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教交融 汉藏佛像辉映

两年前，我有幸在冯其庸先生的介绍下，偕同我的学生沈卫荣、谢继胜、王家鹏等一行藏学研究新锐，参观了北京东方瑰宝公司的艺术精品展示室，亲眼目睹了李巍先生个人收藏的数以百计的明清金铜佛像。年过八十的我，从事藏传佛教学习研究已近六十年，有老一辈师尊于道泉教授和王森教授引导，并有幸亲近了贡嘎上师和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在他们的关怀指导下，我踏入藏传佛教门槛，平生走访参拜过的佛教名刹已很难确切记忆，也曾于欧美、日本等地参观过不少著名的博物馆、艺术馆，观赏并参与过规模盛大的藏传佛教艺术展览，本以为麟凤龟龙，已无缘再览。可当我置身于李巍先生呕心沥血收集、珍藏的这批明清金铜佛像之中时，顷刻之间我仿佛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艺术殿堂。李巍先生一人的收藏在数量上差不多抵得上我平生所见到的，而且留下难忘记忆的同类金铜佛像的总和，而其造像样式之丰富、铸造技术之精美，更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这始料不及的事情明白地告诉我，明清两代铸造的金铜佛像不但数量之多难以估量，且其形制之精美、造像风格之多样，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但让我大开了眼界，而且也令我不由得对汉藏佛教艺术交流的那段美好年代生起无限的向往和缅怀之情，并对为保存这批国宝级的佛教艺术珍品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李巍先生发出由衷的敬意。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有幸多次在欧美和日本不少著名学术机构中从事藏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代表中国藏学界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的藏学学术研究活动。其间曾多次碰到过一些可能是出于无知，或者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舌灿莲花，不顾历史事实地否认明代汉藏两个民族间十分紧密的政治和宗教关系，愣说明朝缺乏其前朝蒙古人所拥有的那种摧枯拉朽的军事力量，所以对西藏事务涉及不深。这显然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明代汉藏关系史缺乏起码的了解而自以为是的谬论。事实上，由于元朝对西藏地方近百年的有效统治，西藏与中原的关系在行政、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元、明政权的更迭，并没有影响到西藏与中原王朝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从元朝在西藏地区划分的三个宣慰司到明朝在同一地区设立的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名称虽然起了变化，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统治却没有任何改变。明朝的军事力量虽不及元朝，但明廷与西藏之间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则远胜于前朝，汉藏两个民族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和平共处，根本无须兵戎相见。继元之后，明廷国策是“众建多封”。汉藏关系史上有著名的“明封八王”（即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和阐化、阐教、护教、辅教、赞善五大教王）。他们是明初应邀来朝廷弘法和依例入贡，并受到朝廷敕封“法王”、“教王”名号的西藏喇嘛中的著名代表。不仅如此，实际上明代西藏各个地区、教派和大小寺院都曾派出僧俗代表来朝廷入觐，接受明廷对他们的敕封和赏赐，当时到内地或入贡、或弘法、或参访、或朝山的西藏喇嘛总数或当以千、万计。李巍先生藏品中出现的大量明代金铜佛像，特别是那些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者“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的精品正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当时晋京入朝的喇嘛每每将在西藏铸造的金铜佛像作为向朝廷献礼的贡品，而朝廷也经常将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作为礼品赏赐给络绎不绝来京入朝的喇嘛们。金铜佛像于汉藏之间的这种双向流动，正是明代汉藏两个民族间十分紧密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关系的象征。长期以来，国外的许多研究佛学的专家学者，通常更多地注意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联系，偏重于作印藏佛学研究。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汉藏、藏汉佛教间的互动、交流和融合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往往忽视汉藏佛学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汉藏佛学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通过故宫宝藏中的许多实物展示和研究成果公布，尤其是对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有关汉藏佛学的多种文字资料的开发和利用，使得汉藏佛教交流史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些文献资料表明，汉传佛教曾经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源头，汉传禅宗佛教不但在前弘期的藏传佛教信众中深得人心，而且也在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特别是宁玛派和噶举派的教法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而藏传佛教从西夏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等时期，形成一股热潮，不断东传，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影响不但见于宫廷，亦散见于全国各地，如北京、承德和蒙古。即使在我们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李巍先生依然能够从全国各地收集到如此众多的明清时代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这充分说明藏传佛教曾于西藏以外地区广泛流行这一不争的事实。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艺术史家，但在李巍先生所收藏的这批金铜佛像中，我亦强烈地感受到汉藏两种佛教艺术传统交相辉映、完美结合的历史大趋势。因为在这些佛像中，我们既见到了具有典型汉传佛教艺术风格的诸佛、菩萨像，又见到了明显属于藏传密教系统，呈现出西天梵相的寂静和忿怒本尊、护法像。这种情形正好折射出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即自西夏、元朝以来，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不断深入，它与汉传佛教传统的结合日趋紧密，从此汉传和藏传两种佛学传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在李巍先生的收藏品中，我见到了许多尊形制不一的“大黑天”（摩诃葛剌）护法像，这不禁令我回忆起当年我“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寻找这位被蒙古人奉为“国之护法”的大黑天神的往事。自西夏时代开始，大黑天神就广受西夏藏传佛教徒的尊崇，蒙古人则把大黑天当成无所不能的战神来崇拜，明清两代从宫廷到民间敬奉大黑天神的传统绵延不绝。为了弄清这段历史，我曾经花大力气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查找大黑天神的踪影，也曾在全国各地走访过多处大黑天崇拜的胜迹，此番在李巍先生这里再次与故人（神）相见，分外亲切。大黑天神及大黑天崇拜在汉地的流行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参观李巍先生收藏的这批金铜佛像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总是念兹在兹，不敢或忘。不久之后，我又和谈锡永上师等几位学术同行和专家们一起再度造访了李巍先生的东方瑰宝公司，对这些金铜佛像重新作了仔仔细细的观摩和品味，并就其中一些佛像的铸造年代、地点、工艺特征和造像形制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和专业的讨论，使大家对这批明清金铜佛像的源流和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非常迫切地希望这批金铜佛像有朝一日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得到广泛的展示，使得它们的价值能为更多热爱藏传佛教文化的人们所了解和欣赏。当我听说李巍先生将与中华书局合作，精选其收藏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九十九尊佛像结集出版的消息时，我感到十分的欢喜和欣慰。出版这样一部高质量的汉藏交融的金铜佛像图录，实在是汉藏佛教艺术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在国外迄今我所见到的研究藏传金铜佛像的最权威的著作是瑞士人ulrichvonschroeder先生的大作《西藏的佛教雕塑》（buddhistsculpturesintibet）一书。我衷心希望这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的问世，能为研究藏传金铜佛像的艺术史家们提供极其丰富和宝贵的一手资料，使得这个研究领域的进步有所依托。我们的国家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统一的国家，不管是汉族，还是藏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汉人，还是藏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像我们很难将一尊明清铸造的金铜佛像明确地划归汉藏佛教艺术或者藏汉佛教艺术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内一样，汉藏两个民族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宗教上早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出版这部明清金铜佛像图集，展示汉藏、藏汉佛教艺术特点，不但对于我们重温汉藏佛教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建立汉藏两个民族间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大有助益，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认同，树立起各个民族同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衷心感谢李巍先生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展示、研究汉藏佛教艺术精品的传世之作！李巍先生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做的卓越贡献将与这部著作一起流芳后世！　　（王尧：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