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庆功时：哪位将军勃然变色掀翻餐桌？

1946年，中原大战在即。刘昌毅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脸部负伤，十余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当时，周恩来到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刘昌毅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众专家反复研究方案，终难决断。刘昌毅示意警卫员取纸笔，写下3个大字：“大胆割！”

刘昌毅指挥作战，处变不惊，历险不乱，人称“四不走”将军：不吃饱饭不走，不睡好觉不走，不喝完酒不走，不见敌人来不走。1947年春，刘昌毅率部至两河口八里川，令部队埋锅做饭。忽警戒哨报告，东北方向发现敌人。众人劝他走，他问：“饭熟了吗？”答：“已熟。”刘昌毅说：“吃了饭再走。”忽警戒哨又报，西南方向发现敌人。众人又劝他走，他问：“吃饱了吗？”答：“还没有。”刘昌毅说：“不吃饱饭不走。”依然镇定自如。忽警戒哨又飞报，其他方向均发现敌人。枪炮声依稀可闻。众官兵见将军蹲一突兀大岩石上，一手端碗，一手举箸，吃得正香，若无其事。此时，炮弹已落四周，众皆继续放胆吃饭。饭毕，刘昌毅问：“吃饱了没有？”众答：“吃饱了！”此时，已可辨敌人影，刘昌毅方从容率部撤离。

刘昌毅性格耿直，敢说敢干敢怒。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曾发一通报，点名刘昌毅纵容两干部无票乘车，并打骂列车员。当时刘昌毅正在开封疗伤，见通报莫名其妙，即策马飞奔商丘，将当事人带往刘邓首长处，当场对质。后刘伯承解围说：“通报错了，撤销。”刘昌毅才忿忿而归。为庆祝淮海战役胜利，中原野战军首长与各纵队指挥员共餐。席间，邓小平对刘昌毅说：“仗打得不错，就是多吃了500斤肉。”刘昌毅勃然变色，双手奋力将餐桌掀翻。1975年，邓小平于北京接见刘昌毅。邓小平对他说：“你是一位战将，但有时也会蛮干。”将军不握手，扭头就走。

附将军简历：刘昌毅（1914—1999），原名刘昌义。湖北省黄安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淮海战役新解读：60万兵消灭80万兵的惊天秘密

导读：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围绕着军事重镇徐州，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在此后60年的时间里，两党都是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走出政治运动的羁绊，带领大陆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更是几经沉浮，2008年重新执政。

两岸除了民间的商业、文化交流更加紧密，11月3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踏上了宝岛台湾;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这些台湾地区的政要早就来到大陆访问，除了交流还有认祖归宗。

60万战胜了80万

60年前那场空前规模的战役，成为无数学者的研究课题

从2008年10月份开始，除了正常的外地游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出现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当年那场惊心动魄大战的亲历者，在子孙的陪同下，瞻仰照片上的故人。对参观者而言，淮海战役是教科书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则是鲜血，是生命。

淮海战役共军60万对国军80万，以少胜多居然取得了胜利，这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例很多，原因各有不同。淮海战役共军为何能取得胜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淮海战场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场，它与国共战争的其它战场是密切联系的，就象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的胜利与太平洋战场美军的胜利不可分一样。如果只分析中国战场中日军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的分析出中国1945年战胜日军的原因。

淮海战役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开始的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淮海战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使中原国军拒绝与华东国军配合，为淮海战役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淮海决战开始时，华东的国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此时扩编为第3兵团)和整编11师(此时扩编为第12兵团)均不在华东。有人以为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但国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甚至可以置损失过半的刘邓于不顾，再次集中兵力于华东。实际上，老蒋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军象一年前那样再集中到华东与共军决战，由白崇熙指挥。如果此时国军把大别山的国军再集中到华东，国军仍然可以再次重创华东共军，再次占领华东共军的根据地，甚至收复济南。

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华中的白崇熙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对蒋令其于蚌埠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战场兵力，公然抗命。白崇熙抗命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老蒋力量的削弱，以逼迫蒋下台。当淮海会战绪战之际，白崇熙阳奉阴违,反令第十三绥区王凌云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酣战，白的精锐3兵团始终不动，还令向此增援之蒋系部队黄维12兵团停止于蒙城附近不动.幕后主使者副总统李宗仁，更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通电与共产党和谈，要求老蒋下野.待黄百韬兵团已被歼，黄维兵团复由蒙城向徐州前进，使共军得以各个击破。因此，华东共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中原和华东战场的国军不能有效的配合，这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产生的分化作用。

其次.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在淮海战役前，杜律明决定用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对付共产党。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组织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采取先发制人，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放弃被动的防守城市的打法，变被动为主动，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打运动战。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主张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他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的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

