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江南佛教艺术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一向以博大宏富著称。中国的疆域辽阔广远，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区各有其文化特点，又彼此沟通融会，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佛教文化上下两千年，中国江南地域横跨十余省，本文着重以苏（州）、（无）钖、常（州）为中心的吴地佛教艺术向海内外朋友作一介绍。

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苏州名画家张僧繇应请为建康安乐寺绘壁画。他大笔挥洒，没几下，四条龙已形态飞扬升腾壁上。在旁观看的众人仔细分辨：“咦！怎么，四条龙都不点眼睛？”张僧繇仅颔首微笑。众人一再请求：“点上眼睛吧！点吧！”张僧繇无奈应允，随手点了两条龙的眼睛，使龙神采更加逼真。不一会，雷电交加，两龙竟破壁飞升而去。这就是“画龙点睛”的成语出典。张僧繇以擅长佛画著名，他尽力吸取当时来华天竺僧人所传“凹凸”技法，擅于应用中国水墨的“点、曳、斫、佛”等笔法，独创“疏体”，所绘极富立体感。他为建康一乘寺画藻饰“凹凸花”，“远望眼晕如凹凸”，近看才知是平面，具有浮雕的效果。由于此画，当地人盛称该寺为凹凸寺。他画的佛像，如《行道天王图》、《定光佛像图》，都色彩鲜艳，形态丰盈，被誉为“张家样”。画坛“望其尘躅”，名声极大。

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无钖名画家顾恺之也曾为江宁瓦官寺北小殿绘维摩诘像。为了精心绘制这幅像，他闭门不出长达月余，也不允旁人偷窥。这样反而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待到画像揭幕那天，士大夫与佛教徒闻讯纷纷前来观赏：“哟！原来是维摩诘居士略带病状，正凭几若有所思呢？”“怎么，也没画眼睛？”观众正起疑的剎那间，顾恺之凝神挥毫，当众点睛。顿时，画像光彩夺目，满壁生辉。信众被感化了，于是纷纷解囊捐施，以助弘法。这幅画的技巧，典型地体现了顾恺之“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眼睛）中”的主张。顾恺之作画成功的关键，则在于他既吸取印度传来的佛像画法注重比例协调，飘逸庄严之长，又体现了中国玄风火炽的时代精神。像顾恺之、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纷纷涌现于江南，说明了产生辉煌的艺术作品需要继承、借鉴，也需要融合、独创；说明了六朝时唯有江南才具备有利于艺术发展的各方面条件。

具有江南特色的佛教艺术一时汇为中国艺林的主流。吴兴名画家曹不兴带头倾心学习印度佛像绘法，心敏手运，力学不懈，很快便技艺娴熟。他能把五十尺绢连接一起，绘制大幅佛像，且比例得当，衣衫飘逸；体态丰腴，庄严超俗，为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境界，被誉为中国“画佛之祖”。他的大弟子卫协，一改江南民间绘画的粗犷风格，进一步学习印度绘画的巧密构思，而不没民间绘画贴近生活之长，被尊为六朝“画圣”。曹不兴的再传弟子张墨、史道硕等也工于绘佛像，以神妙著称。他们分别有《七佛图》、《维摩诘像》、《佛祖像》、《梵僧图》等传世，顾恺之亦曾师承卫协，其佛画《八国分舍利图》为传世名作。刘宋苏州名画像陆探微近承顾恺之，旁通书法，创造了“一笔画”，所绘佛像衣褶起伏转折如篆文，形态生动，秀骨清劲。其子陆俀、陆弘肃承父业，后辈如顾宝光、袁倩、袁质、江僧宝等都深受陆探微的影响，引成一大画派。张僧繇的儿子善果、儒童也以擅画释道人物闻名。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人被誉为“六朝三杰”，开唐画之先声，足见吴地艺术家与佛教艺术在当时画坛的地位。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状况与绘画相仿佛。东晋著名雕塑大师戴逵曾旅居吴地，号“吴中高士”。为使佛的形象更符合江南审美观，使佛法普及民间，他隐坐在帷帐中倾听群众对印度佛像“形制古异”的意见，然后潜心构思三年，为建康瓦官寺“造行像五躯”。他所塑之像体现了江南秀美特色，不失清净庄严，与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玉佛像一起被称为“瓦官寺三绝”。戴逵之子戴颙亦精于塑绘，所铸丈六金佛像艺术造诣极高。他曾十居苏州，后捐宅改为北禅寺。他若支慧护在吴地所造的释迦丈六金像、晋恭毫在建康所造丈六金像、观音及大势至菩萨像等都很有名，仅摄山一地，当时塑雕佛像达五百一十五尊，号称千佛，因其衣褶风格与大同云岗石窟相似，被誉为“江南云岗”。

