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大院文化 晋商大院的文化释读
山西明清宅院青砖灰瓦，高墙峻宇，是中国北方最富丽堂皇，最有文化价值的居民建筑，他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面貌，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会中上层主流社会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反映，今天已成为旅游热点景区。
晋商大院的文化释读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彰显的，也可以是隐晦的。在物质的建筑物里面，包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自从有了建筑物，就有了建筑文化。对建筑物进行装饰，秦汉已有，提起秦砖汉瓦，人们便立即联想到那古老的年代，古老的文化。明清两朝，尤其到了清代，中国南北东西具有地域风格的民居，发展到了“烂熟”阶段，代表北方建筑风格的明清山西宅院，从选址到盖建再到装饰细物，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与封建秩序相对应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蕴含在住宅建筑中，吉祥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晋商宅院中，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气质。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中最显著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宫殿、庙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特点。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建筑外部轮廓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
山西宅院也多为左右对称的正偏结构，正院上高下低，中庭开阔，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正院宽敞，正房高大，厢房低于正房，也小于正房。如太谷曹家宅院，正院里正房的屋顶比厢房高，台阶也比厢房多一两级。账房院则不论正房还是厢房，门前大多不设台阶，即便筑台阶也只是一级而已，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佣人、保镖、厨子等人所住的偏院，是紧靠正院厢房墙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东西房，通往正院的门闩都安装在正院的一面，这样主人可以随时到下人住处走动察访，下人则不得随便出入正院。在晋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这样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
封建等级观念在明清晋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绣楼略见一斑。封建时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小姐的绣楼虽说小巧精致，但通常低矮狭窄，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将绣楼缩进几尺，以限制闺阁中人的视线，禁锢她们的思想，完全将女性置于从属、附庸地位。
建筑与风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问题。古人认为，居处风水事关家族兴亡，关乎子孙后代的发达，所以置地造房，总要尽可能地附和风水，祛除邪恶，张显吉祥，因此民间堪舆之术源远流长。古代的风水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过“建筑师都相信风水，不是迷信的风水”。明清晋商宅院中，对风水也是颇为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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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前，先请风水先生堪舆选址，多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地，背山可以迎纳阳光和温暖气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凉风，向阳可以采纳良好的日照，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患，建造良性循环的小气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一圣人教诲也决定了宅主人对背山面水之地的钟爱。
基址确定之后，还要请风水先生相宅。风水先生根据建房者的生辰八字，决定住宅中轴线的角度，先用罗盘定准正南正北方向，再向左或向右调偏一定角度，叫做抢阳或抢几分阳。一经确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余厢房、倒座房、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减，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祁县乔家宅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走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尽头的正屋，还要修建几级踏步，既迎合了风水术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又符合建筑物的内在要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称为道家四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种颜色。古人认为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所以风水里有“东高西低，阴不压阳”之说，而且还强调建筑物的后部气势要高，东边青龙有流水，西边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门，后有玄武镇守，这样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华夏民族对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住宅建筑中，将吉祥文字、吉祥动物、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门楼、屋宇之间，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对调整人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处。
