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佛乐

公元529年(梁中大通元年)九月的一天,京都建康的同泰寺内,旗幡飘舞,乐声高扬。上万名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肃立在大殿前,同声高唱着皇帝新创的佛曲《断苦轮》。当波涛般宏大而起伏的音响终予停下来的时候,大殿当中端坐在法座上的一位老者清了清嗓子,开始为四部大众讲《涅槃经》题。老者身披法衣,手持鏖尾,俨然如一老僧。这位讲经的“冠达和尚”,便是当朝的皇帝萧衍--后世无人不晓的梁武帝。十天之后,苦于国中无主的群臣百官凑了一亿万钱“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希望赎取皇帝回宫主政。但决心“舍身为寺奴”的皇帝却不那么容易动摇。直到十月,当这笔巨大的财产确实已由官僚手中转移到寺院经济的钱柜中之后,皇帝才颇不情愿地坐上他的金辂还宫。当然,还宫之前,他还尽兴地搞了一场“四部无遮大会”作为“临别纪念”,来听经吃斋,现世享受一次“众生平等”的僧众,竟达到五万人!

萧衍(公元464-549),字叔达,法名“冠达”,是梁王朝的创立者,公元502-549年在位.萧衍少时即以文名世,《南史》本纪称其“少而骂学,能事毕究”。曾经“集京师善声沙门”于一处,召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音乐“研讨会”的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当年开西邸、招文学时,萧衍便与著名士人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等并游,号称“八友”。这个文学一政治集团,不但开创了后世文学史上以注重声律著称的“永明体”诗风,为五言律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其中沈约等人还辅佐萧衍灭齐兴梁,长期统治着号称“文物最盛”的南朝。萧衍本人,则是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期间在位最久的皇帝,“自武帝膺运,时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载”。同时,他的一生之中,又充满着各种奇特的因缘。他与中国佛教音乐的繁荣,便因缘殊盛。

武帝之前,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已初具规模。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乐的发展,已奠定了一个基础。尤其是庐山慧远(公元334-416)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弘扬佛法、广播教义的途经。他“道业真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但慧远毕竟是“方外之宾”,仅就当时的影响力而言,与“处王侯之位”的梁武帝是不可相比的。假如说慧远的功绩在于为后世的佛子们制定了一些佛门“内部”的唱诵仪规的话,那么,梁武帝凭着他一国之主的地位,把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播向大众,使中国的佛教音乐,发展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萧衍对中国佛教音乐最大的贡献,是他以“正乐”为名,将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成为正统的“雅乐”。雅乐,在封建的中国,是官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封建统治者或立国之后,或改朝换代,都要定律正乐,认为黄钟即定,天下则安。而且,各朝的雅乐,都以“六代乐舞”为正宗,以夏、商、周为正统。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雅乐的“正统”,可以佐证政治统治的“正统”。因此,当时的朝廷定雅乐,比起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其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无二致。但是,自汉之后,战乱不已。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逐、南北朝分,哪个还顾得上振兴乐事?梁的前朝齐,便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不合古制,不伦不类。“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曾经钻研过律学,自制过律器“四通十二笛”,并曾创作过大量清商曲的音乐家梁武帝,当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即位后的梁武帝,在思想上正经历一场大的变革。他“少时学周礼,弱冠穷六经”,初学儒,后修道,而此时正在向崇佛的方向转化。梁武即位后的第一年,便下诏“正乐”,第三年,便在四月初四释迦牟尼涎辰之日,率僧俗两万人,云集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舍道归佛。此后,他亲著《大涅檠》、《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凡数百卷。为弘扬佛法,他不吝巨资,所建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寺庙,宏伟奇丽,耗资不可胜计.;所造佛像,也穷工极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自己,却在信佛之后,“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他“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清心寡欲。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禁断肉食的主张,亲制《断酒肉文》,改变了汉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世中国佛教的戒律影响甚大。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武开始了他“正乐”的活动。他亲自制定雅乐之前,先“下诏访百僚”,走了一次“群众路线”。但是,不知是百宫中尽多“乐盲”,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高谈阔论,还是大家心知这个儒雅皇帝已有亲自正乐之心,“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不言改乐之法”。于是“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逐自制定礼乐”,只好自己出马了。

