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佛教艺术品：不只有唐卡佛像

宗教书画、造像、唐卡、天珠……宗教艺术品是当代中国的流行显示了文化潮流和经济利益如何深刻的塑造这艺术收藏和市场的面貌，如何横跨了从价格超亿元的顶级收藏品到十几元钱的大众旅游纪念品，从影视明星、僧俗信众、文化掮客到烧香拜佛的普罗大众，庞大而宽泛的受众也让这个市场充满了各种最为夸张的传奇和无孔不入的心灵鸡汤。

东汉末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佛陀塑像、佛陀绘画这些西来艺术形式和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形成了新的宗教艺术风格，魏晋南北朝的众多佛寺中雇佣工雕塑、绘画工匠和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佛教石刻、雕塑、壁画，至今仍然留存的四大石窟多数都是北朝时代形成，可以从中想象当年佛教艺术的兴盛，上到皇帝权贵、下都平民百姓都曾在这些古代艺术遗存之前顶礼膜拜。唐代佛教中国化形成的禅宗则对中国艺术的观念和形式又形成重要而微妙影响，在宋元明清民间艺术和文人书画中皆有所表现。

作为收藏对象的佛教艺术品主要包括石造像、金铜佛造像、佛教法器、唐卡以及天珠等。佛教艺术品本身所蕴涵的宗教神秘感、中国普遍的祈福文化让这种收藏往往更容易产生影响，各类受众群体也能从中找到相对适合的心理需求、价格区间的藏品。

一、佛造像

原始佛教是反对祭祀和偶像崇拜的，但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在印度西北部的键陀罗地区广泛流行，这个地区历来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深厚影响，于是，希腊式造像艺术的传统迅速与大乘佛教的新概念融合，出现了键陀罗造像，首先影响到两晋时期的天山南麓地区的石窟造像。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佛教造像辉煌的艺术发展之旅。南北朝时，佛教石窟又迅速通过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逐渐发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成就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末期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持续蔓延，当时魏国境内有三万多佛寺，二百万僧尼，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峡，河南巩县石窟寺等都是那时代开始凿刻。之后北齐沿袭，河北响堂山和山西太原天龙山又有大规模石窟修建。青州出土的龙兴寺佛教造像也多是北朝时期的。隋唐时代佛造像更为圆润精美，宋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主流，耗费巨大的石雕佛造造像数量减少，泥塑、木刻、玉雕、瓷塑造像增多。

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五年的鎏金成辅弥勒造像(午猷造像)

金铜佛造像是佛教流行时代数量应该不少，但因为历代毁佛运动留存数量不多，20世纪早期出土的北魏、南朝金佛造像有部分流向海外，如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有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韩谦造囊金铜佛坐像，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多件北魏的金铜造像，其中最著名的是北魏正光五年的鎏金成辅弥勒造像(午猷造像)高达76.9厘米，体量巨大，造型精美。这是1918年河北正定县农民在犁地时发现的，立即引来大批北京古董商抢购，1920年北京古董商俞淮清、俞宴斋、丁济谦通过曾任陆军总长的正定名人王士珍说动地方当局帮忙，以3万块大洋购得这件造像极品，很快被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店经理高田义四朗以15万块大洋购买，随后送往中山商会纽约分店。1925年由美国的洛克菲勒夫人以22.5万美元购藏，不久又被转售给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20世纪后期在华北各省先后出土多件南北朝、唐宋金铜造像多保存在各地博物馆中。

宋以后在中原佛教造像之风渐趋理性克制的同时，西藏因为印度秘密佛教的传入并于当地的苯教融合形成藏传佛教，并有印度、尼泊尔的工匠前来参与创作，从13世纪延续至19世纪金铜佛教造像艺术盛极一时，并对周边乃至北京、喀尔喀蒙古都有影响。金铜佛像依其身份可分为佛、菩萨、明王、天等数种，在各大寺庙中，有各种不同的佛、菩萨、罗汉守护主尊佛像，制作材料一般是青铜、黄铜、红铜或其他铜合金。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传播。元代宫廷有梵像提举司制作佛像，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不断邀请西藏的高僧大德、上师喇嘛前来明廷，为应付众多封赏，在宫廷专门设立了隶属“御用监”的“佛作”为宫廷大量制作佛像、法器等赏赐川、藏、青以及京师的僧俗领袖。根据黄春和先生的考证，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的宫廷造像现存世大约仅有400尊，绝大多数为永乐作品。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崇信藏传佛教，汉藏之间的政教往来、相互馈赠、法事均需大量的佛像和佛具，康熙三十六年内务府在中正殿设立了“念经处”，专门负责管理佛教事务并设计制作佛像。在皇帝亲自的推动下，以宫中珍藏的新旧“番”、“梵”造像作为参考范本，宫廷技师与西藏、尼泊尔、蒙古优秀匠师配合制作了融合多民族、多地域艺术风格的大量清廷造像，部分自用，部分赏赐藏蒙高僧权贵，而五藏蒙高层也常常向皇帝进攻当地的各式佛像、法器。可以说，藏传佛教是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宫中设有佛堂建筑、佛教文物和制度化的佛事活动，收藏有藏传佛教造像数万尊，其主要来源为元、明、清三代的宫廷铸造及蒙藏朝贡进献的当地和印度、尼泊尔的金、铜、玉石佛像。

