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的日军心慌慌：抗战时期中国神炮建奇功

迫击炮在历史上曾有过五个名字：战壕炮、步兵炮、滑膛炮、曲射炮和迫击炮。迫击炮生来就是打击日军的。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于日俄战争期间，是1904年一位俄国炮兵大尉发明的。它刚一问世就不负众望，把隐藏在堑壕里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但所有的迫击炮对坚固的碉堡类垂直建筑都无可奈何。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在我根据地周围修筑大量碉堡，企图将我军困死在太行山上。时任太行山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示炮兵主任赵章成想尽一切办法，用迫击炮把碉堡打平。在战争的关键时期，赵章成接受了迫击炮创新的特殊使命。于是，司令部从华北六大军区抽调10名迫击炮干部，组成迫击炮平射研究班，由赵章成亲自挂帅。迫击炮无法进行平射的原因在于，炮弹必须由炮筒前端装入，炮身一旦放平，炮弹就无法下滑去击发雷管打火。

抗战时期我军使用的迫击炮

有人注意到了擦炮用的洗把杆，它上面有一个空心圆孔也许可以用来套住炮弹，用力助其下滑来击发雷管。试验居然成功了。炮弹出去了，也打中目标了，但是洗把杆也飞出去好远。在那战场上就不行了，还能派人去把它捡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凭借出色的观察力和联想力，他大胆提出用太行山上随处可见的高粱秆代替洗把杆送弹激发。

高粱秆激发炮弹法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也受到了步兵的欢迎，但赵章成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技术上还存在严重缺陷，如果高粱秆在加工或使用中出现失误，射击时就有堵住炮弹、发生炸膛的危险。受到掷弹筒的启发，他们想到了用拉火击发的办法。他们在炮尾部增加了一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82迫击炮达到了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随后，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在不同的距离上打垂直目标的可靠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赵章成带领研究小组，在战场上创造出小炮代替大炮，曲射炮代替平射炮，一炮多用的奇迹，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新创举。

抗战时期我军使用的迫击炮

有了平射的迫击炮以后，八路军既能够打碉堡，也可以进行城市攻坚战。赵章成不仅百发百中、一炮制敌，而且开掘出迫击炮的最大潜力。战争年代，刘伯承称赞他是神炮手，还有首长评价说，他把迫击炮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火炮是战争之神，而赵章成堪称我军的迫击炮之神。

炮兵战神赵章成：三发炮弹拯救红军创神迹

神炮手赵章成，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大老粗少将。如果他将他精确的弹道计算方法用歪一下，他还会不会跟着红军去长征呢?事或许他就就计算出红军于某时某地全军覆灭了，于是就又带着他的炮跑回国民党那里了。

解放军中另一个大老粗上将许世友曾有一番议论：别看有些人说得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一道不道!

如今，赵章成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很陌生。即便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这个名字在几百名少将中也并不显赫。论军事业绩，他从未指挥过那怕一次小型战役;论军事职务，他最高只在建国后担任过炮兵副司令，而且在几位副司令之中排名最后。论军事造诣，他在解放军的炮兵理论中也没留下什么著述。

赵章成（中）

然而，他却在军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痕迹。

赵章成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一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中的迫击炮手。1931年，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赵章成随同部队加入了红军。当时红军的武器十分困乏，迫击炮这种步兵伴随武器已经是重装备了。而有迫击炮操作技术的赵章成，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红军中有限的技术干部之一。但与众不同的是，赵章成又是一位没有文化的技术干部，加入红军时他甚至还是文盲。入党后，赵章成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着这个祷告习惯，在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中级干部中一直传为笑柄，而他的这个习惯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完全放弃。大概由于需要技术干部和战斗频繁等原因，在苏区残酷的肃反中，赵章成却从没有因为他的这个习惯受到任何的冲击。

赵章成

尽管赵章成没有文化，但在西北军严格的旧式军棍训练下，结合了他自己的天赋和战斗经验，练就了无人能及迫击炮操作技术，在军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普通的六零炮，一旦到了他手中，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了：“神炮”!

在长征途中，赵章成的迫击炮显示了威力。乌江战斗，杨成武团第一次强渡和夜间偷渡都告失败，第二次昼间强渡，赵章成指挥三门迫击炮的炮兵营进行火力支援。说指挥，实际上是他自己操炮。当强渡部队靠上对岸时，赵章成仅经过简单的目测和一发试射，第二发就准确击中目标，摧毁了对部队威胁很大的敌火力点。接着，他又以准确的炮击打在敌反击部队的冲锋队形中，敌方反冲锋随之溃散，红一方面军渡过了天险乌江。在尔后四渡赤水等战斗中，红军击败的多是西南土著军阀的军队，这些部队装备训练都很差。一位当年参加过娄山关战斗的老将军在看了电影“四渡赤水”中娄山关的场面时说：“这是瞎编，那时贵州军队绝对不敢和我们拼刺刀!”郭天民上将回忆红九军团在过金沙江后单独行动的文章中提到，贵州四川的军阀部队是嗜鸦片的“双枪兵”，装备的多是当地的土造步枪，机枪都很少。这样红军在战斗中难以得到补充，俘虏有烟瘾，不能补入部队;枪支质量太差，与红军的弹药不合。九军团在老木孔战斗胜利后，一次就烧毁了近千支这类土造步枪。这样，红军在经过了四渡赤水、过金沙江等战斗之后，武器弹药的损耗很大，却无法得到补充。当一军团到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时，赵章成的手中，只有一门无炮架的迫击炮和三发炮弹了。强渡大渡河，是在长征途中极为壮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关系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若胜则红军就彻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若败红军就是石达开第二。而在今天，凡谈到安顺场强渡的书籍文章，都会提到著名的“十八勇士”，同时也必然提到赵章成和他的迫击炮。