由于该计划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所以很快于10月2日获得批准。10月7日，杜聿明召开兵团司令会议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挽救败局。刘峙本来就对这个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猪头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没有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到处挨打的阵势，黄伯涛兵团因此被包围,令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后的杜聿明，白崇熙等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失败部阵，完全绝望。如果不是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淮海战役的结果将完全不同。辽沈战役还耽误了国民党主动进攻计划，为三野和二野赢得了20天的战役准备时间和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战略决战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都是辽沈战役赢得的时间。

第三.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迫使敌人把华东战场国民党的指挥官由最精明的杜律明换成了最笨的猪头刘峙,这使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屡犯低级错误。在黄佰涛兵团被包围之后，如果按照杜律明的计划国民党军队仍然有取胜的可能：杜律明的计划是先用徐州国民党主力南下消灭二野(30万打10万)，然后再北上救黄佰涛兵团。如果三野不救二野，二野很可能被杜律明和黄维南北夹击而消灭，就算三野消灭了黄佰涛兵团，国共双方也是各消灭对方10多万，只能打个平手，华东战场国民党的优势将相对扩大。如果三野分兵救二野，那么黄佰涛兵团就可能突围而下，国民党的80万大军就会集中在一起与三野与二野的60万军队大战一场，国民党军至少可以避免被各个击破，战争的结局肯定改写，甚至国民党取得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淮海战役的将是另一种景象。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对淮海战役的胜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我军的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此时淮海战役还没有打)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粟裕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

美国人当时的评论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辽沈战役的胜利使美国人认识到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无可避免的失败，减弱了对国民党的支持。杜聿明当时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杜律明信心丧失，以至于在淮海战役中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明知蒋介石的命令是错误的也照样执行。淮海战场国军士兵大量叛逃和投降，弥补了共军兵力的不足。国民党成了墙倒众人推，老百姓更多的加入共产党阵营(直接支前的人达到320万人)，有些本来多年与党组织没有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赶快起义等(不知道张克侠等人在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为啥不起义)。士气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辽沈战役的胜利导致国共双方士气的此消彼涨，也是共军能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胜败

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今年的国庆节刚过，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第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著《movingtheenemy:operationalartinthechinesepla’shuaihaicampaign》，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鲍嘉礼经常在课堂上以淮海战役考察学生：如果你是黄百韬，你会如何抉择突围路线;如果你是黄维，你会如何构筑防守阵地;如果你是杜聿明，你怎么安排撤退。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三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三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负责接待鲍嘉礼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宣教处贾萍告诉本刊：“我继续问他，既然你提出了国民党失败的致命因素，那能说说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

鲍嘉礼愣了愣，随后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两首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歌，这位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共产党军队强大的原因。

在西方的军事研究中，素来摒弃意识形态和精神作用，比如鲍嘉礼，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时，就没有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考虑在内，而国内的许多军事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因素作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鲍嘉礼为什么偏偏用精神的因素去分析共产党的军队呢?由此可见，鲍嘉礼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60万战胜80万呢?

更多的谜

10月30日清晨，一位84岁的老人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大门。他手上提着三个礼品盒，左肩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书包，里面除了生活用品，还有茶叶等特产。

老人背着这些东西很吃力，在纪念馆入口处的纪念品小卖部办了寄存，他在物品清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李庆福。

李庆福的出现引起了轰动，许多老人都找这位幸运的战友合影留念，就因为他当年是一名步兵。在淮海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就是步兵，在攻击碾庄的战斗中，仅李庆福所在的八纵就伤亡了6829人，其中多是步兵。现场参观的老人多是当年的炮兵、通讯兵等技术兵种，或者文员。

但李庆福活了下来，60年前，作为华野八纵78师69团某连指导员，李庆福参加了淮海战役：碾庄围攻黄百韬兵团，李庆福所在部队参与了主攻;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李庆福与战友一起阻击蚌埠的国民党援军;最后围歼困守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李庆福也参加了战斗。

此前，李庆福还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之后还有横渡长江、解放昆山、上海等战斗，那些未见青史的小规模的战斗更是不计其数。虽然先后4次负伤，但李庆福幸运地活了下来。

李庆福对淮海战役的记忆非常清晰，看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他对本刊仔细讲述每场战斗的经过，当年的对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五军让他印象深刻。

李庆福说：“第五军是王牌军，解放战争开始他们就到山东跟我们打。很难打，(第五军)火力猛，一次我们冲锋，他们一排轻重机枪开火，(我们)一排战士就倒下了，冲不上去，子弹像下雨，没办法冲。”但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第五军、十八军一起灰飞烟灭。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每次都是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在这场140万军队的交锋中，整师、整军、整个兵团的被消灭，而自己竟然连消灭对方整团建制的战例都没有。

难道是他们的将领愚蠢?台湾史籍广泛转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以前有史料称，与其交手的部队都按苏北口音喊他“狐狸”，这得到了李庆福的确认。

难道是士兵不够勇敢?可是在抗战中，第五军与日军号称“钢军”的王牌第五师团血战昆仑关，击毙日军第22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十一师(十八军前身)在重庆保卫战中死守石碑要塞，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

而且，从战役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军事实力居劣势的60万军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攻击那80万，是什么因素让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有如此强烈的必胜信念呢?