佛造像最早的收藏家来自欧美和日本，到1970年代以后港台藏家也参与进来。1990年代中国内地藏家数量大增，并开始影响全球市场。

瑞典学者喜仁龙1925年编著出版《5-14世纪的中国雕塑》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的经典学术著作

近代对于佛教艺术的研究、考证、著录、收藏等由海外学者、古董商和藏家推动，长期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的喜仁龙(osvaldsiren1879-1966)在来中国调研的基础上于1925年编著出版《5-14世纪的中国雕塑》(chinesesculpturefromthefifthtothefourteenthcentury)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的经典学术著作，著名的日本佛教造像艺术学者大村西崖所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松原三郎(saburomatsubara)于1961年出版《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一九六六年松原三郎再次出版四大册的《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纽约佳士得与苏富比每年举办的两次印度与东南亚艺术专场已经坚持了20多年，而西方由来已久对藏传佛教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促使了藏密佛像在西方世界的收藏众多、体系完整、品味卓越。西方多位著名的学者，如giuseppetucci、pratapadityapal、ulrichvonschroeder等，也出版了众多经典巨著，为藏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西藏密宗造像艺术的魅力在西方收藏界得到了全面的诠释与认可，并带领的收藏与拍卖的风潮。

1、石造像的收藏

石造像是20世纪前期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购藏的重要品类，北魏、唐宋高古佛像一度是欧美日博物馆追求的主要目标。随着20世纪后半期全球对文物保护和进出口的一系列限制，新出土佛造像尽管还有相当大的地下市场，但很难出现在公开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因此目前能在拍卖市场见到的早期石造像就是都是20世纪前期已经有递藏记录的。也因为高古佛像的拍卖交易受到国内法规政策的限制，现在内地藏家多以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收藏为主，看中其交易升值潜力。

1914—1935年戈路波(victorgoloubew)、沙畹(edouardchavannes)、喜仁龙(osvaldsiren)合著，《亚洲艺术》全套18册让欧美人开始全面审视亚洲艺术的各个方面

对20世纪中国佛造像市场影响最大得事件或许是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一1918年)的著作《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archeologiguedanslachineseptentrlonale，1909一1915年出版)陆续出版，让西方世界从此对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初步认知。身为法国现代汉学先驱沙畹为此前往调查中国佛教石窟遗迹，拍摄相当多遗迹的早期照片，共分三卷，文字叙述一卷，两卷图版中辑有200幅以上的图片为佛教石窟遗迹。其中关于云冈、龙门、巩县等石窟的照片，是华北这三处石窟群里最早的图像记录。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种种破坏因素，有些佛教造像遗迹早已荡然无存。1914年起英国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同样开始庋藏中国佛像雕刻

光绪十九年(1909年)日本人早崎梗吉游历陕西，发现西安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精美绝伦，艳羡不已，遂勾结主管人士，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购入，其中4件辗转流入美国，余21件存于日本，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

20世纪前期著名的古董商卢芹斋是中国雕刻走向欧美古董市场的关键人物

20世纪早期石刻造像的外流最著名的案例是响堂山、天龙山、龙门石窟遭到盗卖。1910年代河北响堂山石窟的石刻遭到盗卖，被卢芹斋晕倒欧美出售，卢手头八件等人高的响堂山石雕初在欧洲未能售出。1914年冬至1915年初到美国兜售，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购买三件作为馆藏，华盛顿邮报》创办人梅尔的妻子尤金·梅尔夫人(1887一1970年)购买了一件，第五件售给底特律学院，第六件美国人藏，第七、第八件较小，售法国圣特夫人(胡永炎《卢芹斋》)。

天龙山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1921年(民国十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在《国华》发表他三年实地考察和拍摄得山西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震动学术界，古董商也闻风前来，1924年6月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用12根金条贿赂山西天龙山石窟下面圣寿寺的主持净亮和尚，盗凿天龙山石窟从东魏至晚唐的几乎所有洞窟的佛头、菩萨头、浮雕和藻井。先将石刻运回日本，进行天龙山佛雕艺术品展览，然后分到日本各处及美洲、欧洲诸国。据统计，约150件流散在海外，其中确知属于天龙山石窟的佛像亦达120余尊之多。1926年(民国十五年)山中定次郎再度对天龙山石窟进行劫掠。

天龙山石窟

1923年10月，美国人华尔纳到达甘肃泾川县西面的王母宫石窟，并对这个被誉为“象洞”的石窟进行盗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现今所藏7件“象洞”的精美石雕即由其手盗取。次年到达敦煌后他又剥走12幅精美的壁画，搬走2件彩塑艺术品，现均存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1925一1929年几年里，龙门石窟数万尊北魏至隋唐的石雕造像遭北平琉璃厂各古玩店的盗卖，组织运往香港以每只小型头像5000港币、大型1万港币左右的价格售给海外收藏家。临近地区如太原天龙山、河北南北响堂山、山东驼山等著名石窟寺也同遭厄运。现在欧、美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石雕，大都是这一时期经香港流散出去的。

