸夸其谈的《资政新篇》，但写好后，却束之高阁，并未能付诸实施。
和族兄洪秀全一样，洪仁玕也在天京过起了养尊处优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来。
天京失陷后，洪仁玕先走广德，后至湖州，再入江西，往西上湖北，最后在广昌、石城之交的古岭与清军作了最后一搏，全军溃散。
洪仁玕被执后，表现得比李秀成、石达开还要硬气，在供词（即《洪仁玕自述》）中表达了决心效法文天祥的忠义之举，要以身殉国。又作有《绝命诗》，里面有“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