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帝“扫黄”伙众开窑”为首者“斩决”

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扫黄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安排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西方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半个世纪。

管仲设妓院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不过，这批性工作者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反对开妓院这件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民间，底层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

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

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

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