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与儒家道德的养成

孔孟为首的儒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即精神信仰和行为准则。而儒学之所以能昌明兴盛，正是因其所推崇的政治教化内涵：神道设教。

《周易·观卦·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神道设教”的最早表述。意思就是圣人“观天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具体来说，它又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尊崇神道，祭天祀神，这是宗教方面的事情;二是推行教化，明礼易俗，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这两方面的事情由“圣人”连接担当起来，将天与人合一。

尽管“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但是其思想却始于西周，《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引《周书》语：“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意思是献祭上天的物品再多，也比不上美好的德行。故而可以推想所谓的“神道”其实质就是“明德”，即“天道无亲，唯德是授”，“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从而“设教”之意就是用道德教化百姓，或者说是设立教育使民众成为有德行的人。

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了“神道设教”的观念并具体阐释了其内涵。

首先，孔子认为“神道设教”的前提是为政者必须依靠道德教化民众，这样民众才会拥护。《论语·为政》记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标准处理政事，就会得到民众的爱戴拥护，就好像北极星一样，为其他星辰所环绕。

其次，孔子认为“神道设教”的根本原则是为政者的所作所为成为民众的典范，即为政者教化百姓根本有效的方式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华丽的言辞或虚设的规章制度。《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想要行善，民众自然也会跟着行善;这就好比君子的道德如风，民众的道德如草，风吹草，草一定会倒。

再次，孔子认为“神道设教”的具体内容是以礼为纲纪准则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实行。《论语·里仁》载：“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宪问》载：“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孔子看来，“礼”是引导约束自身与民众践履道德最适宜的方式。《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的思想是与周公一脉相承的。《左传》记载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就是礼以成德，因为“礼”本身就是“天道”或曰“神道”的体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所以，为国以礼是必然的。“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因此，儒家主张以礼教来养成民众的道德。两千多年来，无论为政者们的实际践行如何，他们一直遵循着礼教为国的主张，即用礼法规范实践着儒家神道设教的道德养成理想。礼教的兴盛也使中国成为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

在当代全球陷于道德信仰困境之际，儒家道德大有作为，传统儒家道德中适合于当代的合理内容应该被继承与弘扬，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起到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综上所述，国家要在道德养成方面起到积极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则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反对单纯运用政令、刑罚治理民众，因为民众只是暂时地免于过错却没有羞耻心。他主张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教规范民众，这样民众不但有羞耻心，还能自觉于道德规范，从而人心归服。换言之，国家或为政者不仅应自觉遵循伦理规范，行礼成德，而且亦应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教约束民众，如此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必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