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次抗战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5～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国民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察东全部撤退，撤销察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为进一步吞并华北，日本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阴谋成立“华北国”。

10月，日军在河北省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收买汉奸举行暴动，占领香河县，成立汉奸政权。11月，又策划了“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抗日战：一代名将和“八百壮士”最终结局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上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一位爱国青年,都会高唱这首壮歌。在抗战中,这首歌曲鼓舞着百万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歌曲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死守在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的英勇事迹。殊不知,这位抗日名将最后死于汪精卫伪政权之手,其遗属的命运,更是坎坷曲折。

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英雄人物,如今已全部离世。近期,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在上海家中接受了采访。77岁的谢老和父亲一生从未谋面,“父亲”这个词让他觉得“既遥远又陌生”。他说:“我甚至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的后代,甚至此前很少和外界提起。父亲去世后,谢家人就是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样,过安宁的日子……”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3天,市民一早出门,便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

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保卫战的谢晋元,5年后,他的部队又一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升起了上海市唯一一面国旗。

当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大腿上盖着“日本”二字的中国人,再次看到祖国的国旗时,心中的希望被点亮了!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的轴心,他所率领的88师部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谢继民说,其实早在10月25日,大场阵地即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3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88师受命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上级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谢晋元率部坚守最后阵地时,与“八百壮士”早已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誓与四行共存亡

对于四行仓库战斗的惨烈,营长杨瑞符曾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10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

官兵不是打仗,就是修工事,整整4天4夜没有合眼。“八百壮士”人人抱定必死的信念,争先杀敌。10月28日,日军见屡攻不下,组织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突袭,企图用炸药包炸毁四行仓库的墙体,打出一个突破口。他们为了防止遭到枪击,顶着一块厚钢板移动到墙下。敢死队员陈树生情急之下,二话不说,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6楼跳了下去,与1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谢晋元看着楼下的浓浓烟火,流泪了,他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战斗4天,孤军4年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

孤军营在孤岛,处境更为险恶。但是谢晋元壮心仍在,他曾作诗自勉:“勇敢杀敌八百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凌维诚)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此后,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唤起读者共鸣,体会抗战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