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周总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据说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在清康乾年间极其鼎盛，康熙、乾隆下江南时就曾经到秦家的“寄畅园”歇驾。

博古本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口才好，写得一手好文章，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一条革命之路。

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博古加入了共产党，这一年，他刚好十八岁的。第二年10月，博古由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博古给自己起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诺夫”，这就是博古一名的由来。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因为有在海外“镀金”的经历，很快就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供出许多高层领导在上海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三人，而重新组织起来新的政治局也只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9人而已。又因为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诚此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24岁的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33年初，中央迁到了瑞金。

受王明路线的影响，并盲从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博古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致使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蒙受重大损失。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与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博古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博古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三人的分工是：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博古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主持了整个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先是确立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可是，这个时候，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还在博古手里。

老实说，博古心里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的。

博古的儿子秦铁后来回忆说：“毋庸讳言，父亲曾经一度对遵义会议有不同意见，转不过弯子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路线上如果有问题，那是共产国际来负责的；军事指挥是和周恩来负责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觉得非常冤。”

1935年2月5日，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金一南先生在《浴血荣光》一书中记载：“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又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周恩来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让博古心中的郁结一扫而空，豁然开朗。

博古坦坦荡荡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

第二天，凯丰私下里建议博古不要交权，说先得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

但是，受周恩来那番话的影响，博古还是顾全大局，义无反顾地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

交接完了权力，博古主要考虑的事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他知道，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于是，博古又把潘汉年找来，向他详细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

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

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该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中共中央因此顺利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干脆利落地改正了之前所走的错误路线，走进了一个光辉而伟大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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