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到底是罪人还是君子，为什么最后葬送敦煌文化？

说到王圆箓你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谈到莫高窟，大家肯定都知道。闻名世界的旅游景区，谁不知道？那王圆箓到底是如何葬送敦煌文化，他到底是罪人还是君子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个人经历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事件经历

1900年6月22日(距今118年)，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禄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记得高中时期，小编对莫高窟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读了余秋雨的《道士塔》，知道了湖北麻城农民王圆箓：“身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中国平民。”可恨的是这个卑微、渺小、愚昧(余先生为这几个词都加了前缀“太”)的农民，“他从外国探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每当看到此处，小编都是血脉贲张，义愤填膺，恨不得当面啐一口王道士，将其打翻在地。

暂且放下那佛国世界璀璨的艺术魅力不说，先说说那个被葬于莫高窟大泉河东岸沙滩上，被余先生目为“敦煌石窟的罪人”的王道士。道士王圆箓被敦煌人称为“王阿菩”，这在当地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菩萨”甚至是“活佛”，俗话说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至少在百姓眼中，王道士不是一个坏人。

王圆箓，农民，略识文字，湖北麻城人，出生于道光30年(1850)，卒于1931年。《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夏，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灾民常有饿死，逃难是活下来的最好方法。王圆箓没有就近讨饭，也没有投亲靠友，而是来到万里之遥的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当了一个小小的兵勇。退伍后成为老庄子弟，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为“王道士”。王圆箓走到敦煌看到多年废弃无人看管的莫高窟，一种使命感使其成为莫高窟的管理者。

中国农民最初知道佛教，大约是因为《西游记》里的唐僧。身着道袍的法真，内心也有一份向善的信仰。也许在王圆箓眼里，佛教和道教并无分别。法真道士经营佛教事务也是极其虔诚和负责的：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僧众四处奔走，苦口劝募，寻求布施;将化缘得来的钱财尽其所能，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塑像。

敦煌这样荒凉苦寒之地，募化的艰难可想而知。王道士拿到斯坦因、伯希和的“捐赠”和“布施”后，除塑了一尊玄奘塑像外，还清理修缮了破败的庙宇和坍塌的洞窟，重塑了已经斑驳不堪的所有金身，还修造了大佛前殿的楼阁等等。

40年如一日，远离花花世界，在茫茫戈壁深处，不拿政府一分钱，也不开公司入股分红，就这样风餐露宿的默默守候着鸣沙山下、大泉河边的千余洞窟。王道士没有私自占用出卖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甚至连自己的一身行头也不曾改变过，至死仍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布帽。

如果说他有所占用，应该就是洞窟对面那一座道士塔。

不可否认，王道士对敦煌文物甚至对中国文化都是有罪的。但是，查一查历史，我们对这个目光短浅，愚昧的麻城道士，真的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吗?

那么，王道士在莫高窟都干了些什么呢?

1900年(光绪25年)5月25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时，王道士突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王道士墓志)。面对这一意外发现，王道士忙开了。

第一步

王道士请来了敦煌本地的乡绅耆老。面对这许多古物大家同样是惊讶万分、不知所措。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的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

第二步

逐级上报。按说，王圆箓还算是个尽责的人。发现藏经洞后，他徒步数十里，赶往县城找到敦煌县令严泽，还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令严泽，希望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竟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

1902年，王圆箓又向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的知县当即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却也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的空头指示。

两番未果，王圆箓仍不甘心，开始上访。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在河西走廊行程800多里，找到道台廷栋，武将出身的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再后来，刚完成《语石》一书初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便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寻找一些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却未下令对藏经洞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只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仅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只好又“搁浅”。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上访到省部级已经是极尽人事了，可倔强的王道士仍然不死心，他要告御状!他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但遗憾的是，这封上达天听的御状未能寄出。

从1900年到1907年文明人斯坦因的到来，整整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莫高文物，做了他应该做以及可以做的一切。

讽刺的是，这边王道士与藏经洞频遭“冷遇”，另一边却有人视莫高窟为宝地，不远万里而来。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水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看看这个英国人的来头，他是持大清朝廷颁发的官帖、在官兵的保护下到敦煌来的。至今仍然怕官、迷官、拜官的国人，见到朝廷介绍来的洋大臣，山野小民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大约也只有麻城(这是全中国革命烈士最多的地方，曾有6万多子弟参加红军，煅造出王树声大将，王宏坤、许世友、陈再道上将等28位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将军)的农民有这个胆子，他和洋大人百般周旋，数度将其拒之门外——这些在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图记》都有详细描述。

对英国人甚至西方人来说，斯坦因是最伟大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但是他在敦煌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强盗和小偷，他竭尽引诱、欺骗、布施、盗窃等卑劣手段，来对付文盲王道士。最后其卑鄙目的也终以得逞，先后两次从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国宝，运至大英博物馆。

此后，西方窃贼接踵而至。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汉文写本和不少古藏文写本、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

接着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此时藏经洞早已空空如也。华尔纳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

后来俄国，后来日本……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中国学者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但当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传晓于全世界时，清朝官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地窃为己有。因此，偷窃一度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再历浩劫。

100多年前，强悍的英、法洋人，挟坚船利炮，扛文明大旗，在圆明园实施强盗行径——东方数千年的文明结晶遭到抢劫、砸毁和焚烧;50多年前，离敦煌不远的张掖市大佛寺，举世闻名的大佛雕像被红卫兵砸开腹部，取出千年的经卷，在佛堂焚毁成灰烬，这些红卫兵是什么人啊?中国最顶级大学里的天之骄子!

只有所谓的文化人对文化的摧残，才最惨烈最挖空心思也最有破坏力!所以责怪一个偶然路过的文盲道士，要求他对敦煌文化流失负责，你不觉得太苛刻吗?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种种行为，业内人士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历史罪人论”，一种是“无知黑锅论”。

“历史罪人论”者认为，如果王圆箓第一次盗卖文物是上当受骗，那么后来又连续5次以上在17年间继续盗卖文物，这肯定不是上当受骗。

“无知黑锅论”者则认为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向当地官员汇报，当时的政府却长达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农民道士贱卖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无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译蒋孝琬，斯坦因不可能凭蹩脚中文从认死理的王圆箓处得逞。后来，斯坦因将大量敦煌文物暂存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也无人过问。再者，伯希和等人偷运文物路过北京时，还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京城名流谁也没有提出扣留这批文物，还设宴款待，中国海关也一路绿灯……故认为敦煌文物被盗卖，是王圆箓、蒋孝琬和当朝官员共同犯罪的结果。

据《西域考古图记》等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西方人到中国带走文物时，都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且一路官兵保护，一介道士根本就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当我们振振有词或者痛心疾首鞭笞王道士的时候，我们又该对大清朝廷以及那些食君俸禄的大清官员们(文化人)说些什么呢?

大清官员也曾经不痛不痒地问过斯坦因：“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他们有权利阻止，也有能力阻止，却不肯作为甚至不想作为，我们不去批判这些位高权重的文化人，却来痛恨那个被余先生加了许多“太”的王道士，你觉得有意思吗?

历史地看，与其说王圆箓是作为当时莫高窟的掌管人而背上送走经书的骂名，勿宁说他是在为整个风雨飘摇的大清国的凋敝、民国的无暇顾及、以及近代的日益膨胀的民族自尊心而做了挡箭牌。

对此你对于王圆箓有何不一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