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赫鲁晓夫访华为什么被毛主席气个半死

1959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大庆，作为活动主会场之一的人民大会堂（起初称人大会堂）在1959年国庆节前顺利竣工并交付使用。党和政府邀请各友好国家政要、各国兄弟党代表团和国际友人等来华出席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人民大会堂

举办国庆十周年庆典

人大会堂于1958年10月底破土动工。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的指示下，人大会堂由国管局管理。1959年1月，国管局成立了人大会堂管理处（筹备处）。我奉命由政务院外国专家局调筹备处工作。9月9日，毛泽东亲临人大会堂视察，并命名人大会堂为“人民大会堂”。

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

9月10日，人民大会堂竣工验收后正式交付国管局管辖，人大会堂管理处也正式更名为“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同时，从安全警卫工作考虑，经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批准，将国管局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列入公安部八局序列。

国庆十周年庆典主要有以下内容：一、9月28日，在万人大礼堂隆重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共约1.2万人，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还有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归国华侨、港澳台侨胞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庆祝大会的外宾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17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会议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并致开幕词，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有60多个中外代表登台致辞表示庆贺。二、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国庆招待会，5000多人出席宴会活动。三、10月3日，在万人大礼堂举行大型歌舞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中外宾客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联欢晚会。我负责的服务科第一管理区60余位青年职工全员上岗，连续作战，不辞辛苦地圆满完成了各项服务工作。

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来华参加

国庆十周年庆典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大庆，举世瞩目。世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纷纷派代表团来华祝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苏斯洛夫的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北京，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则是在9月30日才匆匆抵京。当“图-114”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时，舱门打开，赫鲁晓夫走出来。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迎上前去，同他握手致意。在二十一响礼炮声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随后，赫鲁晓夫一行前往刚刚落成的钓鱼台国宾馆中最高档的十八号楼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也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赫鲁晓夫成为进住这座楼的首位外国元首。

晚上，赫鲁晓夫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被安排在第一桌，由毛泽东、刘少奇和宋庆龄作陪，同桌的还有越共主席胡志明、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等。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讲，暗中指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赫鲁晓夫

第二天是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和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庆祝大会。据当时的俄语翻译回忆，赫鲁晓夫在城楼上一面观看阅兵、游行，一面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毛泽东似乎早有思想准备，闻之表示，苏联专家我们需要是需要，但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吧。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游行活动结束后径直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因负气晚上没有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

10月2日下午，中苏双方领导人到中南海的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共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苏共代表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安东诺夫。说是会谈，实际上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展开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譬如赫鲁晓夫刚从美国来，带来了美国的口信，要求中方无条件尽快释放曾驾驶高空侦察机侵犯我国领空，被我军击落后俘获的两名美军飞行员。中方对赫鲁晓夫访美本来就不满，双方话一出口就呛，此外赫鲁晓夫还在中方中苏关系、中印边境等问题上指手画脚，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赫鲁晓夫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谈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

圆满完成中苏领导人

引领、服务工作

10月3日下午，我正在人民大会堂巡视我所负责的“二段”辖区，并向服务人员交代工作，突然接到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的通知，让我马上到上海厅去见他。我急忙来到上海厅，看到在座的有公安部八局局长岳欣、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国管局副局长刘冀平和管理处处长董峻峰等几位领导。见我进来后，公安部八局局长岳欣对我说：“齐俊杰同志你坐，你的情况刚才董处长已经向我们介绍过了，现在有一项特殊任务要由你去完成，今晚的演出活动，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也来参加，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将陪他在大礼堂的二楼观看演出。你的任务就是随同他们一起活动，担负起服务员、引导员和警卫员的职责。工作中既要灵活机警，又要服务到位，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董处长接着说：“我已和你们马双槐科长做了交代，科里的工作一切由他安排，你就别管了。”我一听，当时感到事情突然，责任重大，心中没底地顺口问道：还有别人吗？岳局长笑了一下说：“没有！就你一个人。”我闻之大惊道：“为什么警卫局的‘四大卫士’（长期担任中央首长警卫工作的几位正副处长）不来，只有我一个呢？”此时，国管局刘冀平副局长站起身来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这项任务是对你的充分信任，作为一名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并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其他问题不需要你考虑。”董处长又接着说：“你也用不着太紧张，好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工作比较牢靠。你只需做好近距离的安全服务和引领工作就行。”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确保安全，双方商定在出席这次活动时中苏两党领导人一律不准带随身警卫，只要中方一名熟悉人民大会堂场地情况的工作人员和一名苏方的中文翻译陪同。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到大礼堂二楼前排中间位置检查毛泽东、刘少奇、赫鲁晓夫等中苏首脑晚上观看演出的座位，并且还安排了三位服务人员提前占座。晚上7时，中央领导大部分已经到大会堂二楼的上海厅休息。我陪着外交部礼宾司余沛文司长去大会堂北门迎接赫鲁晓夫一行。赫鲁晓夫到来后，他的随行人员被安排在大礼堂一楼观看演出，那里的各国首脑和外宾由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中央首长陪同。我和余司长引领赫鲁晓夫和他的中文翻译顾达寿一起乘电梯到二楼上海厅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见面，大家礼节性的拥抱后并无多少交谈。其间，我去大礼堂看了一下座位情况，认为观众基本到位后，就回到上海厅，低声对中苏两党领导人说，现在可以入场了。毛泽东听后立即起身与赫鲁晓夫一起走出上海厅南门，步入大礼堂二楼（周恩来等已在余司长引领下去一楼陪其他外宾）。我走在前面引路，一进入大礼堂二楼大门，在场观众热烈鼓掌。我将他们引领到二楼前排中间的位置，此时的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向观众们鼓掌致意，赫鲁晓夫也紧随其后。就在这时，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给我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纪念照片。

赫鲁晓夫与毛主席

座位从右至左的顺序是毛泽东、赫鲁晓夫、刘少奇（因在一楼与外宾交谈，晚来了一会儿）。在毛泽东座位右侧的过道旁我安排了两位服务人员，刘少奇座位左侧的过道旁也安排一位服务人员，准备随时为首长们服务。我和苏联翻译顾达寿两人坐在第二排，顾达寿坐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身后位置，我坐在赫鲁晓夫与刘少奇之间身后位置。演出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每个节目开始时，顾达寿拿着节目单给赫鲁晓夫介绍几句。这位苏联的中文翻译曾陪赫鲁晓夫三次访华，与中方领导人的私交甚好，他的“顾达寿”这个中文名字还是毛泽东在杭州第一次见他时给起的，本来是句玩笑话，不想他当真了，居然用起这个名字来。他每次陪赫鲁晓夫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都会走过去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也热情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致意。

赫鲁晓夫与毛主席

演出期间，我十分关注这三位领导人的一举一动，生怕会出现什么意外或不测，连那场演出演的是什么我都说不上来，后来才知道那天上演的是一场歌舞晚会。演出结束后，在全体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我引领毛泽东、刘少奇、赫鲁晓夫一行走出大礼堂，来到二楼北侧的电梯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握手告别，独自向上海厅走去。我陪同刘少奇、赫鲁晓夫、顾达寿乘电梯到一楼，又陪他们来到大会堂北大厅的北门门口，赫鲁晓夫与刘少奇拥抱告别后乘车离去。

任务完成后我即刻来到湖南厅，那里是这场活动的指挥部，进门后我看见岳欣、刘冀平、董峻峰等几位领导早已在那等候消息，听我汇报完整个过程后大家轻松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