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浴佛节：四月八 拜菩萨

“四月八，拜菩萨”是至今仍然流传民间的俗语，它说的是农历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在传统节俗文化体系中，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并不在主要节日之内，但在佛教文化流行的时代，传说为佛祖诞生日的浴佛日，是僧俗两界重要的活动时日。

一

历史上的浴佛节，汉末三国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民俗节日。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佛教文化深入社会的时代，在帝王的亲引昌导下，民俗信仰中融入了众多的佛教因素，直接影响到民俗生活形态。在岁时生活方面，不仅内容上汲纳了佛教因素，而且在佛教文化的推动下，人们有选择地接受了佛教的时间观念，并将它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时节结合，推出了新型节日，四月八日浴佛节(龙华会)就是其中之一。浴佛节与中国传统的立夏时节对应，从节俗形成心理看，它依托的是自古相传的夏祭信仰，传统的祭祀与佛教的传说与相关仪式活动的结合，成就了新的民俗节日。

浴佛节又称龙华会，以四月八日浴佛为主要内容的龙华会，在六朝时盛行一时。

《荆楚岁时记》载，“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高僧传)具体描述了浴佛的情形：”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浴佛用“五色香汤”表明中国信众不仅将自古相传的吞汤沐浴习俗引进了佛门，而且也将阴阳五行观念渗入到佛事活动之中。香水的五色象征着五方力量的汇聚，四月八日浴佛节成为六朝新兴的具有浓厚民俗意味的宗教性节日。浴佛的佛事仪式一般由寺庙主持，场面盛大。三国吴人笮融督广陵、彭城漕运时，“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南北朝时浴佛活动依然隆盛，北朝情形暂且不说，南朝浴佛活动已由主要寺庙扩展到一般家庙，由僧侣扩大到一般信众。沈道虔家累世事佛，他将父亲的旧宅推倒改为佛寺。每到四月八日就要请神像，请像之日，往往举家感慨悲恸。以家居为寺庙，虽简陋、随意，但正由此反映出当时佛教影响民间的程度。

南朝的另一事例，也说明了浴佛活动的社会性，似乎浴佛已不限于寺庙之中，刘敬宣8岁丧母，昼夜号泣，人们都为其感动。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于是取下头上的金镜为母亲灌像，因之悲泣不能自己。从沈道虔、刘敬宣四月八日浴佛念亲的情感表现看，四月八日浴佛仪式已与中国人的孝亲观念粘连，成为纪念先人亡灵的斋戒祭祀活动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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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浴佛节这一节日，从其内容到形式看，无疑是佛教信仰的产物，但它同时是佛教仪式中国化的产物。这一节日出现在六朝、出现在立夏之月，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在立夏时节行此习俗活动，要表达的观念是养生与护生，它依托佛祖诞生的故事，表达着中国民众对时间的感受与对生存的关怀。要将浴佛节作为域内外文化交融的节点，就得从浴佛节的日期与“龙华会”的名称说起。据研究，在佛教诞生前的印度，洗浴自身及洗浴圣者除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佛教大概继承了这一婆罗门教的传统，因此在佛经中记述了佛祖诞生时由龙王喷水清洗的故事，浴佛仪式即据此传说而来。浴佛的时间在印度原为一月两次，直到唐时印度依然如此，“大者月半，月尽台众共为，小者随己所能，每须洗沐。斯则所费虽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即举以两指沥自顶上，斯谓吉祥之水。”(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中国信众将佛教的日常洗浴佛像仪式，转变为一年中特定的节日，并且将它固定在农历四月八日，这大概与中国原始的宗教观念与传统的时间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求雨的雩祭，雩祭的时节在孟夏之月。古代民众依天时行事，通过观测星宿所在的位置来实现对天时的把握。东方的苍龙星很早就被视为季节时候变化的坐标，孟夏时节，苍龙星在黄昏时分显形于东南，人们观此，知道夏季已至，而夏气属阳，随之而来的是阳气的高涨，阴阳的悬差，可能导致酷热少雨。为了保证生活的顺利、阴阳的调和，人们在苍龙星出现时，即举行祭祀仪式，所谓“龙见而雩”。

东汉时国家行雩礼求雨，要封闭阳气，穿着皂色衣服，兴造土龙。原因是孟夏阳气太盛，招致旱情，”故损阳益阴，使阴阳相和，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民间以水日祀灶，以丙丁日祭赤龙，并以人事影响上天，在四季的庚子日，吩咐官吏百姓夫妇大家都要男女偶处。凡求雨时，一般男子要隐居于家，女子与男子和合欢乐。先秦雩祭，童男女八人青衣而舞，亦蕴蓄阴阳谐和之意。孟夏月协调阴阳。和合男女的习俗历代相沿，所谓“会男女，恤怨旷”。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中有关龙王吐水洗佛的浴佛传说与浴佛仪式一道传入汉地，汉地百姓以固有的认知方式对待外来习俗，他们汲纳了浴佛仪式。同时将它纳入中国的传统节俗系统之中，以阴阳五行的观念理解浴佛仪式，灌佛的行为在民众看来同样有抑阳助阴的含义，而诞生礼与阴阳和合之间也有着潜在的关联，因此传统的雩祭习俗与外来佛教文化交融衍生出浴佛的节日来。

