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竟用“猪肉粉条”劝降国民党两个师
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
2日下午，家住萧县杭子村，时年19岁的我正在村后拾柴火，被两个离队到村上抢东西的国民党兵抓住，不由分说，两个大兵把子弹袋子都套在了我的肩上，逼迫我为他们做事。此时，华东野战军已把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铁桶似地围在了以青龙集、陈官庄、李石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
杜聿明集团从徐州逃跑时，规定每人带7天干粮，却在陈官庄地区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了近40天，断粮断炊，于是便抢老百姓的小麦、杂豆、山芋。到后来，把拖大炮的骡马都杀掉煮了吃，最后，只得到田野里挖麦苗、毛草根，扒冻坏的红薯，捡拾干红芋叶充饥。
老天也和他们作对，1948年12月中下旬以后，北风刺骨，大雪飞舞，天气出奇地寒冷。蒋介石虽然每天派飞机空投食品，但对于几十万大军来说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抢食空投的大米、馒头、饼干，国民党军打架，甚至动刀动枪自相残杀的事也不断发生。抓我的那个连队只发了14个馒头，连长、排长层层克扣，到了当兵的手中，每人只有大拇指那么一丁点儿。
由于缺乏吃的，又大多在旷野里露营，许多士兵都冻饿而死。他们脸色发黑，身躯僵硬，也无人过问，其状惨不忍睹。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从12月中旬起也配合以政治攻势，采用喊话、劝降、释放俘虏、宣传弹、宣传牌等方式瓦解敌人斗志。许多劝降书、劝降信，解放军采取多种形式散发到敌军阵地。
我在青龙集东南庙台子国民党军队的工事里，经常能听到东南方向解放军阵地上用手摇发电机带的大喇叭播出的劝降广播：有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向包围圈内的敌全体官兵发出的劝降信，有毛泽东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奉劝杜聿明、邱清泉等“体惜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阵地相距较近的，解放军就用自制的铁皮、纸筒广播，向敌方阵地喊话：“蒋军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脱了。”“希望你们再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了，立即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愿意当解放军的，我们欢迎，想回家的，发给路费……”
解放军开饭的时候，便敲着瓷碗和搪瓷盆向敌军阵地上高喊：“蒋军弟兄们，开饭了，这儿有做好的猪肉粉条，雪白的馒头，欢迎你们来吃饭。”解放军的炊事人员少，忙不过来，就发动后方的民众帮助蒸馍，做菜。
我的家乡杭子、胡楼、张老庄等村庄几乎家家户户磨面、蒸馍、做饭，民兵、民工肩担车推，顶风冒雪，不怕敌机轰炸，不怕敌人冷炮的袭击，将饭菜送到十多里外的解放军阵地。他们只知道这些饭菜是送给亲人子弟兵的，让他们吃饱了好消灭敌人，哪里晓得解放军还会派上更大的用场。看着香喷喷的饭菜，解放军官兵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想方设法通过战壕、交通沟把饭菜送到离敌人几十米的前沿阵地，放到战壕上面的土坎上。
饿极了的蒋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前来抢食饭菜，有的甚至一鼓作气跑到解放军阵地，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残酷厮杀的沙场，解放军竟给敌方送望眼欲穿的食物，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解放军送过去的是饭菜，更是真情和温暖，融化了国民党军官兵敌对情绪的坚冰，也使他们下定了不愿再打内战的决心。
一次，解放军吃午饭时向国民党军阵地喊话：“对面的弟兄们过来吃午饭了。”姓刘的老兵带着三四个士兵不顾命地向对面跑去，一军官端起枪就要打，旁边的几个士兵一齐求情：“长官，您就叫他们逃个活命吧!”军官方才住手。
解放军兵不血刃，采取攻心战术，为国民党军送饭的做法既削弱了敌人的抵抗力量，又减少了我军的伤亡，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斗志。他们纷纷弃暗投明，有的部队甚至成班、成排、成连地向解放军投诚。我也在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的机枪班班长耿全忠、上等兵张万香的带领下摸出工事逃回了家乡。
从1948年12月16日到翌年1月5日的20天中，就有14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在数量上削弱了敌军，为解放军尔后全歼当面之敌创造了条件。
刘伯承忆淮海战役没有粟裕支持中野完蛋了
导语：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1948年5月，粟裕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更加实际担负起野战军党、政、军的全面领导责任，是人民解放军将帅中除彭德怀、林彪、陈毅之外，第四个集方面军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将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作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对比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均为以多胜少，唯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最后歼敌47.2万;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最后歼敌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最后歼敌55.5万。