明清晋商宅院中，大到整体布局，小到门墩柱础，吉祥喜庆氛围弥漫在各个角落。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高空俯视，乔家六院的布局呈现出一个完整端正的“喜喜”字结构，主人的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同时“喜喜”字结构，有建筑美学的讲究，如紧凑、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则将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寿的良好心愿贯通其间，院落呈现“寿”字形结构。灵石静升王氏宅院红门堡，以其内部相通、横平竖直的几条甬道摆出了一个“王”字阵，巧妙地将其姓氏规划在院子里，既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道理，又将前辈对子孙后代加官晋爵的期望寄托其间。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门础石上，将“春”字用几片细长的竹叶镶拼而成，并将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门础石与之相呼应，组成“春临（麟）庭院”图。在丁宅的厢房柱础石上，一面雕刻着山西最常见的家畜毛驴，相邻一面是一长串铜钱，谐音为“屡进钱财”，同时，晋南一带认为驴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帮着宅主人聚钱取财，钱财自然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县城及附近的镇子上广设店铺，经营布号、盐庄、钱庄、票号等等。祁县城里现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进院落保存完好，这几十座宅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瓦，房顶上用砖头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墙，表达房主人追求升官发财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形作图，墙由元宝状的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防止房屋积雨积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种吉祥统统融入了家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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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所占的成份很重，佛修心，道养生，儒治世，三教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山西地处内陆，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筑文化的主流。现存的明清晋商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标榜的儒家信条，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佛、道文化有关的建筑装饰。
将儒家格言刻写在木柱匾额间，将佛家八宝、道家八仙雕饰在建筑上，将历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个个最精彩的场景，体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礼俗礼制，都是山西宅院中传统文化的彰显。
祁县乔家宅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的正堂命名为“在中堂”，将儒家“中庸”之说嵌入其中。乔家宅院百寿照壁的两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的砖雕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和”为中庸之道的核心，“履”就是施行、实践，此联意在标榜乔家尊奉儒家的“克己复礼”、“礼之用，和为贵”的信条，注重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用。
阳城陈廷敬的相府宅院，当年称为中道庄，陈廷敬的祖父陈昌言，号称中道庄主。“中道”为孔圣人所提倡，遇事合于中庸之道，即为得中道的人。院落称作中道庄，意在诫其行为举止必行中庸之道，保持言论行为的适度和得体。榆次车辋常家的九世常万达，将其所修建的一组大型院落取名为世和堂，而他为子孙后代修建的并排十座二进院，也取名为“谦和堂”、“体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商民对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中庸之道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祁县渠氏家族对山西贡献最大的是渠本翘，他一生信奉“修德”、“敬业”，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慎俭德、慎言语等等。
阳泉官沟张家宅院的一处砖石拱券门上，有内取“信裕豚鱼”、外取“忠贯金石”的门额。《周易·中孚·彖辞》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对猪和鱼类的动物也要讲究信誉，何况于人？据说张家就是靠了这样的经营之道，终至成就了先人的遗愿，光耀门庭。
明清晋商宅院中门匾、楹联上的文字，大都出自古代经书和《论语》、《孟子》之类的儒家典籍，也有出自神仙列传、二十四孝、唐诗宋词一类的书典。这类的楹联、匾额在山西宅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对和合之神的供奉对当时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合之神本来是一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睦同心、事业圆满之吉祥，明清晋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图，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寄托家人对频繁远游他乡的亲人的期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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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八位神态各异、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绘在建筑装饰构件上，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护栏、门楣，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宅院每一处装饰，无不体现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宅主人通常在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的空间处镂雕绘饰，这些雕饰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言，颂山川之壮美，铭处世之学问，咏鸿鹄之大志，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表达了主人借助盖房的良机，在建筑物上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的对话方式。
对话主题包括发家史、家庭未来的梦想、家族的祈盼愿望等，合族人置身其中，经年累月，受这种俯仰可见之建筑文化的熏陶，与蕴含的意义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同步有感的节奏，产生暗示性与时代生活默契的举止行为。
中国建筑高超的雕刻绘画装饰工艺，在明清晋商宅院中表现得特别充分。装饰的种类主要是砖、石、木三雕，砖雕主要是照壁、影壁、墀头、护栏等处，石雕则多在墙基石、柱础石、抱鼓石、牌坊等，木雕多为门棂、窗格、翼拱等处的装饰，图案有动植物、自然现象、几何图形、传记人物、神话故事等，取材来源于西周秦汉以来根据儒、释、道三教文化与民间吉祥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也有部分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图案形象活泼，装饰性强，常见的是用一种图案或几种图案组合起来，取其读音或谐音，赋予丰富的含意，或驱邪镇宅，或标榜品性，或吉祥喜庆，为凝固的建筑材料增添了流动的历史文化内涵。
