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与盛唐的隐逸之风

终南山很适合隐居，历代的高人奇士都对它垂青有加，与它临近的西安及附近地区又正是周秦汉唐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人们便更加向往终南山这奇特之地了。这样的情景在初、盛唐时期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由于终南山的秀丽景色和天然的地理优势，在周、汉之时，佛教和道教便迅速在此发展起来。古楼观台位于终南山的北麓，传说是周时关尹子（即尹喜）的故宅。南北朝时期，楼观台的道教势力不断增长。唐朝建立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自称是周代老子李耳的后代，而李耳正是被尊为道教先圣的太上老君。唐贞观十一年(637年)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唐乾封元年(666年)：“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而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时，曾“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这就将道教经典的学习和人才的选拔纳入了科举制度的系统。唐时的历代帝王们尊崇道教，盛唐时期更是以道教为国教，道教地位被空前抬高。当然，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而文人士子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把崇道当做一种手段，并不纯属宗教行为。不过，隐居终南山修道因近于都城而声名易闻于朝堂，由此楼观台的发展更趋兴盛。这就使得终南山笼罩了一层深厚的道教韵味。

佛教在终南山的兴起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北周武帝开始毁佛灭法之后，长安（今西安）及其附近一带的那些不愿还俗的僧人，为避免受到迫害，纷纷躲进终南山。隋文帝开皇初年，彤渊法师等人在此创建了著名的至相寺，寺内聚集了一大批僧人学者，他们切磋、精研佛学，创建了华严宗，至相寺也因此成为华严宗初期的祖庭。到了唐朝，唐皇室对至相寺进行了重建，使其一时成为都城的佛教中心。武则天当朝之后，尤其是盛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走向正轨，至相寺渐渐让位于长安城的佛寺。

有关终南山寺观的具体数目在此难以准确举出。总之，从隋朝建立到初盛唐时期，终南山上或其山麓地区修建了许多佛寺道观。由于寺观数目众多，加之密林烟霞，终南山往往被看做世外神仙之地，给人以出世之感。对于僧人道士来说，这里无疑是译经、修行的好地方。从终南山到京城长安的人，也往往被看做高人或奇士。当然，终南寺观的僧人道士与外界的文人和僧道也有交流和往来，这正是促成终南山与唐朝社会融为一体的不可或缺的渠道。

终南山固然以其佛、道的盛行吸引多方隐士，形成了一时的隐逸之风，但实际上，初、盛唐的皇帝对隐士的优渥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盛唐的独特隐逸风尚的形成。《旧唐书》中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曾经“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大唐新语·隐逸》中也记载，唐中宗、睿宗、玄宗皆渥眄隐者，或赐以金钱实物，或拜以官职。初、盛唐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一是显示其乐善求贤的天子风度，二是有喻示太平、教化风俗和彰显政治清平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