由于北平、上海古董商向海外“走洋庄”大量出售文物，造成以洛阳为中心，遍及晋、冀、鲁、豫各地的大规模盗墓和买卖文物活动，很多重要石窟、古墓被大规模盗掘。

1949年中国重新统一后文物盗卖、走私活动大为下降，加上国际和各国对于文物管制的加强，新出土文物多已经无法进行拍卖交易。但是私下香港仍然是中国文化出口和私下交易的中心，1980、1990年代很多新出土文物因此出境。如1976年山东省博兴县张官村出土一尊北魏石刻菩萨立像，由博兴县文管会收购并收藏。1994年7月4日夜里这尊佛像被犯罪分子盗走，很快经由香港售往国外。1995年，日本宗教组织神慈秀明会合作的古董商崛内良纪通过大古董商j.e.eskenazi以200万美元从英国购得，他在买以前还专门查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物被盗目录，在那个目录中没有这件佛像的任何记录——中方当时还没有向联合国有关组织申报失窃的意识。2000年6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消息称miho美秀博物馆所藏北魏佛造像是中国山东博兴被盗文物，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国家文物局派员与日本神慈秀明会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磋商和谈判，最终日方无偿归还造像;中国也同意造像在美秀博物馆借展至2007年，在该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运回山东。这件事对世界各个博物馆、著名拍卖行、大古董商都产生了影响，此后很多著名的博物馆、拍卖行在涉及来路不明的中国文物业务时都会主动将文物资料寄给国家文物局要求确认是否是被盗文物。

20世纪早期流向海外的北魏、北齐、隋唐时期的高古石雕佛像多收藏在公私博物馆中，只有少量零星出现在欧美拍卖市场，价格从几万美元到十几万美元不等，到1970年代以后出现港台藏家购入，价格有所上升。1990年代后期国内收藏家也开始关注石造像的收藏，很多新突出佛造像的主要购买群。到21世纪原来早年流向海外的中国石造像甚至出现回流，甚至开始购买从香港、日本等地通过各种方式进口的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古代石、泥佛造像。

2、木雕

作为古代佛教造像重要组成的木雕佛像多保存在宋元明清古寺庙中，明清以来也有世家人文供奉家中，另有较为普通者才常常陪葬墓室。近代则从墓葬、寺庙遗址中也有所出土。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寺庙废墟发现一尊汉代木雕立像，被视为我国目前较早的木雕佛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木雕造像造型精美，轻便易于携带，许多寺庙和私人所藏木雕经过古玩商之手流向欧美日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20世纪上半叶，北平达古斋古董商霍明志就曾在法国巴黎举办高古木雕佛像展销会，一次性转手木雕造像达38尊。时下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偶能见到的极品木雕佛像有很多就是霍明志经手之物。如古董大鳄艾斯肯纳齐(eskenazi)2002年展售的一尊通高142.0厘米的金代木雕加彩菩萨立像即曾属霍明志所藏，而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金代木雕加彩菩萨立像也为霍明志捐赠之物。霍氏所撰的《达古斋古证录》对木雕佛像的产地、断代、鉴定、作伪、保存、装藏等方面多有论述。

在海外博物馆中，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皆珍藏有数量、品质都颇为可观的中国高古木雕造像名品。如美国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珍藏有辽金木雕水月观音坐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有以怀履光命名的中国寺庙艺术展厅，以寺庙壁画和木雕艺术为主。怀履光于1909年至1934年间在中国河南传教，回到加拿大后，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后将藏品捐赠到博物馆。2013年纽约苏富比上拍一件宋元时期的木雕彩塑目连尊者坐像，被美国费城博物馆以90.5万美元竞得

中国石刻佛像在国际市场出现时间较早，已发展为交易成熟的市场，近年来金铜佛造像在内地和港台也深受关注，而木雕佛像市场则较为平淡，只偶尔会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目前各地古玩市场常见的是明清木雕，很多也从墓葬出土的明器，艺术格调一般，所以私下交易不过数百元数千元而已，质量较高者为有递藏纪录的品质较好的世家文人所藏木雕，价格也更为昂贵。

13世纪木雕观音菩萨坐像902.5万欧元巴黎约佳士得

200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尊高160厘米的金代彩绘木雕佛像以74.4万美元成交。2012年巴黎佳士得拍卖一尊高175厘米的13世纪木雕观音菩萨坐像，估价20万欧元至30万欧元，知名古董商艾斯肯纳齐以超越估价45倍的902.5万欧元(7000多万元人民币)拍下，创造中国木雕拍卖的世界纪录。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艺海观涛：坂本五郎珍藏中国艺术”专场中，一件唐代夹纻干漆佛头像最终以4044万港元成交，引起广泛关注。

而在国内，1980年代、1990年代各地盗墓盗挖成风，也有很多陪葬明器石雕、木雕流向国内外。多数木雕因为来路、质量问题只能私下交易，拍卖会上的只有零星木雕出现，北京保利曾推出一件明晚期紫檀加彩观音立像，以161万元成交。

