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长沙“文夕大火”：谁负责焚城计划

说到长沙抗战，文夕大火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在诸多面世的文章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军统局副局长、“特工王”戴笠。近日，戴笠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原件以及各方资料浮出水面，诸多真相得以解密。原来，文夕大火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竟然在长沙，严密监控焚城计划……

一份电报，最终使蒋介石痛下决心毁城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大批城市沦陷。焦土政策开始被国民政府重视，李宗仁还将此策略汇编成册。其时，汪精卫等人对此策略提出反对意见。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大量物质的情形。原电文为：“九江自沦陷后，暴敌除奸淫烧杀外，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政府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彻实行，以致资敌利用也。”

同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并责成戴笠与军统人员在武汉督促方案的执行。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焦土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最终机场为敌所用。

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以及武汉等地的失地资源被敌利用，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严密监控张治中布置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自武汉失守后，军统总部临时迁到长沙小吴门外东庄米家花园。遵照蒋介石命令，戴笠在长沙坐镇指挥，严密监控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布置焚城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11月10日，日军逼近汨罗江一带，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开始加紧负责撤离人员，分两批，一批从沅陵转重庆、一批从衡阳转重庆。11日下午，蒋介石查看情况后离开长沙时，戴笠前往火车站送行，在车站遇见酆悌，问及焚城准备情况。酆悌告诉戴笠：已经布置好了，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保安处协助。同时问戴笠，是否军统局也来参与？戴笠要求酆悌拿出具体行动计划再决定。当晚，戴笠指派军统长沙站的负责人李人士去了解情况，回复却是还没安排好计划。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张治中接到蒋介石来电(文侍参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因蒋介石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后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在长沙的省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亲自指派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总指挥，将所属士兵3人编为一组，共100组，负责焚城。同时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或看到一处起火，即可行动。

电告蒋介石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任务“圆满完成”

11月12日下午，岳阳失陷。军统此时留在长沙大约有200多人，因无车可派，戴笠要求他的秘书曾坚等领队，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衡阳，然后步行从广西、贵州到重庆。随后，戴笠亲自在长沙市内视察，看见秩序混乱，也无警察出面维持，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厉声质问，并要求文重孚前来面谈。文重孚见到戴笠后告知，接到酆悌的命令，要求警察集结在各自警局待命，待火起即刻撤出城外。于是，戴笠马上给酆悌打电话询问，得到答复：煤油、炸药已经准备好，但仍无具体行动计划。戴笠鉴于此情况，与酆悌约好，决定晚上10点亲赴警备司令部面商。

11月12日晚9点，文重孚来电话，称酆悌晚上有事外出，届时不必前来。戴笠预感有什么事会发生，马上电话联系酆悌，但对方无人应答。这时戴笠的部下、交通科长胡子萍前来报告，说军统负责运载疏散人员的汽车被警备司令部人员扣留在新军路，用于运送爆破人员与焚城材料。

晚12点，城内外火起，军统本部附近的航空委员会、汽车兵团车厂亦相继起火。戴笠因惦记尚有军统人员在东车站候车，急乘车前往看望，途中见到警戒兵朝天乱放枪。从车站回来后，戴笠将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电告在韶关的蒋介石，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1月13日上午8点半戴笠离开长沙市内，9点在猴子石码头看见张治中的副官在码头找保安处长徐权。下午5点，戴笠改由湘潭渡江，在湘潭西遇见酆悌部属与其行李车，不久该车接到命令返回长沙，调查焚城事件。　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

至此，戴笠结束了在长沙的日子，而他的任务也“圆满完成”。这场大火却一直延烧了五天五夜，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

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这一直是史学界探究的谜团。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认为是军统放的火。但从戴笠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军统只负责监督，并未参与。还曾有谣传共产党放火，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回忆录曾明确说：吾深不以为然。目前的公论是，由于南门外伤兵营医院不慎失火，结果被误认为焚城信号，全城一起放起火来，造成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

国军大洪山抗战：战士攀上日坦克扔手榴弹

抗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第四十四军(当时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军长的王缵绪(川军将领，刘湘去世后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向宜昌集中，准备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川军王缵绪部奉令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归第六战区管辖。王缵绪当即就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携长子王泽濬奔赴前线对日军作战。

