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天津的8年里 他们都做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下旬，日军援兵开到后，开始大举进攻北平和天津。29日，第二十九军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曾夺回火车站，包围东局子的日本军用机场，但30日奉命撤回天津。同日，天津沦陷。在日军占领天津的日子里，日军把天津人民折磨的痛不欲生。

天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搜刮财源和毒害中国人民，他们在占领区公开出售毒品。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伪政权也成立了所谓“禁烟局”，但名为禁烟，而实际上是将贩毒、制毒合法化，禁烟局成了贩烟局。禁烟局通过控制土药公会倾销鸦片烟土，还采取配给办法鼓励中国人吸毒；凡吸毒者，可领到吸烟证，可以享受价格优惠。这样就使天津的烟馆骤增，多少人陷入毒品魔窟而不能自拔，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顺民”。

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在天津的殖民统治，除了建立伪政权、成立“新民会”等组织外，为了严密控制人民，还推行保甲制度，把军事法西斯专政手段用于天津城市居民。1940年3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委派警察局在保卫科内设保甲股，并组织保甲实施联合委员会，在各警察分局成立联合分会，负责有关实施保甲制度的各种事项。特务机关利用伪警察轮训保甲自卫团，让保甲自卫团作为镇压抗日武装和围剿抗日活动的反动组织，配合警察局进行清乡、清查户口、收集情报。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新闻和出版也被严格控制。沦陷后的天津人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日本侵略者认为：“报纸为舆论枢纽，是人民耳目之所寄，若言论庞杂，宗旨不纯，最足以淆惑听闻，影响社会。”因而对报馆、通讯社查禁最甚。沦陷初期，伪治安维持会就成立了“新闻管理所”，制定了一系列新闻发布审查、出版报刊登记等制度，对全市的新闻发布、电台广播、报刊书籍出版发行进行全面严格控制。1943年11月，专门成立伪市政府宣传处，对全市新闻出版严密检查、控制。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5日，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汉奸方若家里，茂川秀和召集会议，与张弧、高凌霨、钮传善等汉奸一起筹划建立伪政权的预备会议。27日，茂川秀和将曾任北洋代理总理的高凌霨请到茂川公馆，研究组建治安维持会具体事宜，确定了维持会十人名单。

7月29日，日军攻陷天津，8月1日，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高凌霨出任委员长，钮传善、沈同午、王竹林、方若等任委员，宗旨是所谓“维持地方治安，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实际上干着卖国投敌的勾当。12月17日，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改组为天津特别市公署，高凌霨任伪市长，但仅干了一个月就下台了。1938年1月17日，北平伪警察局长潘毓桂接替了高凌霨的职务。

天津沦陷后，日军将天津视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和兵站。日本兴中公司垄断了长芦盐业，侵占了永利化学厂、久大精盐厂，生产的纯碱、烧碱、精盐全部输出到日本。

日本人强占了天津郊区一半以上的土地，开办华北垦业公司，设立米谷统制协会，经营农场，建立军粮基地，当地农民要想种地，除了给日本人交租子之外，余粮也要全部由日军收购充作军粮。

1939年3月24日，汉奸温世珍接任伪天津市长。他上台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说白了，就是不许老百姓吃粮食。日伪成立“米谷统制会”，封存市内各粮栈、粮库、粮店的大米、面粉，作为日本军用物资，一般市民倘若敢私存稻米，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惩治，甚至直接枪毙。老百姓只能吃“代用食粮”，也就是把粮库里积存多年的霉烂杂粮，加上糠麸、豆饼、牲畜饲料，磨成又苦又辣又碜牙的“混合面”，不但难以下咽，吃下去还容易得病。

日伪政权还强迫老百姓献铜、献铁、献飞机、献金。上自军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参加这项活动。所有公署及所属各机关职员，凡是薪水在519元以上的，要“献金”15元；各公私学校教职员工按薪俸1％，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1元，中学生每人献5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学童每人献1角；本市居民以一人1元为最低额。还从商会、工厂联合会、钱业、银行业、五金业同业公会掠得“献飞机金”355万元。搜刮铜60万公斤、铁40万公斤、锡纸1.5万张。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建立殖民地文化。他们采取的方针是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灌输日本帝国文化。企图通过奴化教育让中国人民拜敌寇为祖先，甘当亡国奴。日伪推行战时教育体制，一面加强思想政治控制和军事训练；一面动员学校节约经费开支开办农场，让师生开垦学校空地，种植粮食、棉花、蓖麻，将收获献纳日本军队。

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日军从天津抓走了七万多名劳工，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南满及日本、南洋。1943年，日军在塘沽设立华北劳工营。营中有四座关押劳工的铁皮仓库，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折磨，导致不计其数劳工死亡，死者被抛进塘沽四号码头的“万人坑”。1944年冬天，两百多名忍无可忍的劳工集体暴动，遭到日军机枪疯狂扫射，窗台、院子、铁丝网上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暴动的劳工无一生还。

从1939年到1943年，温世珍任伪天津市长四年，可以说坏事做尽，离任之前，他到北平北支驻屯军司令部向冈村宁次述职，冈村宁次对温世珍大加赞赏。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和经济统制，造成物价暴涨，粮食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缺。在天津，日本实行了物资封锁，严禁粮食等物资外流。除粮食外，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配给”。“配给”的原则是日本人优于中国人，日本员工优于中国员工，在日伪机构供职的中国人优于贫民百姓。“配给”的物品包括酱油、食用油、盐、砂糖、烟卷、火柴、棉布、肥皂、煤炭等等许多物资。而且，由于物资的缺乏，本来很低标准的“配给”也根本无法保障。天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