3、金铜造像的收藏

金铜佛造像作为中国文物中的一个特殊品类，20世纪之前主要保存在各大寺庙、皇宫、佛教徒家中。19世纪晚期随着1840年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北京、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动荡导致清宫旧藏和各大寺庙、私人所有金通造像流出市场，并出现了以外国收藏家为主的购藏群体。

整个20世纪，佛教金铜造像的主要市场都在纽约、伦敦，1980年代以后新加坡、台湾地区藏家也有所收藏，香港苏富比、佳士得也常常作为杂项推出个别佛教金铜造像。在内地，金铜佛造像则是长期受到忽视的收藏品种，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作为一般“文物商品”大量出口或者在文物商店销售，1980年代以后港台有一部分藏家开始可以购求，并前往西藏等地购买。到2000年前后内地收藏风气大热，内地古玩商、收藏家不仅纷纷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内蒙等藏传佛教地区收购，还旁及尼泊尔、印度、蒙古等地和欧美日的拍卖场、古玩店。成为这一品类最为主要的收藏地区，也吸引了大量海外藏品的回流。

弥勒佛坐像15世纪西藏铜制鎏金高76cm故宫博物院藏西藏佛造像

(1)收藏家

日籍华裔藏家新田栋一收藏的中国金铜佛像为最，其收藏的佛像数量多且品质上乘。1950年，38岁的新田栋一第一次在日本购得隋代菩萨立像及敦煌佛画;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以3亿余新台币高价，购藏新田栋一庋藏金铜佛像32件;2004年，92岁的新田栋一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捐赠铜鎏金造像358件。

台湾地区收藏家彭楷栋：因收藏以造像为主的金铜佛像闻名，藏品来源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及东亚各国，时间跨度近2000年。他曾将其收藏的金铜佛像等文物捐赠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法象风规——彭楷栋先生遗赠文物特展”，展出其捐赠作品。马来西亚华裔富商黄鸿年将私人收藏的万尊佛像捐献给新加坡私人佛教艺术馆“内学堂”，还自掏1亿新元，要将“内学堂”扩建为世界级的佛教博物馆。

台湾地区收藏家叶景成：笃信佛教，从海外购求佛像，2012年，叶景成与天津市武清区达成捐赠意向，将32尊佛首、佛像、佛龛捐赠天津。在香港，恒基地产老板也有数量可观的佛教艺术品，其购买的佛像多以礼拜为主。

内地收藏家多数都在是2000年以后介入，因此他们的收藏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乏出于中短期投资目的进行的。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广东中山藏家、五觉斋主人郑华星，约在2010年前后介入收藏，曾在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拍得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大明永乐年施”款)，成交价2.3644亿港元创下佛教艺术品最高成交价和中国雕塑艺术品的世界拍卖记录。当年在北京翰海春拍上他还以1978万元的最高成交价获伦敦收藏家斯皮尔曼旧藏的“宋代铜鎏金苏频陀尊者”。据悉郑华星的藏品接近200件，其收藏顾问为曾长期主持瀚海佛像拍卖、后成立艺术拼投资咨询机构的一西平措。

一西平措2015年曾透露佛像艺术收藏方面“国内有实力、以收藏为最终目的系统性藏家应该不超过9位，而拥有超过100件精品的藏家只有5位左右”。北京收藏家夏明是佛像收藏的重要藏家，既有汉传也有藏传佛像;北京瑞宝赛博总裁、瑞宝阁主人邢继柱自2004年起活跃在佛像艺术品市场，既斥巨资购买佛像，也为拍卖会提供藏品，2012年邢继柱曾在北京大学展出它收藏165尊藏传佛像精品。其他如师艺铭、周毛弟也以收藏佛像著称。当前佛教艺术品的买家分为3类：以金铜佛像作为投资收藏的人士，古玩经营者和具有信仰、用于供养的收藏家。

(2)海外拍卖市场

20世纪初欧美即有对金铜佛像的收藏和研究，瑞士、德国、英国和美国较多，1950年代通过中国外销的“文物商品”购藏了很多金铜佛像，1980年代又来华旅游购买大量优秀作品。国内收藏从1990年代才逐步开始发展，2000年以后引起关注，出现了投入较大资本收藏佛像作品的收藏者/投资者。

2015年引起轰动的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括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工艺精品以及中国与日本工艺精品拍卖会的图录

就拍卖而言，纽约苏富比从1967年就开始有东南亚的造像专场，1970年开始推出“印度、喜马拉雅艺术专场”，直到2014年才改名为佛教艺术品展销活动，包括东亚、南亚金铜佛、唐卡、石佛等。纽约、伦敦成专题的金铜造像拍卖约在1995年前后出现。

进入21世纪，香港、纽约成为顶级金铜佛像拍卖的主场，其高价成交的案例对国内拍卖市场发挥了巨大的引导作品，往往是香港、纽约拍卖成交出现高价以后半年到一年，国内金铜佛像也会出现明显上涨。比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的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以1798.375万港币成交。次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明代铜药师佛以1100万元成交。

改变市场格局的是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推出的speelman收藏金铜佛像专场拍卖，13件佛像总成交额高达3.4238亿港币，明永乐款的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成交价高达1.166亿港币，成为目前世界上价格最贵的金铜佛像，这立即成为佛像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指针。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美艺术拍卖市场也出现调整，但是由于收藏家开始大力参与竞购佛教艺术品，带动全球佛教艺术品市场的大换手，很对欧美老藏家纷纷委托拍卖，优质艺术品仍然能拍出高价。

