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名将王明贵：头骨留弹片自己刮骨疗伤

王明贵将军1955年授衔标准照。王昶军供图

两柄钢刀似的冲眉，高阔而弯曲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嘴唇抿成“一”字。在王昶军的家中，挂着一幅父亲王明贵将军1955年的少将授衔照，照片中的王明贵神采奕奕、英气非凡。

不难想象，当年与日伪血战林海雪原，王明贵将军是何等的豪气纵横。日军资料中形容其“狞猛”“千军万马中纵横”；1946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谓之“抗联名将”“嫩江原野上的一面解放大旗”；同年《文汇报》称“他是‘抗联’有名的英雄，齐齐哈尔和北满一带妇孺皆知。”

身着55式将军礼服的王明贵与家人在照相馆合影。王昶军供图

日军的噩梦，叹之“千军万马中纵横”

 1910年，王明贵生于磐石县呼兰镇一个贫农家庭，20岁时便离家到黑龙江省汤原县格金河金矿做工。 “父亲是怀着‘淘金梦’去的，想借此改变穷困的命运，可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认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更没有人权可言，于是毅然投身了革命。”王昶军说。

1934年，王明贵加入了活动在格金河金矿周边深山密林里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此后，他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历任连长、团长、师长等职，率领抗联将士给予日伪军一次次沉重打击。

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曾写回忆文章《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

之所以这样紧张，原因是 “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

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对王明贵北里仍然表现出了钦佩之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不仅仅于北里，对王明贵部队活动的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

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日军关于我父亲的记载还有很多。”王昶军说，一位朋友在日本曾看到“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集《啊，满洲》，里面很多地方都记有与王明贵的战斗。

王明贵（右一）与抗联战友合影。王昶军供图

攻破伪满“模范县”，惯于不按套路“出牌”

“父亲一生指挥过二百三十多次战斗，参加过的就数不清了，但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智取克山那一仗。”王昶军说。克山县，曾是日本侵略军镇压抗日军民的重要据点，被吹捧为“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1940年9月，时任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支队长的王明贵受领了攻打克山县的任务，担任参战的第三、九支队及地方组织的军事指挥。“父亲他们经过了3个多月的侦察和谋划，制定了调虎离山的策略。”王昶军说，先派小股部队在县城周边活动，引诱日军追击。而后，他们星夜兼程返回克山，与城内潜伏的同志里应外合，一举攻破了“模范城”。

说起来简单，可有一点疏忽就很可能失利。王昶军记得父亲生前给他讲过这一仗的许多细节。当时，克山县正在修建护城河，王明贵让城内的同志号召民工延迟工期，“如果护城河修起来，攻城就麻烦了”；攻打时，城内的同志配合“发暗号”、破坏工事，守城的敌人根本应对不暇……

这一仗，他们共击毙和俘虏日伪军7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迫击炮四门，并吸引100多人参加抗日联军。

1948年7月6日，王明贵夫妇在塔山合影。王昶军供图

为了打击活动频繁的抗联队伍，伪满黑河省省长兼警务厅长长野曾下令“全力讨伐”，并针对王明贵部队搞出了一个《讨匪作战指挥官五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决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 “在敌人的打击下，父亲能够率领部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离不开他不拘一格的战法。”王昶军回忆说，王明贵将军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比如，修建作战掩体，通常都是将挖出来的土堆在壕沟前面，但他有时却要求堆在后面，并挂上军帽等伪装，“匆忙作战时，浮土如堆在前面，拍不结实，起不到挡子弹的作用。放在后面，往往能让敌人判断方位失误。”

王明贵擅长骑兵突袭，机动破敌。一旦遇到敌军追击，他往往采取分兵撤退的政策，“不断采取2人1马地方式往出分兵，最后只剩几十匹马带着追兵空跑，父亲他们就在约定地点回合。”“马没了可以再夺，人才是关键……”“父亲常常打胜仗，抢小鬼子、汉奸们的给养！”王昶军记得，父亲常得意地对人家说，“那时候，小鬼子吃啥咱就吃啥，伙食好着咧！”

1946年，王明贵（左一）与王钧。王昶军供图

去世头部仍残留弹片，曾手执虎钳自己“刮骨疗伤”

2005年，王明贵将军病逝，进行火葬。然而，亲友们却赫然发现，将军的遗骨之中竟还残留着炮弹的弹片。这是刚加入抗日游击队的一次战斗，飞溅的弹片嵌在了他的头骨，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弹片伴随了将军几十年。

“那次受伤后，作为受特殊照顾的病号，父亲生平第一次吃到了苹果。”王昶军记忆最深的，还有一个王明贵将军给自己“刮骨疗伤”的故事。

在萝北县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进了王明贵的膝盖骨缝之间。那时没有手术器械，但子弹非取出来不可。望着鲜血汩汩的伤口，老乡们都不敢下手。王明贵就借来一把剃头刀和一把钳子，把腿绑在一个长条凳上，让大家按住，硬生生用刀把伤口皮肉豁开，用虎头钳夹住骨缝中的子弹，一使劲拔了出来。没几天，他照样骑上战马指挥打仗。

“抗战的岁月，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大势下，父亲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无数次面临困境、绝境，没有对党的坚定信仰是熬不过来的。”王昶军也常听父亲回忆起那段连篝火也不敢点燃的西征岁月。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区，开辟新的战场，１９３８年冬，抗联第六军沿着大、小兴安岭山脉向西侧的松嫩平原进发。这次西征，行进了三千多里，历时４个多月。沿途山高林密、杂草丛生、人烟稀少。陡峭的山路，齐腰深的雪，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没有粮食，他们就吃榆树皮。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气温，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的战士，脚上只包着马皮；没有帽子的战士，头上缠着好几层布……有的战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冻坏了鼻子和耳朵；有的走着走着就站着不动了，别人上前一摸，人已经断了气。

一次，王明贵找来了米，支上几口大锅，却只能煮粥不能做干饭，每人只能喝一碗，不然会撑死人的。那天，有３个战士吃着吃着，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1996年，王明贵将军（右一）获朱可夫纪念章。王昶军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去南方任职业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黑龙江，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直至退休。”王昶军说，“父亲离不开黑土地。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埋葬着患难与共壮烈牺牲的战友。”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常讲的话，“现在的生活以前想也不敢想，看一看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你们就会明白，今天有多幸运、多幸福。” “父亲不图我们有多大本领，就希望子女能够本本分分地踏实生活，能为国家和人民尽一点责任则更好。”王昶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