木、砖、石三种材料所雕的动物形象主要有龙、凤、麒麟、狮子、老虎、猴子、蝙蝠，还有喜鹊、锦鸡等飞禽类。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被人视为百兽之王，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佛经《传灯录》记载：“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狮子由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建筑中常用其形象起镇宅避邪作用。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门狮子外，牌坊石柱、庭院围栏、影壁照壁间都有狮子，既取“双狮富门”的富贵，又有“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的吉祥谶言实现，还有四时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这是因为山西方言读音中护、福、富，还有狮、四、事无明显区别。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狮，最有代表性，有单狮、双狮，也有三狮，神态各异，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特别是一堵大影壁墙上雕有如意纹饰六神狮，取繁花似锦、富贵永久之意。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在建筑中使用龙形起初是有严格限制的，百姓不得随意雕龙绘龙。清代以来，龙纹装饰在民居建筑中大量出现，山西宅院广泛采用了草龙、拐子龙的图饰，只是样子与宫殿间的飞龙、行龙有很大差别，也不及宫殿龙饰的精致华丽，不仔细观看有的饰龙就会被忽略掉。
麒麟也是宅院常见的吉兽，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民间家喻户晓，明清晋商宅院中装饰麒麟兽和麒麟送子图的地方，通常居住着晚辈，希望后代事业有成，永保家族兴旺。
以鹿、鹤雕刻为主题的六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见。六合取鹿、鹤之谐音，六合含义广泛深刻，或指东西南北天地，或指一年十二个月或时辰的相应变化，六合通，万事成。灵石王家高家崖的“寅宾”府门，门洞大踏石上镶嵌了精美的汉白玉石雕图“鹿鹤同春”，隐喻着“六合通顺”。踏入府门，六合通顺，何事不成？在祁县渠家大院的一处砖雕照壁上，同时雕有鹿、鹤、梧桐、松树，谐音为六合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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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因其谐音“侯”顺应了人们对封侯拜相的追求，在封建时代环境中，商人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依然处于四民之末，社会地位远远不及仕途中人。雕上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取意“喜禄封侯”，大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意为“辈辈侯”，向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平遥票号世家侯王宾的二进式四合院，宅门外面有高大的拴马石和上马石，拴马石上雕刻着一群猴子，大猴背小猴，就是暗中企求富贵永保，辈辈封侯。
此外，木雕的窗棂、窗格则常常雕有蝙蝠图案或其变形，蝙蝠因其谐音“福”而成为民间传统文化中吉祥之物，这种有翼的飞行哺乳动物在门楣窗棂之上，为人们传递“五福临门”之信息。猫和蝴蝶的图案常常出现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饰上，因其谐音“耄耋”，指的是80岁以上老人，猫蝶的形象就表明为老人祈寿的心意。喜鹊、锦鸡等吉祥飞禽多用来暗喻喜上眉梢、锦上添花等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植物花草图饰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筑中比较常见，如葡萄象征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雍荣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四季长春、芳香浓郁的桂花，“金声玉韵、蕙心兰质”的兰花，寿祥德瑞、品质高洁的菊花，代表百年好合、百事如意的百合，象征高尚节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等。其中竹子以其风过不折、雨打不弯的高风亮节，历来为士大夫所欣赏推崇，在宅院的书房、书院等处雕饰竹节，成为在商海冲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风雅之举。在特别重视教育的榆次车辋常家，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节造型，在灵石王家的一处书房院，门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节门，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气节，表达年年高、节节高等良好愿望。
琴棋书画等文人雅士的标志性嗜好，在明清晋商宅院里也是常见的木、石、砖雕刻的题材，可见巨额财富的积累虽使晋商享受到了奢华的生活，但潜意识里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理想和榜样。宅以门户为冠带，窗是宅主人着力装饰之处，在灵石王家的一处宅院里，就将三间正窑上部中央的窗棂设计成打开的书卷，正面视觉是书册凹进去，从楼上看则书卷凸起来，匠心独运。在王家的另一处宅院里，一扇后窗设计成装有书轴的打开的书，立意在于“开卷有益”。姜太公渭水钓鱼、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等历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体现，以此类渔樵耕读为主题的《四逸图》同样出现在晋商宅院中，如灵石王家宅院的一组墙基石刻、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装饰构件，这也是晋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证明。
大院人的生活方式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四百年间，在高墙、深巷、古槐、广室中生活的富有者们，大多数人过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逍遥自在的舒适生活，他们听听小曲，看看戏文，逛逛庙会，追赶着许多新潮的东西和时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烟等等方面，都与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阶层的人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遥城郊的达蒲村。由于李大全的精明能干，特别是把握时机及时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使李家迅速积聚了巨额财富。李大全过世后，其子李视箴、李视言、李视听兄弟三人将票号业务全权委托给票号的总经理，他们则在老家享受着田园生活带来的惬意和舒心。李家在达蒲村修建了几栋豪宅，这也是山西商人财富巨额积累以后的普遍风气。兄弟三人各有宅院，家家都是骡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拥，出则车马，入则仆随，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佳肴。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奢侈的生活，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渐渐消磨了智慧，消磨了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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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富贵之家的缩影，虽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在古旧的宅院里，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据直隶河间府人李燧《晋游日记》记载，清乾隆时，绛州城商贾云集，民风崇尚华丽奢侈，山西人称其为“小苏州”。清末举人刘大鹏曾在太谷县一大户人家私塾中授业，他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太谷县的民俗民风，其中提到太谷当时奢侈者多，勤俭者少，客商口称的便饭却是山珍海味、巨鳖鲜鱼等美味，重阳节时本应登高观景，他所居之处虽有高楼，但是周围楼外有楼，四面皆然，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远处，可见高楼峻宇是太谷城里最亮丽的景观。