六朝佛像雕铸在民间早已形成热潮，其源头之一即为吴地。佛画也空前流行，帝王如晋明帝、宋武帝、梁武帝、陈文帝都擅画佛像，士大夫如王廙、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谢惠连等都作过佛画，画僧如昙研、僧吉底、僧摩罗菩提、僧伽佛陀惠远、惠秀、智识等或携印度壁画来华借鉴，或运用艺术手段弘法。民间、帝王、士大夫、僧人多层次群体相互影响，推动着江南艺术突飞猛进。唐宋时，师承昙研的曹仲达展示了“曹衣带水”的新风，画继张僧繇的吴道子推出了“吴带当风”的极境，同出张僧繇一脉的杨惠之所塑佛像仪态万千，极为传神，今苏州保圣寺罗汉像仍保存了其雕塑具有的江南特色。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巅峰之作。不独绘画雕塑，中国古代书法，音乐等艺术领域同样受印度文化启发而展现出新的特色，同样在江南得到开拓。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书具有典型的飘逸柔美的江南风格。王羲之在苏州将其私宅捐其为佛寺，他在书法上一改汉魏书风，创造了妍美流畅便利的行书，达到了自然潇洒隽永的境界。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传世之作有《佛遗教经》、《金刚经帖》、《兰亭序》等。至盛唐，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再次融合，产生了楷书。名书法家颜真卿的祖父亦好佛理，颜真卿受其影响又师承释智永，其作品垂为楷书正范。江南大书法家褚遂良亦崇佛，其法帖《圣教序》、《伊阙佛龛记》至今传为圭臬。日本留学僧空海十分欣赏吴地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空海临摹监写的《书谱》，成为日本书法临习的典范。唐代草书与禅宗倡导的超脱也有关系，吴地书法家张旭与僧人怀素之草书并为一代“草书之冠冕”。

印度音乐也曾在江南产生重大影响。三国时，支谦在吴曾制“赞菩萨连句梵呗”；康僧会至江南作“泥洹呗声，清靡哀亮”成“一代模式”。“梵呗”译成汉语就是清净赞的意思。六朝时，释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均以“唱导”闻名。此外，梁竟陵王萧子良还招致名僧，讲习佛法，“造经呗新声”。梁武帝多次在建康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在会上演奏佛教歌曲，有《善哉》、《大乐》、《大欢》、《灭过恶》、《除爰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从此佛教音乐进入朝廷大堂。中国古代僧人其实与儒生一样，也属于文化职业，有诗僧、画僧，也有乐僧。六朝僧人多才多艺，兼擅音乐。释道照、僧佑之音乐造诣亦为乐坛称颂。其时江南法典成套，唱导成风主要是乐僧的贡献。垂至唐宋明清，“唱导”由佛经偈颂扩充为佛经故事，加入民间传说，在吴地演变成“弦宣卷”，常由僧、道在办丧事、做寿、盂兰盆会上演唱。在法事活动中，演奏更成为部分僧人专职；而原从西域传来的胡琴、琵琶等唱导专用乐器，反而普及成为供“昆曲”、“评弹”等江南戏文伴奏所用的民间乐器。其间也可见佛教音乐与江南民乐之相互影响。人生有涯而艺术无涯，古代江南佛教艺术领域广阔，在此以“掠影”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