因此，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后，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不久，斯大林又对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美国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也认为，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认定淮海战役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战役”。
淮海战场上，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均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之一、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给予了粟裕以及他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很高的评价。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在奉命准备向苏联尤金大使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时，在场的刘伯承边看地图边对陈毅说：“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全军统帅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1948年，粟裕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取得了彻底胜利。”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一书中，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评价粟裕时的情景： “这时的毛泽东，夜间仍旧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开会研究对敌的方针和策略，白天有时则靠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微闭着双目，让李银桥给他篦一篦头发。”“每当这时，毛泽东总要同李银桥聊上几句话，以缓解他日夜紧张的思绪。”
“一次，毛泽东一边让李银桥篦着头发，一边缓缓地说：‘银桥呵，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啊?’”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平静地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与他们交谈时，又一次提到粟裕，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难怪陈丕显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 摘编自《报刊荟萃》2009年第5期，作者：张雄文，原题：被淡化的名将——粟裕，本文系节选 1940年黄桥战役 粟裕如何解三道“数学题”? 在1940年的黄桥战役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粟裕是怎样带领新四军赢得胜利的呢?“打仗就是数学”——一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用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的胜利秘诀。在这场战役中，粟裕一连做好了三道“数学题”。
战前：7000余人>30000余人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进军苏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8月进驻黄桥(今江苏泰兴东)。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消灭，命在苏北的“反共专家”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不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于9月进逼黄桥。韩德勤将所属精锐倾巢出动，并在动员令中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 9月30日，韩顽军向黄桥出击，行动甚为隐秘。新四军未及时发现，第二天才获知韩顽进攻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简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疲劳。更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不到对方的1/4，处于绝对劣势。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只能打不能退。陈毅坐镇黄桥西北5公里的严徐庄统揽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没有取胜的把握。据粟裕回忆：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埋入地下，显然是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表面上看，韩顽30000余人，新四军7000余人，兵力悬殊。