如2008年纽约市场佳士得春拍中五代/辽代铜鎏金观音坐像拍至250.5万美元;秋拍推出的“奇默家族收藏精品拍卖”中14世纪的西藏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以366.65万美元列年度之最，9-10世纪的藏西克什米尔铜鎏金观音立像拍至153.85万美元。

2010年纽约苏富比春拍的“印度及东南亚艺术品”专拍中，franciscocapelo佛像收藏，以及巴黎佳士得春拍的荷兰著名收藏家mr.h.j.dasilva的佛像收藏都受到买家追捧，后一组4尊的17世纪铜鎏金财宝天王像拍至140.9万欧元。同年香港苏富比春拍，高36.1厘米的明宣德铜鎏金四面八臂金刚瑜伽女立像拍至1858万港币，该公司秋拍中一尊六字款明永乐铜鎏金如意转轮观世音菩萨坐像拍至2754万港币。香港佳士得春拍，高57.1厘米的六字款明宣德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拍至7010万港币，成为当年度佛教艺术品的最高价;曾卢芹斋、蓝田山房、德馨书屋递藏高156厘米的宋代木雕彩绘水月观音像1018万港币拍出。

2011年纽约佳士得3月24日春拍，舒思深夫妇(walterandphyllisshorenstein)收藏的佛像高价拍出：高45.4厘米的12世纪云南大理国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拍至400.25万美元，次日该公司上拍的明代铜鎏金真武大帝像也拍到了221.05万美元。香港苏富比2011年春拍，高48厘米的宣德十年款鎏金铜南海观音坐像3314万港币成交，随后高94厘米的明代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拍至2082万港币。

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一尊明永乐铸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被内地藏家以2.36亿港元的天价竞得，同时刷新了中国单体佛像造像成交纪录。香港苏富比在这次秋拍推出的日本著名收藏家坂本五郎旧藏中国古代佛造像专场也以93%的成交率收官。

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3)内地拍卖市场

在内地，北京翰海1994年就上拍两三件佛像，以后佛教艺术品常零星出现在“瓷器杂项”拍场上。天津、沈阳两地的国营文物公司较早开发这一市场，天津市文物公司1996年春季举办文物展销会中设立铜佛专柜外，1997年春季开始推出佛像拍品专场，并于1998年10月佛教传人中国2000年之际，举办了“中国历代金铜佛像特展”。次年冬，辽宁省文物总店与辽宁国际拍卖公司合作推出佛像专场，自此，云南、江苏、四川、上海等地的拍卖行业陆续跟进，佛教艺术收藏在国内渐渐升温，特别是2003年随着内地艺术品市场迅猛发展，内地古董商、收藏家开始购藏佛教艺术品，带动出现佛教艺术品热潮在2006年之后出现高潮。

中国嘉德拍卖公司2004年秋拍推出中国内地的首场佛像拍卖专场，市场反应一般，所以之后并没有继续举办专场拍卖。2006年北京翰海推出“永乐气象——明初宫廷鎏金铜佛像和法器”金铜佛像专场，成交的7件拍品中有6件成交价过百万元，带动对明代永宣时期宫廷造像的关注。

国内外市场互动，在香港苏富比2006年speelman收藏金铜佛像专场拍卖的巨大成功带动下，之后三年内地佛像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大跃进，2006年底1北京匡时秋拍“般若光辉—古代佛教文物专场”、北京翰海秋拍“永乐气象——明初宫廷鎏金铜佛像和法器专场”大量佛像都出现明显上涨。2007年春季就有北京翰海、北京匡时国际、北京嘉信、崇源国际、天津文物、中国嘉德、杭州十竹斋7家推出金铜佛像的拍卖并获得佳绩的场景。北京匡时推出的大明宣德《铜鎏金无量寿佛像》，以2750万元成交

北京各大古玩城里经营佛教艺术品的店铺也在增加，就拍卖和店铺交易而已北京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品交易中心。2006年国际佛教艺术拍卖主要市场成交额约6.18亿元人民币，国内佛教艺术品拍卖成交额约为1.23亿元，国内约占总数的20%。2010年国际主要市场成交额约7.16亿元人民币，国内约4.03亿元，大约占到了总数的56%。也就是说，2006年至2010年，中国佛教艺术市场份额占全球比例由20%增长至56%。中国市场在佛教艺术品拍卖一项上，已经占居了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

尽管因为2008年至2011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佛教造像市场也出现下滑，多数拍卖公司虽然放弃了专场拍卖的模式，但是佛教艺术品上拍的数量不断增大。精华之作仍然可以拍出高达数百万、千万的高价，如2010年北京翰海全年四个专场成交额24289.78万元，四件藏式佛像成交价超过千万元。

2012年秋季开始内地金佛收藏市场再次升温，2012年秋季翰海推出“金粟神光——比利时私人珍藏佛造像”专场35件藏品成交率高达100%。嘉德秋拍“盛世佛缘——金铜佛造像精品”专场的成交率也达到了82.48%。而2013年春拍，翰海推出“五觉-金铜佛像”专场，95件拍品100%成交，总成交额为9103.4万元。北京保利、中国嘉德金铜佛造像专场成交率也较高。

