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宋词

闲即神仙。 资料图片

昔日，佛在灵鹫山顶将入涅槃，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并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不语，众人皆不能会意，独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于是，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大迦叶。这一段典故便是禅宗著名公案“拈花一笑”。但在宋代以前，并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王安石，找到这段公案的记载并流传下来。据宋代僧人智昭在《人天眼目》中记述，王安石曾在翰苑阅经，偶然见到《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其中详细记载了“世尊拈花，付法迦叶”这段典故。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改革家，其晚年独居山林，写下不少空灵幽远的参禅论道之词。其实，除晚年奉佛的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其他词人写下不少禅词偈语，这些诗文或直接表达佛教思想，或暗含禅宗理趣。宋代涌现大量谈禅说佛的词人与词作，究其原因，首先与宋王朝扶助佛教的政策不无关系。宋王朝立国319年，相传十八帝，除宋徽宗曾短暂排佛，其余都采取扶助佛教的政策，因而佛教在宋代的发展保持了较好的规模。其次，宋代理学的构建约束着人们的心性，但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发展，促使感性生命更加渴求个体张扬，佛教禅宗思想为表达这种文化张力提供了一种心灵视角。此外，从词本身所具有的情感特征来看，词以婉约为宗，往往表现柔软细腻的情感，传达出词人心灵的细微颤动，灵魂的独特感受。援佛入词，既契合词人内心柔软的秘语，也符合宋人远离尘世纷繁，在自我观照中含摄内心、淡泊超然的审美意趣和处世态度。“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宋人的参禅悟道之词，往往在玄妙高古的说理之间，蕴含着词人空灵幽静的审美意趣和淡远哀伤的情感体验。词境与禅境常常相互渗透，宋人词作中亦多融摄佛教苦、空、无常、无我等思想，从而具有独特的情感特征。佛教经典《增壹阿含经》云：“一切诸行苦”。现世的世界充满苦因、苦果，人的身体有“四百四病”的身苦，内心有忧愁嫉妒之类的心苦，外在的环境又有“恶贼虎狼等之害”、“风雨寒热等之灾”，世间无不是逼恼身心的“苦”。而宋代词人的心似乎特别敏感，对于苦的感受尤为深刻。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又历经动荡流离、国祚衰微的民族之难，宋词之中“苦”的悲剧意识十分普遍。词人甚至有意识地去捕捉和品味这种“苦”感。大都世间，最苦唯聚散。到得春残，看即是、开离宴。细思别后，柳眼花须更谁剪。此怀何处消遣。（周邦彦《荔枝香·夜来寒侵酒席》）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身是客、愁为乡。算玉箫、犹逢韦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苹藻香。（史达祖《寿楼春·寻春服感念》）这种对人生的观察、生活的体验受佛教“苦”的认识影响很大。佛教中有“八苦”之说，以“爱别离苦”为第五苦，即是与所爱者离别的痛苦。宋词中则将愁苦作为审美趣味，以至积淀为宋人浓厚的悲苦意识。或许是出于对苦的逃避，宋代词人参禅问道、隐逸山林者甚多。如王安石晚年“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在清幽空寂的深山中，面对自然抒发内心淡远的哀愁，“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悲苦”的心灵感受通过艺术化的表达，体现出淡泊宁静、清净空寂的隐逸之感。正所谓“闲即神仙”，宋人从苦涩中咀嚼出“安闲恬静，虚融淡泊”的禅趣。淡淡的时代忧伤，夹杂着复杂的人生之感，因而多有摆脱世俗功名利禄的束缚，祈望远离尘世纷扰，回归清净自心自性的词作。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这首词是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途经泗州（今安徽泗县），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上片写南山之景，疏柳如淡烟，斜风细雨微寒。下片以朴素的食物述说诗人淡泊的心境，顺缘安适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相传，苏轼前世为浙江南山净慈孝光禅寺的五戒禅师，因为前世修行的缘故，今生聪明过人，并有不少参悟禅理的诗词。在苏轼的词中，随处可见表现安闲自适、随缘接物的处世态度的词句。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虽是写日常生活中风雨忽来忽晴的景象，却表现了词人潇洒自在、任意平生的豁达态度。风雨已住，斜阳相照，回首来时路，已是无风无雨亦无晴。外在的环境固然有风雨阴晴，但词人的内心却始终“不生不灭”，一切言语可说之处即离言语。宋代词人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龙树菩萨《中观论》中有一首著名的偈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因缘和合所生之法，究竟而无实体。一切法皆“毕竟空”，“毕竟空”亦空，因为空无有法，也没有虚实相待。五代十国动乱已久，宋人深感人生无常，世间相皆有生住异灭，变化迅速。从内心深感世间幻化不实的宋人，亦从佛教中借“治心”之法，来对治这虚无的烦恼。欲行且起行，欲坐重来坐。坐坐行行有倦时，更枕闲书卧。病是近来身，懒是从前我。静扫瓢泉竹树阴，且恁随缘过。（辛弃疾《卜算子·欲行且起行》）这首词中，词人辛弃疾暂将病苦与家国之志放下，日用平常之中，天然自放，行住坐卧之间，随缘自适。无住无求的生活态度，任运自在的处世哲学，成为宋代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通过对自然的凝神，对人生的静思，词人们在创作中“援佛入词”，将高深玄奥的佛理融摄入生动的词句中，词中寓真义，得意而忘言。中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苎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宋人有四雅——焚香、烹茶、挂画、插花，宋人的日用平常与禅意生活相融摄，诗词创作亦援用佛教词语、典故、思想。世间流转，面对飘蓬一样的人生，宋代词人将禅趣熔铸进生活，语虽淡而意隽永；亦将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熔铸进词作，随缘而不变，不变而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