不过，粟裕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题，得出了7000余人>30000余人的结论：韩顽尽管有30000余人之多，但兵分三路进攻，兵力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实际只有中路韩顽第89军和独立六旅15000余人。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在无形中就减轻了一半。粟裕还看到，韩顽师出无名，冒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其官兵情绪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事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倍增，再加上群众支持，对韩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法。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抵消一半，我军胜算就大了。下定决心后,粟裕立即进行了精心部署。
10月4日凌晨4时，韩顽第89军33师(共4个团)在黄桥东门发起猛烈进攻。该顽军初战即投入3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其一部还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拿下黄桥。千钧一发之际，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是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死死顶住，使其难越雷池一步。战中：3000余人×1.5米≈四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也向黄桥推进，企图增援第33师。4日16时，粟裕登上黄桥镇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6旅成一路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迅速做起了第二道数学题：“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000余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地区。”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饺子皮”，遂令叶飞立即发动进攻，速歼韩顽第6旅。叶飞遵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该顽军截成数段，歼其大部，迫使其旅长翁达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黄桥战役的不利态势。 同日24时，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占分界，断绝了韩顽第33师退路，并与陶勇的第三纵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还活捉了其师长孙启人。接着，王必成部与陶勇部兵锋北指，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89军军部。韩顽见势不妙，渡河逃窜，连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落水淹死。
至6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韩顽第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为痛打落水狗，粟裕下令乘胜追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5天100公里<1天90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1000人的代价，歼韩顽1.1万余人，其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和团长数人毙命，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第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官10余名及下级军官600名被俘。国民党军遭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满心喜悦地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粟裕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醒地看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暴露的不足。10月10日，他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做起了第三道数学题：“过去一天一夜走90公里还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近100公里路追了5天……”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的能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利因素;战中，精确计算，正确指挥部队运动歼敌;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细察缺点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粟裕的非凡之处。(作者为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部副部长) 启示 《孙子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在装备落后、敌我数量极其悬殊的黄桥战役中，我军取得完胜，“会算”是关键“秘诀”之一。