内地拍卖场主要出现的都是明清金铜佛造像，尤其是宫廷制作的价格最高。2013年曾有一件宋代金铜苏频陀尊出现。除了金铜佛造像外，瓷质佛像也备受追捧，在2011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一尊“南宋青白釉观音菩萨坐像”以2530万港元成交;在2012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一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也以1081万元成交。

二、佛教题材书画

就书画艺术而言，佛教题材的书画自唐宋以来就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文人、僧侣中流行的有关宗教题材的艺术，或描绘历史典故或侧面呈现哲思意境，这些绘画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诸如“一苇渡江”题材的绘画已经成为常见主题，至今常在艺术品拍卖会零星出现，近代画家张大千临摹创作的飞天佛像作品、佛学大师弘一法师的书画也可以算做这个系统;另一个系统则是众多寺庙常见的雕塑、壁画和水陆画作品，基本都有固定的程式和姿态，雇请民间画师创作而成，在20世纪之前多数并不当作艺术品看待和收藏。

1、水陆画

水陆画是我国寺庙举办水陆法会时悬挂在大殿的宗教画，而水陆法会则是中国佛教最为隆重的法事活动之一。似乎受到印度佛教仪式的影响，中国佛教寺庙自唐以后常常为信众举办追荐亡魂的宗教仪式——水陆法会(也称水陆道场)，“水陆者，所以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谓也”，僧侣和信众念经礼佛，对水陆一切有情供养斋食，一般以7昼夜为期，最长可达49昼夜。《益州名画录》称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7)四川画家张南本曾为成都宝历寺水陆院画过“水陆功德”，“画天神地祗、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十、自古帝王、蜀中诸庙，凡120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可见当时佛教绘画题材并不据现在佛陀、菩萨、罗汉、梵天帝释等，而是儒、释、道三教结合，包括道教诸神、民间神祗、往古圣贤。宋元明清水陆道场流行民间，水陆画出产数量巨大。如宋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曾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并撰写《水陆法像赞》十六篇，称为“眉山水陆”。

唐宋以来各地民间画师多有不同的水陆画底本，画师多数是摹写而成，有固定的程式可以参照。一部分水陆画涂绘于寺庙墙壁，在河北、山西等地古寺庙中还可以见到元明清三代遗存，另一部分则是可移动的卷轴画、纸板画之类，举办法会的时候再挂出来接受礼敬。这类绘画常被统称为《水陆法绘图》，简称《水陆画》，质地主要为绢、纸、布，设色多为工笔重彩，采用石青、石绿、朱砂或金银粉等矿物颜料绘制，多以赭红配绿色调，视觉效果强烈。往往由善男信女捐资，聘请民间艺人所绘。少数皇家寺院所藏或为资深画师、宫廷画师所为，是以细绢为材质的工笔重彩画，绘制细致，装裱精良，如山西省博物馆藏保宁寺明代水陆画和首都博物馆藏明清水陆画。

山西博物院藏宝宁寺水陆画

水陆画保存在寺观之中，应用于宗教仪式，画家又是民间艺人，因此民国之前与玩赏收藏无关。“文革”期间水陆画作为“破四旧”对象被毁殆尽，所剩无几。部分保存在寺庙，部分则归公立博物馆收藏，北京、山西、陕西、甘肃、四川、青海、河南、福建等省市的博物馆都有较多水陆画藏品，首都博物馆收藏有明清卷轴水陆画900余幅，50余幅明代慈圣皇太后李氏所绘水陆画尤为精美，山东泰安市博物馆藏岱庙水陆画亦十分精彩。成都博物馆入藏水陆画一万余幅，是国内收藏水陆画最多的博物馆。。，

私人收藏而言，晚清民国时期有少量水陆画流入欧美日本，为公私机构收藏，但也多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日本、法国、韩国等民俗收藏者来华也有零星购买收藏，1990年代以后国内私人藏家也开始收藏，到21世纪因为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出现零星的水陆画，价格从数千到数十万。

2、有关佛教题材的文人书画

古代、近现代书画家偶尔创作的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一般多数仍然从属于其整体身份、书画收藏和收藏走向。如石涛、八大、金农虽然出入佛门，但是其作品并全是佛教题材，一般收藏家也不注重其佛教身份而收藏。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经亲自前往敦煌、榆林临摹唐宋壁画，但是也是出于艺术创作的学习研究，形象虽然与佛教有关，但是并不以此为基点，收藏界、评论界关注的反倒是与其前后仕女画创作的关联和演变。

与佛教有较大关联的是弘一法师(1880—1942)书法拍卖市场。一者弘一法师是佛门中人，二者他的大部分作品与佛教理念有关。因此他的书法作品也常常为佛教信徒、收藏界关注。而在大众媒体中，弘一法师是民国具有传奇性的人物，横跨音乐、美术教育、书法、戏剧多个界别，交往的也是近现代名流，这种高知名度也让他的作品得以入选近现代最受关注之列。