独轮车的选择

华野在进攻之前，已经力所能及的疏散周围的村民，避免伤及无辜。然而，另一股人群却冒着炮火冲进碾庄，往里运弹药、食物，往外抬伤员。

他们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陈毅名言“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一直被认为是对淮海战役的经典评价，但这毕竟是非常笼统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独轮小车?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支力量?除了推独轮小车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

500多万支前力量

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于2007年9月投入使用。除了原先陈列的阵亡先烈、战役进展，特地开辟了两个展厅，内容只有一个——支前民工。贾萍负责了“支前厅”的内容搜集，她说：“因为年代久远，开始搜集当年的物件非常困难，具体的文字资料也并不多。另外，研究者更多地偏重军事的叙述，加上几十年来习惯‘高大全’人物的塑造，因此支前民工具体的生活并不清楚。”

但一个小竹棍的故事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当年支前的场景：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个一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和恩带领的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军需的9.64亿斤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

而在唐和恩的竹棍上，刻下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包括江苏、山东、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

今天，这个小竹棍就平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

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

贾萍介绍说，当时民工中有句口号“队伍打到哪里，支前就跟到哪里”，这不光对作战部队带来单纯的物质上的支持，也让军队更加灵活机动。不管是华野、中野的部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军路线，或者路过什么样的地形，民工都能跟上。

反观国民党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初，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是沿着铁路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后勤的补给彻底依靠铁路。当初黄维兵团赶往徐州，中野对黄维兵团的伏击目的性非常清楚，因为当地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坦克和拉后勤辎重的大卡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伏就行了。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黄维兵团也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连最起码的军事保密都做不到了，这还打什么仗?

民心向背

刘瑞龙1948年秋在中共豫皖苏中央分局担任财经办事处主任，据他回忆：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后，黄维兵团从豫西赶来增援，徐州与蚌埠的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南北仅相距100多公里试图三方会师。这一阶段华野和中野集中到一起，前方150万人吃饭，加上连续作战，每天仅粮食就需要500万斤，弹药也很紧张，伤员也得不到后运。

碾庄，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的核心阵地。

年过半百的村民张树仁还记得他小时候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但是他们把对淮海战役的记忆留给了张树仁一代。张树仁指着镇北一条10米宽的河说：“当时黄百韬的部队利用这条河构筑了强大的工事，给华野造成巨大伤亡”。李庆福说：“攻击部队几乎是用尸体填过去的”。除了子弹，李庆福还背着7天的口粮，战斗一打就红了眼，整整6天没有合眼。

李庆福清楚地记得，打碾庄时的支前民工都是山东人，除了口音，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馍馍片跟窝头。他说：“山东没有大米，都把馒头切成片，或者用杂粮做成窝头让我们带着。”

战争结束后，各解放区的筹粮统计显示：胶东、渤海、鲁中南地区筹集了粮食3.9亿斤，超过总量9.64亿斤的三分之一。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40万，县府存量只有100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400万斤，郯城最终缴粮500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

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8趟，往返300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沂水县民兵连一排，在排长张伯高的带领下，为部队服务三个月，押解战俘2180名，全排集体立功。民工李汇文拒绝了国民党俘虏的金钱收买，并将俘虏用于贿赂的银元上缴。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李庆福的解释是：“山东是革命老区，都向着八路军。”他甚至认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后期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直线下降是因为在山东抓了太多壮丁。他说：“山东人都知道八路军好，他们能向着国民党吗?”

后盾是整个华东地区

贾萍说：“我们在搜集那些历史资料的时候，一次次地被震撼。除了让农民拥有土地，共产党对他们还非常尊重，许多农民是自发要求支前，但解放军都给他们工钱。”

豫西区党委、豫西行署、豫西军区1948年6月1日在鲁山县成立的，这里原是国民党的“模范区”之一，当地群众基础并不算深，中央任命李一清为豫西行署主任。

三个月后，豫西军区战勤司令部改为中原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分设民工部、供应部、救护部、办公室。豫西行署9月13日建立了兵站与粮站，兵站30里为一小站，60里一大站。到了10月15日，豫西支前司令部又颁发了支前工作条例，整个豫西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自上而下的支前网。

李一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支前工作中，我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豫西的情况，动用民工时，由供给制改为包运制。即‘废止无偿支差’，动用民工时，原来无偿支前只供给伙食，不发运费，不管运多少东西，走多少路，都是每人每天3斤粮食。发价包运除了供应伙食外，还要发工资或运费。

那么新规定下支前民工会得到多少运费呢?