过去的战场要求会算，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场，多维空间并存，多种元素交织，不会算更没有胜算。这一经典战例告诉我们 ，“会算”不仅是各级指挥员的基本功，更是指挥部队打胜仗的必备素质。 解放后粟裕大将为什么执意不回湘西老家呢?驾一叶扁舟，沿万里长江逆流而上，过烟波浩淼的洞庭“天下水”，进入“兵事之冲”的重镇常德。举头西望，重峦叠嶂、深沟高垒，沈从文笔下说不尽的大湘西尽在眼中。 湘西处于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接壤之地，号称边陲。明清以来，民变迭起，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常需集结重兵，严防死守，出现了一个国中有边防的奇特景观。 其中区区凤凰一县，还以边城风物人情，驰名中外。在中国历史上，这似乎堪称唯一。 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祖祖辈辈血泪辛酸的生存史，令他们有着天然的危机意识，倍感活着不容易。
1946年6月，毛泽东曾电示蒋介石大军重围里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叫他打不赢就走，想方设法快跑。保持南宋以来南蛮最纯正基因的湘西人，自然不要任何领袖人物的叮嘱，似乎与生俱来就知道保命是第一位的。 因此，这里民风强悍，家家尚武，以争强好斗为荣，以温良懦弱为耻。地多恶山，常居绿林好汉，饥则打家劫舍，寒则飘州过府。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嘴里至少不再担心淡出个鸟来。 政府及其大员们可就日夜焦虑，寝食难安，不免深恶痛绝，视之“刁民”，称之“土匪”，调集悍将骄兵，连年征讨。 数百年来殚精竭虑，却屡剿不绝，“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更多的时候还好比汛期的春江之水，越剿越多，弄得“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1949年9月起，第四野战军林彪部意气风发开进湘西，开始大张旗鼓剿匪。杀鸡也动用了宰牛刀，光野战军主力就有四十七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三十八军一一四师等部队，几乎达到一个野战兵团。 从北到南一路高歌猛进、风卷残云的东北虎，见过大江大河大风大浪，却在这浅浅窄窄的“阴沟”里，结结实实栽了不少跟头。又过了两年，少小离家，乡音未改的第三野战军统帅粟裕，偶然动了乡思，想回湘西老家看看。却听说这里土匪依然猖獗，如果翻越云遮雾罩、神秘莫测的雪峰山，得有一个加强连“保驾护航”。 麾下良将千员，带甲近百万的堂堂方面军统帅，即便要一个加强营的护卫，自然也不是问题。但如此劳师动众，惊州动府，从来为人低调的粟老总不得不放弃了。回家的打算，只好依旧在心头。绿林们也不总顶着“土匪”的恶名。
如果家里祖坟“冒烟”，运道特别旺，随一股推翻朝廷的激流得了势，那么当年的“土匪”也能“土鸡变凤凰”，最终换成其他雅号，比如鼎鼎大名的贺龙和他的“匪军”。 北洋政府与蒋介石都拿出过吃奶的劲，“围剿”了多年的“贺匪”，后来“龙”飞在天，呼风唤雨，成了湘西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他的“匪军”，也先是成了“齐欢唱”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又成为无往而不胜的解放军，开始围剿当年政府军蜕化而成的“匪”。
许多后人都有疑问，当年兴师动众，如临大敌的湘西剿匪，统军之将毛泽东为何不委派贺龙?偏偏让他待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成都，做一个同在一城的名将刘伯承完全可以兼任的“太平官”?老子本姓天，家住澧水边;有人来拿我，除非是神仙!这首当年湘西家喻户晓的民谣，唱的就是贺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湘西的一山一水，一沟一洞，几乎都是这条“活龙”的大海。
湖南“土皇帝”何键曾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湘西情形复杂，贺匪出没有年。”他颇有“战略”眼光地认为，贺龙“盘踞”湘西已久，要除掉朱德、毛泽东，就必须先剪除贺龙：“今日剿匪之至计，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贺(龙)肖(克)。”但他只是做了一个梦。贺龙的老部下、也曾做过湘西“土匪”的贺炳炎，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话语虽有些夸张，但除了会“变成一条龙”外，其他也的确八九不离十。
贺龙“土匪”的威名，甚至连不可一世的战友林彪也心存忌惮。他在“文革”中说：“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如果比试运筹帷幄，带兵打仗，林彪无疑更胜一筹，但如果“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两人个对个地单挑，大半辈子是“病秧子”的林彪，虽然也是一只“虎”，却远远不是能做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之敌。这场“龙虎斗”的结局几乎毫无悬念。林彪甚至下了这样断然的结论：“军阀出身的元帅……都是这类土匪。”这当然是他荒诞不经的鬼话，不能当真，但贺龙早年绿林生涯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与贺龙搭档的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萧克，也曾正儿八经提及贺龙的“土匪”往事。他向毛泽东告了贺龙一状，罪名很有些惊人，说自己的连襟贺龙在一二师搞土匪作风。 毛泽东当然不信，萧克的报告转了一个圈，虽不曾从终点回到起点，却被打回到了“被告”贺龙的手里。这样一个“土匪”头儿，神也好鬼也好，敌也好友也好，都不能不畏惧三分。如果叫他到过去的藏身之处、出没之所，捉拿晚了好几辈的“徒子徒孙”，岂非熟门熟路，手到擒来?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已经坐进中南海“龙庭”的毛泽东，“君”临天下，早没了当年草莽“山大王”的影子。他到底如何想，只有天知道，后人也只能空发怀古之幽思而已。 同期另一个风云人物粟裕，也恰巧生在这个“匪窝”。