美国人e·a·罗斯，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20世纪初曾来中国居留，撰有《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其中《中国西部》一章中，罗斯讲述了1910年夏季，他与美国驻厦门的领事一道，从山西省会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有三个星期，他们一直穿行在一片呈“正方形，有平顶建筑楼群的地方”，“在像太谷和平遥这样的县城里，和太原一样，也会看到山西银行商获利的迹象。”“有一位银行商人拥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许多庭院，有装饰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桥，夏天乘凉的小屋、大厅，有石桌子、花园和果园，共占地20到30亩。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有些人认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是鉴别维新与守旧的主要标志。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也同样经历了这场变革带来的一些变化。祁县乔家的乔映霞，在祁县率先剪去了长辫子，又率先脱去了长马褂，穿上了中山装，被当地人称为“洋大少”，可见其举动在时人眼里是多么标新立异。乔映霞的儿子乔健，1929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回到乔家堡后，这位喜欢运动的青年，在村子里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喜欢溜冰，就让人把村西的一块地平整成运动场，寒冷的冬季里，让佣人从井里取水浇场，一个溜冰场就建成了。像他这样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数。
清末时，随着洋建筑在内地的大量兴起，老宅院也对现有的一些建筑设施进行了改造。乔映霞对乔家的厕所、厨房就进行了一些讲究科学卫生的改建。乔映奎在民国10年（1921年）扩建新院时，将窗户式样大胆革新，注重采光效果，窗户选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户上的装饰开始依照西式建筑改进，而且窗棱、门楣上的彩绘图案和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将冒烟的整列火车绘制在立栏之间，火车驶过的桥梁用几根树杆支撑。画面虽说有些幼稚，工艺也不算很精细，然而这是乔家人对新时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现代工业文明在老宅院里的体现。20世纪初，汽车在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是绝对的奢侈享受，1920年，太谷曹家人得风气之先，从天津购买了美式汽车一辆，带给封闭的山西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时尚，可惜曹家的汽车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兵抢劫。祁县乔家的乔映璜，于1927年从天津购得一辆黑色轿车，并且带回一个开车的师傅，为祁县城里新添一景。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适应有闲阶层消遣的戏剧也得到空前发展，听戏和组班成为一种时尚。《红楼梦》中描写的戏班子、戏台，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觅到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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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蒲州梆子与晋中的民间小曲、地方秧歌结合，产生了山西中路梆子，也称晋剧或山西梆子，传统剧目达400多种，晋中一代以晋剧为主，晋剧还在京城唱红，据说是唱到了宫廷。大院人对唱戏这种娱乐情有独钟。榆次聂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钺，就是个晋剧迷，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戏台，请戏班到家中演出。戏台对面的两侧有两个看台，一个是明台，一个是暗台，专供家人看戏。王钺还组织了一个戏班，名“四喜班”，名伶有大嘴丑、八百黑等十多位，皆为蒲人。王钺的孙子王棣在家里还办了自乐班，成员是家里人以及佣人、丫环，常常吹拉弹唱闹到深夜。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有一个精巧别致的家庭戏台院，戏台院的院心东西6米，南北8米，院心东西两侧为廊房，在回廊中走动，或许会让人听到流传甚广的一首祁太秧歌：“家住在太谷住沙河，北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戏台东西宽3米，南北长4米，除亭柱外，实有面积为9平方米。台高仅有30厘米，四周加设护栏。戏台小巧玲珑，具有苏州园林建筑特色，当年这里该是梨园艺人常来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这北村，也随着这首太谷民歌而闻名全国。
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前后，祁县富商渠氏一族办起了“三庆戏班”，同治年间渠源淦又组织了一个“聚梨园”班子，盛极一时。渠家五进院的主院有一处戏台院，戏台坐南朝北，歇山顶式明楼，面阔五间，中间三间较大，门前有凸出的卷棚顶抱厦，下用明柱支撑。将屏门卸除，便与抱厦连成一片，形成20平方米的戏台。东西厢房门前饰有木制隔扇，隔扇一除，便是典型的包厢看台。当年渠家曾不惜重金，组班承戏，高朋满座，笙歌悦耳。唱戏在婚嫁时最盛，曹家人娶亲时，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后，家里要唱戏，戏名通常时龙凤呈祥一类的，表示夫妻和睦，合家欢乐。结语
明清晋商宅院无疑是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处在“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晋商大院声名鹊起，始于张中华网阳泉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此片的拍摄景点全部选在乔家堡的宅院里，威严高大的晋中统楼，福利堂皇的前庭后院，狭窄的甬道高墙，沉重的石兽门扉，还有那些装饰作用很强、视觉效果极佳的门楼、斗拱、飞檐、石刻、砖雕，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家具，别致的工艺彩绘，为影片增色不少，以及演员表演的到位，民国初年败落家庭的生活图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极具艺术感染力。至此，“旅游不到乔家院，白来山西走一遍”得说法不胫而走。不少人就是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开到了乔家堡，而且每每为乔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气派惊叹不已。
明清晋商宅院是中国古老民居建筑中的精品，钟情于古建筑，钟爱老房子，正在成为全球文化时尚，于是许多人提出“留住从前”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建筑不断地推陈出新，留传后世的古建筑会越来越少，幸存的古旧宅院建筑也会越来越被人重视。透过这些充满传统建筑文化和人文精神、世俗情调的古宅旧院的高屋峻宇和断壁残垣，往往使今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走进远去的岁月，明清晋商宅院将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通过凝固的建筑这种无声的史诗，诉诸现代人，其文化精神将永远传承。
（来源：中华网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