据记载：送转伤员一人走50里，运价为30斤粮食，如用担架则为40斤;运军械、弹药及贵重的战利品，每百斤百里运费是：人力挑运为32斤粮食，驮载为23斤粮食;运送公粮、柴草，每百斤百里人力挑运为30斤粮食，驮载为23斤粮食，用各种车辆运送为18斤粮食。

李一清说：“这样做的好处是：1、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运输效率;2、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奴役人民是一个政治打击;3、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4、比较公平合理地报酬民工。”后来的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

贾萍说：“从资料上看，解放军对人民的关心是非常细致的，因为淮海战役跨越了农历新年，许多农民都思乡心切，当时就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和慰问队，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保障，老百姓很清楚选择支持谁。”

国民党80万军队的对手不只是60万解放军，还有整个华东地区的百姓。

即便是素来乐观的毛泽东，也只是在1948年说：“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他强调了“有可能”。

谁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为什么都说八路好?

八路军深得民心的理由有很多：待人和气、帮老百姓收庄稼、军纪好，但最关键的是给穷人分田地

华野八纵78师69团某连指挥员李庆福，1944年在老家山东泰安入伍，哥哥是当地的民兵队长。当时他的父母都在世，还有三个姐姐，一家七口只有一亩多地，生活艰难。而土地改革完成之时，他的姐姐已经出嫁，李庆福一家四口分到了两亩多地，还有数间房屋。因为是军属家庭，当地政府还组织村民给李庆福家料理庄稼，全家生活得到了保障。

尽管此后还乡团三次抄家，刺刀直接对着李庆福的母亲，但一家人对解放军忠贞不渝。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记者看见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手捧丰收的粮食，喜极而泣。李庆福说：“很多农民之前都吃不饱，八路军给他们土地、房子，生活一下子好了，这比给金子银子都好。”当时，许多农民夜里都要跑到自家田头，看看写有自己名字的标牌还在不在。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战在即，山东解放区也迎来了土改完成后的一个丰收年。支前模范唐和恩，跟无数的山东农民一样，收割完自家的粮食，扛起扁担就冲上前线。在此后的5个月时间里，山东解放区还有16.8万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

许多国民党将领曾经发出哀叹：“山东尽是老八路!”以此感叹其作战顽强，意志坚定。

然而，让国民党政府无法预料的是，除了山东、苏北这些“匪区”，江淮、豫皖苏、冀鲁豫以及整个华东的农民都扛起扁担支持解放军。到了1948年秋天，国民党原先的所谓“模范区”豫西一带，也成为另一个山东。

《中原日报》1949年1月2日刊载：一位38岁的农村妇女许秀英，伤员从前方转来时，她就提着茶壶在路旁等候伤员，给伤员喝水。他听到重伤员呻吟时，总是亲热地去安慰，为伤员洗血衣和脏衣服。

她还动员丈夫到转运站工作，送14岁的儿子去照顾伤员，动员全村妇女为伤员服务。1946年秋天，解放军西调，国民党军队对参加过群众团体的进行报复，她带着6岁的儿子逃难，但回乡不久，便参加了妇救会。

当时的报道给出了这位农村妇女如此举动的解释：1948年4月回家，分了十几亩地，自己又动手开了十几亩荒地，从此才建立起自己的家业。

饮水思源，这是最浅显的道理。

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200多万许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大娘，土改分得11亩地，过上了好日子。她见村里装米急需口袋，便把给新媳妇做的新被子剪开做成了口袋装米，并对儿媳妇说：前方用米当紧，咱在家怎么都好对付，等打倒蒋介石后，咱再不用趴豆棵了，不愁没好日子过。

1949年1月3日《中原日报》刊载：新安县翻身农民于书堂老人，年近七旬，他让两个儿子把自己准备做棺木的圆木锯成四方的枕木，抬着送到车站。别人问他：“你百年以后，用什么东西装着送终?”于老汉风趣地说：“我死后，用石头做寿棺，不怕雨，不怕晒，安安稳稳逛西天。”

新媳妇的被面、百年后的棺木，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物件，都用来支援了解放军。

据不完全统计，豫西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粮食2740万斤，柴草1200万斤，军鞋79万双，出动民工16万人，担架17000副，大小车辆34000辆，牲畜23400头。

中国当代史中也有一次给农民分地的历史时刻。30年的中国还没有从多年政治运动的千疮百孔中恢复。中国共产党借用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创举，开展分田到户，再次利用土地给予人民实惠，这才有了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制定新政策适应新情况，这是执政党对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尊重。而作为当年战场上的对手，今天的国民党除了认同“一个中国”的理念，也一样喊出“人民最大”的呼声。

人民最大——这是鲜血生命写就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