严阵以待1939年11月底，王缵绪率部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地湖北省境内，其部属分别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当时的局势是，武汉已经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而日军调集精锐军队约10万人，向湖北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发动攻势，企图攻入四川。

为防日军进攻四川，国民政府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以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王缵绪到达前线后，观察各处地形，命令搭建营房、修筑工事。他曾经告诫川军将士说：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中华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

1939年初冬，王缵绪发动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对日军作战的"冬季"攻势，并结合地形部署了作战计划：二十九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部队。完成战略部署后，王缵绪指挥部队自襄河东岸南下，以夜间突袭的方式打击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迅速占领了钟祥以北的汪家河、王家钟及王家店的日军阵地，取得了毙伤日军近万人的战果。

至此已形成敌我双方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次年战斗仍未结束。

拼死争夺

1940年初，日军调集军队联合兵力猛烈反攻，对第二十九集团军形成包围合击之势。日军用火炮、飞机同时向我军阵地猛烈地轰击扫射，日军十三师团，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起猛烈攻击，妄图重新占领王家店。王缵绪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全体官兵全然不顾头上的飞机低空扫射，奋力回击。战斗中，有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攀上日军坦克，把手榴弹向坦克里扔。

日军进攻受阻后，就兵分两路，企图分别向大洪山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王缵绪率领二十九集团军与日军连续激战了十余昼夜，双方均伤亡惨重。王缵绪突发奇兵，指挥第一六二师向南面的猴儿寨出击，进行了反包抄，截击日军腰背，从而成功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1940年2月，为了严防守备桐柏、大洪山一线，王缵绪以第四十四军守备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在张家集、长岗店地区整顿待命，军部位于竹林港；以期全面阻击日军北进。

3月初，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这时，日军又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严重地威胁到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王缵绪率主力部队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向日军实施反出击，在王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至7日晨，日军终于不支，退守下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又亲自率军向日军阵地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毙伤日军5000余人，缴获大批日军战马。随后，日军不断增援，死力反扑，王缵绪率部与敌激战8日之久，敌人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防线。

铜墙铁壁

不久，日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阵地进犯。一路从汉口沿汉枣公路西直犯随县、枣阳和双沟，另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进，直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其一路日军从钟祥由北南下，先向我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三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另一路日军骑兵千余人马和便衣队七八百人从长寿店北上袭击；第三路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对我军进行合围。王缵绪发现情况后，命令前方将士暂退，将一路日军诱到峡谷中，集中主力进攻，杀得日军遗尸数千。另两路敌人见状，立即仓皇溃逃。

王缵绪因指挥作战有功，被国民政府晋升为陆军上将。

日军久攻不下，遂改变战术，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攻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形成对桐柏、大洪山一带地区的我军实施包抄。王缵绪当即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反攻，激战三天三夜，克复枣阳，迫使日军退却至随县。这时，由于我军没有重武器，无法攻坚，于是暂缓了攻击。此役相继在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共大小作战20余次。

5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师团再次以8000多兵力由随县经三阳店南下。王缵绪将所属军队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布阵。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击破我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军事戒备区。而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日军，顽强固守阵地。此次战事极为惨烈，张自忠在战场上以身殉职。在这危急时刻，李宗仁电嘱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即令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率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发起攻击。王泽濬率部经过一悉搏击之后，终于收复宜城南瓜店，并回收了阵亡将士的遗体。

6月6日，日军再次南下。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官兵，勇猛尾击日军三个师后，便遭到日军强烈的反击。此时，王泽濬不得不向父亲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一带撤退。这时，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两个师团猛烈围攻大洪山，王缵绪率部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王缵绪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全军8万多官兵仅剩5万人。但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击毙日军高级军官10余人，使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此后，王缵绪采取了游击战术，利用有利地形，在山区之中与日军周旋，死死地拖住日军不放。尔后，王缵绪还数十次指挥部属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把日军牢牢地阻止在大洪山一线。

1941年秋，日军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王缵绪指挥部队与敌死战，青峰山阵地几经易手，最终将日军击退。

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大洪山与日军浴血奋战了一年零四个月，成功阻止了日军向四川推进的企图。王缵绪也因此一战而扬名天下，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