安顺场强渡战斗，运载工具只有一条小木船。第一船过河的就是“十八勇士”，领队的是连长熊尚林(抗战时在晋察冀阵亡)，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强行登上了对岸;第二船领队的是营长孙继先(建国后授少将军衔，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当船到中游时中弹漏水，因敌火力压制造成船工慌乱，偏离方向，一时难以靠近对岸。这时第一批登岸的“十八勇士”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岌岌可危。指挥战斗的团长杨得志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这时赵章成仅用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来代替瞄准装置，仅仅三发宝贵炮弹，不可能试射，不允许浪费。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赵章成的三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及时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三个机枪火力点。赵章成的准确炮击，使得“十八勇士”籍此机会夺占了工事，为第二船支援部队靠岸赢得了时间。同时，这三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摄，他们并不知红军只有三发炮弹。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溃了。随后杨得志率增援部队乘第三船渡河，安顺场强渡战斗以红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在某些作品中，将赵章成这重要的三炮误记为是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实际上，在泸定桥战斗时，红一方面军全军已再也找不出一发迫击炮弹来了，赵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

安顺场战斗，令赵章成的名字留在了军史上。然而，这还不是他“神炮”的颠峰之作。最能体现赵章成“神炮”魅力的战斗发生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赵章成

在那次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三门迫击炮和一批炮弹，但参战部队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操炮，而战斗又急需炮火支援。于是指挥部门急调本不在战场的赵章成快马赶来，并且专门选了六名战士供他指挥。炮击开始，六名从未摸过炮的战士在赵章成的口令指挥下为他的不同目标给炮弹改装不同药包，而赵章成则一个人同时操纵三门炮进行不间断的射击，直到三门炮的身管都打红了。至于炮击的效果，战斗结束后据俘虏供称：当受到炮击时，日军指挥官根据炮火的准确和密度判断，八路军有一个迫击炮排在进行齐射!

可想而知，赵章成一个人手下的三门迫击炮，发射的速度、准确度和火力密度已经达到何等高超的水平!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少赞扬部属的林彪，曾对赵章成有一句极为中肯和贴切的评语：“要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了艺术的标准。”

赵章成为人憨厚随和，与世无争，由于文化低，他对重炮使用和炮兵指挥都比较陌生，知识结构跟不上我军炮兵装备的发展。同时，赵章成的个性和文化修养也使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炮兵指挥官。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随着军队的壮大发展和装备的增加，迫击炮逐渐退出了我军炮兵的序列。赵章成也随之淡出了军史。

建国后，赵章成被任命为军委炮兵副司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于他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尽管赵章成在后来的战争中并没有辉煌的军事业绩，对炮兵这一重要兵种的组织建设也没有十分突出的建树，但经历过长征的军队高级将领，又有谁能忘记在大渡河边他那关键的三炮呢?

赵章成

六十年代的“大比武”运动中，赵章成又一次成为军内的新闻人物。“大比武”的重要内容，就是以树立技术尖子来带动加强全军的军事技术训练。说到迫击炮的操作技术，谁能比得过战火中成名的“神炮将军”?已过花甲之年的赵章成，在“大比武”运动中以炮兵副司令的身份，下到基层连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言传身教，传授他炉火纯青已趋化境的迫击炮技术。当时，《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对赵章成的教学活动都作了长篇报导，八一电影制片厂将他的教学拍成了详细的军教片在全军放映。在影片中有一组镜头，赵章成挺身而立，左手托着没有炮架的迫击炮身管，右手接过旁边递来的炮弹，一发接一发地不停射击，靶标被一个个地击毁。。一个看上去憨厚慈祥的老人，完全和他的炮融为一体，是那样的气定神闲，威风凛厉。当看这影片时，我不由地想起别的影片中那些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苏联的迫击炮射击场面，那一个个炮手单腿跪地，每射一发就要低下头去甚至卧倒一次，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这些士兵之中，永远不会产生另一个赵章成!

文革开始后，赵章成象他的许多老战友一样，成了“靠边站”的将军。但是，从没有哪一个造反派组织想要去揪斗“大比武”中有所作为的炮兵副司令赵章成。原因很简单，一来赵章成从来不是“当权派”，二来哪个造反派敢说自己不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赵章成将军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301医院南楼。

赵章成将军逝世后，骨灰入奠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与那些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共处一堂，在他的灵前，祭奠物尤为与众不同：是两座精制的迫击炮模型。没有任何人，对赵章成将军的级别是否应入奠这里提出过异议。

听说过赵章成逸闻一则：五十年代有一次炮兵比武演习，因为刚下过雨场地泥泞，一组打靶的迫击炮兵底盘固定不稳，连发数炮都脱了靶。主席台上的赵大怒，下台把那几个兵赶开，并不去调整炮架底盘，而是脱下自己的解放鞋垫在泥中，把炮尾支在上面，稍一瞄准就把炮靶给打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