丰子恺先生曾在1962年出版的《弘一大师遗墨》的序言中说法师“出家后诸艺俱疏，独书法不废，手写经文，广结胜缘”，可见当时已经有不少弟子、文人收藏。1990年代中国拍卖市场建立以后书法拍卖中就常有零星的弘一法师作品上拍，但是价格不高，多在数万乃至十几万，而且因为伪作较多不易辨别真假。2009年艺术市场爆发以后价格节节走高，2009年华辰秋拍上拍过弘一弘一送给现代著名文史专家王伯祥的作品《书巢》，约2.5平方尺以190.4万的成交价创下当时红一作品的最高拍卖纪录。2011年匡时春拍“辛亥百年名人书法专场”中，19件弘一书法作品全数成交，总成交额5000多万元。该场成交前10名的作品中，前9名均为弘一书法作品，其中楷书《佛三身赞》最终拍出759万元的成交价。此后凡是来源可靠的弘一法师作品动辄数百万元高价。

　　三、唐卡

唐卡(thang-ga)又称“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它类似于汉族地区的卷轴画，用矿物颜料画于布或纸上，然后用绸缎缝制装裱，上端横轴有细绳便于悬挂，下轴两端饰有精美轴头，画面上覆有薄丝绢及双条彩带。

传说公元七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曾用自己鼻血绘制《白拉姆像》，再由文成公主亲手装帧。传世作品则出自十一世纪后半叶，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唐卡数量也不断增加，开始唐卡只是民间画师供奉给寺庙的零散作品，到17世纪后期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成立了相当于画院的机构专门化创作唐卡，推动了唐卡艺术向前发展，不同教派、不同地区出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流派。过去西藏人并不把唐卡当作艺术品看待，而是视作宗教用品和信仰承载物，画师们也不在画上面留名。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各种简易唐卡大量涌现，其中较为普遍的是用套色工艺印刷装裱，或者先将画好的图案做成雕板，印于薄绢和细布上，然后再着色装裱。随着唐卡收藏热度的提升，出现做旧仿冒的赝品，如有人把品相毁坏严重的老唐卡的颜料去掉，再在上面做旧施色。

由于历史上唐卡的佛教专用性很强，外界极少触及，因而在收藏界一直属于冷门。20世纪早期开始有欧美探险家个别收藏，20世纪中后期欧美人士旅游西藏、南亚也有所收藏和研究，而内地对唐卡的收藏从1990年代才随着西藏旅游热和藏传佛教热发展起来。从收藏来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收藏明清民国时期的老唐卡，开始主要在私下交易，2000年后逐渐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增多;另一方面则是1949年以后创作的新唐卡作品，价格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艺术品收藏市场刚刚兴起时，唐卡为旅游收藏对象，价格不过数百元，自上世纪90年起，藏传佛教艺术品渐渐有了较大的私下市场，品相较好的价格多在数千元，2000年唐卡进入拍卖市场后价格也不过数万元。如2002年12月天津文物公司拍卖了一幅《清普贤菩萨像唐卡》，成交价为人民币5.5万元人民币，是当年大陆唐卡拍卖的最高纪录。

2002年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在香港佳士得拍出3087万港元的高价

唐卡市场的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4月29日。巨幅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在香港佳士得拍出3087万港元的高价，创下当时亚洲织物类拍卖品价格新高。本唐卡长3.1米、宽2.3米，被认为是永乐皇帝赠与佛教大宝法王的器物之一。已知存世的“永乐款”刺绣唐卡仅有三件，其余两件均藏于西藏拉萨大昭寺。此幅唐卡于上世纪40年代辗转流入西方，并于1977年首次出现在伦敦佳士得拍卖现场，以7000英镑拍卖给一位印度收藏家，1994年现身市场的交易价格是100万美元。

这对今后几年内地唐卡收藏市场产生了示范效果，古玩商纷纷前往藏蒙地区和尼泊尔、印度等地搜购，市场逐年升温。2005年，在中国嘉德春拍种明初唐卡《打籽绣岩传甘露漩明王》以13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唐卡在内地的拍卖纪录。到2008年以后唐卡上拍增加，超过百万的拍品也逐渐增加，2012年甚至出现了唐卡拍卖专场，大小拍卖公私都开始挖掘这块市场。

中国藏家参与竞购让唐卡市场升温明星，欧美老藏家、古玩商也提出更多唐卡精品拍卖。欧洲dr.eugenioghersi旧藏唐卡出现在2012年9月13日纽约佳士得印度与东南亚艺术专场，编号558的13-14世纪的绿度母唐卡(47×39.4厘米)拍至176.25万美元，13世纪西藏西部的阿弥陀佛唐卡(64.8×55.9厘米)拍至104.65万美元。2013年纽约佳士得春拍推出的纽曼氏珍藏重要早期西藏唐卡专场中，一张极其珍罕的13世纪西藏唐卡——描绘了释尊及100个佛本生故事图，拍出了折合人民币790万元的高价。

2014年11月26日，曾在2002年创造拍卖记录的巨幅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再次现身香港佳士得秋拍，拍卖前估值为8000万港元，最终以3.48亿港元成交，创下唐卡拍卖的新纪录，引起广泛关注。