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四月是阳气上升的时节，亦是长养的时节，人们的生活习性要适应这一自然环境的变化，以达到与天道的协调。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人们以雩祭的仪式主动与天道沟通、以实现秩序的和谐。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人们感念佛法的威力，借宗教力量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佛教依托中国人这一信仰心理以纪念佛祖、弘扬佛法。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二者相互借助、相互补益，从而在立夏时节推衍出僧俗共享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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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在佛门是礼佛的良日，佛寺借浴佛活动播扬佛法，汲纳信众，强化僧俗之间的社会联系。例如施豆，施豆是浴佛活动中的一项内容。四月八日，有人在寺庙舍豆儿，称为”结缘”，十八日也舍。这些缘豆有的是念佛者平时积聚起来的，人们“拈豆念佛”，拈一粒豆，念一声佛号。有的人念豆达到一石，到四月八日这天，将豆煮熟，“人遍舍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古代民俗，如果妇人跟丈夫与婆婆不和谐，奴婢小妾跟主人关系不好的，人们都会自怨说：我前世不舍豆儿，没有结得人缘。可见结缘豆在当时人看来不仅管今生，还管来世。虽然这是后起的习俗，但它传承的是原初的意义，在一般百姓那里，四月八日的主题是和合阴阳，消疾除灾。在佛教流行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将自然崇拜转为佛祖的信仰，以佛法福佑人生。

三

孟夏四月，苍龙星座跃出了地平线，苍龙为阳物，苍龙的出现象征着阳气的旺盛，而苍龙的尾宿在古代被视为主掌生育的星辰，尾宿既是妃嫔的象征，又是生殖星神。汉代的画像石的天文星图上，尾宿常处东方位置，东方主生，在墓葬中描写的星图体现了古人死生观念。人们围绕羞四月八日开展了多种民俗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也就是与尾宿有关的求子民俗。据(荆楚岁时记》(佚文)记载“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九子母神显然是尾宿在人间的化身，自然她有着非凡的生殖力。

明清时期，四月八日仍是婚姻求子的吉日。在民俗社会中，为了子孙繁衍，举行婚礼时要择吉日良辰。如果没有择日的知识，那也不要紧，四月八日就是一个吉利的婚姻日，它既是偶数日，又是佛诞日，因此人们要在这天借助佛力，祈求子嗣。江南泰州“四月八日为浴佛日，妇女有相约诣尼庵拜礼及祈求子息还愿者。”北方诸县在四月八日或十八日多有吞会，男女同游，如直隶保安州，四月十八日泰山演戏十二天，男女昼夜进香，四方商客、游人颇多。太谷县“四月八日风景山顶有大佛寺男女登临拜祷。”在礼教甚严的古代社会，庙会、吞会给男女提供了交往的机会，男女的同游，自然有利于阴阳的协调，子嗣的繁衍。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人们的一切文化活动都围绕着生存的需要展开，除人口的繁衍外，农业生产是人们无时不关心的问题。四月八日的浴佛拜神，在一般乡民那里还多有祈雨祈年的意义。河南真宁四月八日举行灵湫神会”拜迎圣水祈年。”南方乡村还保持有古代龙祭遗风，湖南的湘阴县四月八日各社庙开门造龙舟，广东的始兴县“四月初八，三门乡老迎龙头祭洗。是日遂呜锣击鼓至街市各家写造龙舟费用，以二十八日起龙舟竞渡至端阳止。”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洗龙头同浴佛的内在关联，浴佛的意义在印度可能主要在于清洁除秽，但传入中国之后，浴佛仪式中的香水灌顶可能就成为施行巫术的手段，灌水具有助阴抑阳的象征意味，龙舟的嬉水仪式追根究底亦在于阴阳的调和。这就是浴佛在中国衍化为民俗节日的内在心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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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还是除病消灾的特别时日，由于立夏之后，暑气上蒸，人们注意身体的保养，尤其是孩童的身体保健，这时寺庙就为百姓提供特别的保健服务。福建尤溪“四月八日为浴佛日，儿童饮甘草汤，去消灾。其汤，俱诸寺僧浴佛毕，以其余分送各施米者。”浴佛神水，分送信众，保健消灾。天花痘症是古代儿童成长的天敌，人们在此病多发季节提前预防。江南崇明“四月初八日，居民遍走街巷送糖豆，谓小儿食之，可稀痘。”在荆楚地方，四月八日还是驱除害虫的日子。人们在这天要在室内贴上“佛”字或一道咒语，以避虫害。清代郧县民俗多用红纸书写咒语，谓之”嫁毛虫”，驱虫的咒语为：‘佛生四月八，毛娘今日嫁，嫁到山中去，永世不回家。”由浴佛仪式到民众借佛力驱灾，体现了中国民众对佛教信仰的实用性态度，这也正是民众将宗教时间观纳入中国传统时间观范畴，将佛教浴佛仪式纳入中国节庆体系的根本原因。

中国民众根据自身的文化需要，有选择地汲取佛教文化因素，他们崇信佛法，是为了借佛祖之力保证在年度周期的顺遂安宁。佛教信仰能够融入中国节日体系，也表明佛教文化在六朝时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度。汉魏以后，中国民众生活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他们大多与佛教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浴佛节是其具体而生动的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