不过，他与贺龙有所不同，便是从未在老家做过一天“土匪”。蒋介石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粟匪”的时候，粟裕先在江西随毛泽东、朱德做“山大王”，后来还溜到了蒋介石的“龙兴”之地浙江，“落草为寇”，“兴风作浪”。弄得省府脑满肥肠的父母官们如丧考妣，蒋委员长案头“匪情猖獗”的谍报也雪片飞来：“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裕)、刘(英)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张国焘、徐向前)、江西(毛泽东、朱德)之匪。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忧虑。” 粟裕与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的“匪首”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一起被相提并论，可见其“匪”胆包天，“狡黠”、“猖獗”之至。 重任在肩，负责保浙江一方“平安”的省保安处长宣铁吾，倒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严重失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在所写的《浙南剿匪经过概要》中哀叹说，浙南残匪(粟裕及其所部)，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 粟裕的老家，位于湘西会同县伏龙乡的一个小山村，与贺龙的老家桑植县洪家关正好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贺龙是湘西地道的“老江湖”，出道很早，两把菜刀的“处女作”兼“成名作”威震四方，在湖南一省，几乎妇孺皆知，老少称奇。
毛泽东三湾改编，白手起家的早年，就用这个传奇激励自己形容憔悴、四顾茫然的部下们，慨然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起先，贺龙并不熟悉粟裕这位后辈老乡，尽管南昌起义时，粟裕是总部的警卫班长，负责他这位总指挥的安全。 一直到解放战争之初，粟裕创造的战例常常被毛泽东通令全国各战区仿效，贺龙才开始注意他，并对这位地位声望逐渐逼近自己的小老乡刮目相看。
1949年9月30日，作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仪式，毛泽东率出席开国大典的各大单位代表团首席代表们，庄重地为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本人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个铲土人。 紧随其后的四个人，依次是一刀一枪为开国立下汗马之功的元勋：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战绩最大的方面军华东野战军的实际统帅粟裕以及南昌起义参谋长与第二野战军统帅刘伯承。 在公开场合也不能免俗，严格讲究官阶等级、雁行有序的中共组织里，毛泽东如此安排，自然不是偶然的。小小湘西能有两个人分别名列第三、第四个铲土，贺龙的自豪感不言而喻。不久之后，他对来访的故友杨毓棻之子兴奋地说，湘西出了许多人才，比如粟裕①。表达了对千里之外“匪窝”的思念，也表达了对粟裕这位小老乡的嘉许。伏龙乡巧合“智慧化身”诸葛孔明的雅号，自然非同一般。尽管它没有贺龙老家所在的张家界一般“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却也四面环山，溪流淙淙，景色宜人，有武陵郡世外桃源的神韵。
粟裕的老宅，前临千丈见底的双溪河，后靠逶迤磅礴的大泽嵊。从碧清的双溪河北望，鬼斧神工、崎岖蜿蜒的金龙山余脉银匠界，状若一条待价而沽、待时而起的卧龙，横空出世，气势非凡。 乡邻们至今口口相传一个故事。 大清咸丰年间，粟裕的先人准备盖房。在乡间，这是婚丧嫁娶外的头等大事。因此特意不惜重金，千里迢迢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卜选屋场。 先生峨冠博带，仙风道骨，是个得道高人，行走江湖多年，有些本事。吃饱喝足之后，他法相庄严地沿双溪河一带，端着罗盘走了几天，不想却一无所获，始终不见有上好的屋场。这天，他来到粟裕现在的老宅处，在一株红艳似火的枫木树下定好罗盘。忽然，他屏息不语，面色凝重。前后左右踏勘一阵后，他伸手指指一块地方，叫随侍在侧、恭敬如仪的粟家人挖下去。 粟家人连忙遵命而行。
大概七尺有余，地下出现了一根长长的白色丝茅草，金色的日光下，闪着有些诡秘的光芒。风水先生小心翼翼凑上去，仔细一瞧，瞬间大惊失色，忙不迭地叫粟家人赶快埋回去。粟家人面面相觑，十分不解，但到底照办了，却总疑惑地追问缘故。 风水先生冷汗如雨，脸色苍白，默然不答。半天才缓过神来，长叹一声，说此处是绝好的屋场。 至于好在哪里，如何好法，先生却再也不肯多言，水也不喝一口，胡乱拿了讨生活的行囊，头也不回匆匆忙忙走了。 粟家的二进式新屋立起来后，竟传来风水先生双眼莫名其妙瞎了的消息。 人们才隐隐约约得知，这里是一处龙脉，白色丝茅草便是龙筋。因泄露天机，挖出了龙脉，风水先生遭到了瞎眼的惩罚。以后，伏龙乡之名便由此而传开。 一百余年后的1958年，会同修建坪宝公路，途经粟裕老宅后面，将后山拦腰截断。这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矛头，突然指向总参谋长粟裕。 粟裕忍辱负重，大会小会违心检讨数十次，最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里通外国”，总参谋长一职被解除，并遭警告：“不必到部队去跑了。”粟裕从此蒙冤，赫赫战功遭到淡化、转移、磨灭，直至三十六年后，才以特殊方式被平反，威名至今不为一般人知晓。 乡邻们至今惋惜不已，说都是那一年，粟家的“龙脉”被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