　　四、天珠

“天珠”在2010年以后成为热门大众收藏品，与“手串热”、西藏热、收藏热有关，也因为有影视明星购买佩戴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它的种种神奇来源、作用更是真真假假，既因此受迷恋，也招来各种揭露和辩白，充分显出出今天的收藏市场的复杂生态。

“天珠”这个称呼来源是1990年代港台的叫法，似乎赋予它神秘的宗教来源。其实在藏族这种珠子的语音是“思怡”(dzi)或者“热”、“丝”。《新唐书》记载“吐蕃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或许指的就是它，当时吐蕃高官肩上也会披挂着一串串“瑟瑟”。现在还是藏人用来装饰项圈的材料之一，藏人有一套名称来系统称呼不同种类的珠子，据说当地人用汉语称为“白玛瑙勒子”。天珠的名称何人所取已不可求证，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在港台报刊书籍叫开，如台湾天珠商人林东广在1997年出版的《西藏天珠》一文中从头至尾称天珠。

天珠是蚀花玛瑙珠的一种。作为装饰品的蚀刻玛瑙的出产历史生十分久远，两河流域遗址和印度河流域距今四千年前的遗址就有大量出土，并广泛分布于西起地中海，东至我国两广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印度白塔拉尔和钱呼达拉曾是古代制作蚀刻玛瑙的主要中心，印度次大陆的遗址出土很多制品，后期蚀刻珠的制作中心在伊朗，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仍然有人制作。英国考古学家麦凯记录了古代玛瑙蚀花的工艺——用带有强碱性的白菜花浆等和水混合制成颜料在玛瑙表面绘制图案后加热而得。从天珠造型和图案而言，如今线珠以及马眼(答米)的可能是由西亚传入，山羊眼(惹米，即现在流行称谓的药师珠)大致是从阿富汗等中亚区域传入。除了外地传入，西藏及周边工匠不丹、锡金、尼泊尔也会利用喜马拉雅山蕴藏的玛瑙矿进行制作。

杜宾(louissherrdubin)1986年出版的《珠史》研究世界各地的珠石制作和收藏历史

最早开始收藏和研究它的是欧美人士，奥地利藏学家内贝斯基(nebesky-wojkowitz)于1952年出版的《来自西藏的史前珠》(prehistoricbeadsfromtibet)中称其为“猫眼石”，杜宾(louissherrdubin)1986年出版的《珠史》(thehistoryofbeads)称其为“蚀刻玛瑙”。大卫·艾宾豪斯(davidebbinghouse)和米切尔·温斯腾(michaelwinsten)收藏有几百颗珠子并于1988年写出研究论文《藏族的瑟珠》(tibetandzi(gzi)beads)。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曾对云南汉墓出土的珠子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现在收藏界所谓的“旁系天珠”。藏族学者中关于天珠的论述以南康诺布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天珠和天铁是象雄时期的遗物，也就是说时间可以上推到距今三千年前。

上个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游历西藏或印度、尼泊尔开始注意到藏族人佩戴的这些珠子，并随着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而为一些人购藏。1980年代西藏活佛频频到港台弘法传教，港台人人开始前往西藏旅游参观，开始用信众佩戴收藏天珠，到1990年代更是随着明星纷纷信仰活佛上师和天珠商人的推广而热门起来，收藏者渐多，出现了诸如天珠来自陨石、具有神秘磁场可以治病等夸张荒诞的说法。

因为天珠在台湾价格变高，也出现了伪作天珠现象，就是采买玛瑙石进行切割，在粗加工的玛瑙石上套上有各种图案的模具，或贴上一种有图案的特殊纸型后在珠子表面喷上碱水(有的使用钾碱、铅白碱、碳酸钠)进行蚀刻，然后用火烧烤，这样就使珠子表面附着强碱处变成了永不褪色的白色，因使用强碱所含成分不同，烤出来的白色也不尽相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给珠子上色和勾勒不同图案。

内地经济发展以后精神层面需求旺盛，西藏作为文化上的“香格里拉”，象征一种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不同的野性、自然、神秘宗教气氛的神圣纯净之地，具有神秘宗教文化和原始自然面貌双重文化形象的西藏也成为内地人向往的“圣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2010年左右多次兴起西藏热，但是对天珠的关注则是2010年以后因为明星佩戴示范和天珠商人广泛推广才注意到天珠的，大多数人只是旅游时购买便宜货作为纪念而已，而富有人士则以数万、数十万价格追求昂贵的古代天珠或者经过著名活佛开光的天珠。

因为港台和内地需求旺盛，21世纪以来台湾、不丹、尼泊尔、浙江、河南、西藏等地作坊、工厂纷纷开始制作各式天珠，除了沿用玛瑙料的，还出现用陶瓷、玻璃、工程塑料仿制天珠。

天珠大多属于中端宗教文化收藏、低端旅游纪念品的范畴，但是2000年以后港台和内地天珠商人试图将古代天珠收藏引向高端收藏方向。2004年北京翰海拍卖一件清代“两眼天珠”曾以4.4万元的成交价轰动天珠收藏市场，但是五年之后小拍卖公司就出现了各种惊人的拍卖纪录，引发了更多关于天珠收藏价值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