梁武帝自天监元年开始“正乐”至天监四年已是“礼乐气度,粲然有序”。从表面上看,他的“正乐”,有对前朝雅乐形式上的删改,如定下了沈约的三十首新歌词,却删去了旧雅乐中的二曲等。但他的增删,既非没有道理,更非一时兴至,而是基于他的佛教思想。换句话说,是他用佛教思想对传统的雅乐,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了修改。删去的二曲,是旧时帝王用牺牲祭礼时所奏的乐曲,一直是雅乐中的重要部分。梁武帝既笃信佛教,不杀生,当然也就不会用牺牲祭礼。旧史书记此,只用了寥寥数字:“既无牲牢,遂省”,孰不知这一个“省”字里,包含着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

梁武帝正乐的又一个惊人之举,是他无视雅乐的严肃性,将大批俗乐、佛曲,以及从佛教国家传人的杂技音乐引进了宫廷庙堂。本来雅乐与俗乐便是相对的,前朝俗乐,往往到后朝便成了雅乐,时间可以使“通俗”经过“自然风化”和“发酵;而成为“典雅”。但是像梁武这样把当时的俗乐佛曲一股脑塞进雅乐之中,确也是空前绝后的。在他定的以“三朝之乐”为名的49首雅乐中,夹杂着相当数量的佛曲。其中较明显的如第二十七“须弥山伎”。“须弥山”为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妙光”、“安明”、“善高”、善积”等,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山高84000由旬,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的有“七香海’、“七金山”等,环周绕以“咸海”,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题材,“须弥山伎”当为表现这一景观的歌舞。此外,还有不少带“幢”字的音乐,如“青丝幢伎”、“一花幢伎”、“雷幢伎”、“白兽幢伎”、“猕猴幢伎”、“啄木幢伎”、“五案幢咒愿伎”,以及“寺子遵安息孔雀伎”等,可能都与佛教有关。“幢”,是梵文dhraja和ketu的意译,有各种形制,包含佛统率众生制伏魔众之意。

梁武帝还身体力行,创作了一批真正中国化的佛曲。《隋书·音乐志》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皇帝亲自正乐,本是奇事,以“正乐”为名,宣传佛教思想,则更是奇中之奇。只有身具皇帝、佛教徒、音乐家三重身份的人,才可能有此殊缘。梁武帝不但熟悉佛经佛典,对中国的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也相当熟悉,《乐府诗集》中记载他曾创作过《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这些音乐,都是以江南流传的“清商乐”为基础创作的。以此分析,梁武的创“皆述佛法”的十首佛曲,音调上可能也是清乐化,中国化的。这一点,可以由后人眼中梁乐的性质来证明。隋开皇乐议时,黄门侍郎颜之推便建议隋高祖“请凭梁国旧事”,用梁乐为隋乐。但高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梁乐亡国之音”,不肯用。但到了开皇九年平陈之后还是承认了梁陈旧乐为“华夏正声”,要求“以此为本,微更损益”,来定隋乐。后世之人,不知究竟,多以为“雅乐”、“华夏正声”系老祖宗嫡传,其实其中早就混有佛教文化的因子了。

佛乐的宫廷化是如此,佛乐的民间化也在梁武帝时得到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在中国首创“无遮大会”、“盂兰盆会”,及忏法等佛教仪规,为佛教音乐的演出、传播提供了极好的形式,奠定了历代佛徒遵循的规范。

“无遮会”,是梵文pancaparisad的意译,意思是无圣贤道俗之分,上下贵贱尊卑之遮,众生平等,广生财施,是佛教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难得的具体实践。梁武帝之前,中国无无遮大会。据《佛祖统记》载:“中大通元年,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南史·本纪》中则更详尽地记载了萧衍从中大通元年(529)至太清元年(548)间数次举办无遮法会的情景。在无遮会上,除了开国库设饭斋人外,最重要的节目便是听皇帝讲经,听僧人演唱佛曲。从梁武开始,以后中国佛教的所有法会,皆是佛教音乐演出的盛会。如始创于梁武帝的“水陆法会”,《佛祖统记》载“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据现行的水陆仪规,其中大坛拜《梁皇宝忏》,其所唱佛号皆用曲调贯彻始终。梁武还创盂兰盆会,后世中国所传各种目连戏剧,皆源于此。如宋时,“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而目连戏又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因此,梁武对中国戏剧音乐的形式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梁武帝还首创了一种用童声唱赞的形式。据《隋书·音乐志》载:“以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这种由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儿童组成的歌队和他们所唱的佛曲,肯定是梁武帝无遮大会中最受欢迎的节目。可惜的是这种“童子倚歌梵呗”的传统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了。但梁武以他特殊的因缘,促成了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个高潮并对后世的佛教音乐影响深远,的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