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江姐去世前的一封遗书写了什么？

每次想到江姐的故事，总会感人肺腑，令我肃然起敬：一位女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从不服软，也丝毫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他这种对革命事业忠诚的精神令人无限敬佩。只可惜，最终没有逃脱敌人的爪牙，英勇就义。其故事也被后人拍摄成许多影视剧，从而教育和鼓舞人们。

江姐的本名叫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

江姐在监狱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小插曲：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这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封信。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儿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

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新中国签署的01号烈属证发给谁？威勇烈士

1941年1月的一天，在位于兰州的国民党第八战区指挥部，一份绝密名单被送往政治部办公室，名单上的人大都是身居兰州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看着名单，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情绪立刻复杂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份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一直非常赏识的贴身秘书。几天后，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丛德滋被秘密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由进步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当局反动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经过搜寻，他们发现很多文章都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笔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的一名中尉，这个人名叫丛德滋。没过多久，国民党便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身份，将他羁押。

1934年9月3日，在关押78天后，丛德滋突然被明令释放。而救他的人正是张学良。张学良对丛德滋的才华和抱负称赞有加，出狱后不久，还让他担任了自己的机要秘书。

“淞沪会战”后，丛德滋和妻子王竹青回到远在山西汾阳的老家。但没过多久，丛德滋就神秘地消失了。原来，当他得知八路军总部就在山西后，便设法再次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丛德滋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

对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来说，丛德滋并不陌生。很快，“失业”的丛德滋就利用曾扩情这层关系，以求职谋生为借口顺利进入政治部，担任了曾扩情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特殊使命。这期间，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丛德滋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随着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丛德滋获取情报的渠道也逐渐增多。一首名为《无花果》的诗就是丛德滋在此期间写下的：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

深知地下工作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丛德滋，希望自己像诗中所写的这样，甘愿像一颗无花果，没有绚烂绽放的过程，只求默默奉献自己的果实。

1941年，丛德滋的一系列举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曾扩情几次找丛德滋谈话探听口气。“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情再次找丛德滋谈话，态度愈加反常。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三，恰好是妻子王竹青的生日，正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曾扩情以过小年的名义邀请丛德滋去吃晚饭。丛德滋临行前嘱咐妻子：如果晚上8时我还不回来，你就想办法赶快转移，一定要把孩子看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然而，在家中焦急等待着的王竹青却始终没能再听到丈夫熟悉的脚步声。

1942年4月19日，因病高烧不退的丛德滋在狱中去世，年仅32岁。1950年冬，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确认革命烈士，寻找烈士家属，并多方打听丛德滋一家的下落。不久，一张由中央领导签署的01号烈属证颁发到了丛德滋家属的手中。

戴安澜之子：远征军数千烈士只知56个名字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83年，美政府应家属请求，补发懋绩勋章。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县人，黄埔三期毕业，曾血战古北口，后立下台儿庄战役部分战功，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42年，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战功。当年5月受伤殉国于茅邦。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颁发的勋章

戴澄东(74岁)戴安澜幼子。水利高级工程师，退休前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

纪念馆功劳章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83年，美政府应家属请求，补发懋绩勋章。

史迪威将军评价戴安澜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5月5日，江苏省政协会议室，戴安澜之子戴澄东捧着自己写的《戴安澜传》，封面是戴安澜将军的戎装照。

幼时靠卖父亲旧衣度日

戴安澜曾在家书中托付王荷馨：“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

戴安澜所指“四儿”，即戴覆东、戴靖东、戴篱东、戴澄东，名字均是戴安澜所起，寄予决心覆灭、澄清东洋，赶走日军、重建家园的愿望。

当戴安澜于1942年牺牲后，王荷馨依夫所托，挑起了照顾大家庭、悉心教育四子的重担。

国民政府虽然给了20万法币特别抚恤金，但王荷馨把钱全部捐献给私立戴安澜高级技术学校作为办学经费，她带着一大家人自己开垦菜地、纺织棉花过日子。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有人到他家，希望王荷馨带着家人去台湾。王荷馨拒绝了，她说，戴安澜葬在哪里，家人就要一辈子守在哪里。

戴澄东最小，对父亲的印象全来自母亲的追忆。除此之外，便是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戴澄东喜欢看父亲的日记，父亲日记中有一处关于他的记载：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母亲说，那时候，戴澄东只有几个月大，父亲就爱逗他玩儿，看他笑。“小澄儿”这个爱称，让戴澄东觉得特别温暖，如今已74岁的他，签名就是“小澄儿”。

解放后，烈属补贴中断，一家子失去生活来源。戴澄东记得小时候家里很清贫，炒菜很少放油，他从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做的，有的衣服上还有补丁。

王荷馨靠变卖家中旧物度日。戴澄东记得，他9岁那年，有天家里断米了，他陪着妈妈到街上摆地摊，变卖戴安澜生前穿过的旧西服。卖了一件旧衣服，换了一袋米。

在王荷馨的谆谆教导下，四个子女都有所成就，戴覆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戴澄东是水利高级工程师。

戴澄东说，虽然父亲在他不满一岁就为国牺牲了，父亲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告诫自己不能犯错误，不能玷污父亲的名声。

戴安澜

寻父牺牲地三次迷路丛林

母亲晚年常思念父亲，戴澄东记得，母亲经常念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

戴安澜是在缅甸茅邦村一个庙里牺牲的，王荷馨认为，丈夫的魂还留在缅甸，因此没有托梦回来。1971年，王荷馨怀着对戴安澜的思念抱憾而终。而这也成了戴澄东的一个心事。

2007年退休后，戴澄东酝酿着要去探访父亲牺牲的地方茅邦祭拜，把父亲的灵魂迎回家。

茅邦所在地是缅甸军事禁区，经过外交努力，戴澄东获得缅甸总统的特批。戴澄东拿到缅甸签证的那天是2011年5月26日，恰逢戴安澜的忌日。

戴澄东在曼德勒机场与王建贵会合。王建贵的父亲王玉成是200师重机枪连连长，已去世。王玉成在世时告诉王建贵三件事：师长是在莫洛附近的一个叫茅邦的庙里断气的；工兵砍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中间掏空，把师长遗体放进去，然后抬着走；师长的遗体是在瑞丽江的江心滩火化的，战士们都很难过。

缅甸的地图上并没有“茅邦”这个地名，莫洛附近只有一个与之发音相似的村子，但已废弃。

去茅邦的路非常难走，只有土路，坑坑洼洼，坡度陡的地方近50度。戴澄东租了几台摩托车，土路窄的地方只有三四十厘米宽，沿途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有时候一棵倒下来的树把路挡住了，摩托车司机拿随身带的缅刀砍开树，继续前行。

快到茅邦了，前面连土路也没有了。一行人放弃摩托徒步。陪同的人此前听说过茅邦，知道大概位置，但在树林里迷失方向。头顶着毒辣的太阳，戴澄东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迷了三次路，才找到茅邦。

此时戴澄东才体会到父亲当年带领远征军在原始森林作战的艰难。

茅邦村已被废弃，庙只剩墙基痕迹。戴澄东跪在地上祭拜，拿出一副手抄的《陀罗尼经》焚烧，别人告诉他，焚烧此经可超度亡灵。

他刚把经书掏出来，天就开始下雨了，他忙着点香、燃烛、烧纸、焚经，在大雨中，戴澄东用身子保护着焚烧的经书，不让火苗被雨浇灭。大概十多分钟，经书烧完了，雨就停了，太阳重新出来了。

一位当地人告诉戴澄东，灵魂不能暴露在太阳下，天就下雨了，这是他的父亲灵魂来与他相认了。

数千烈士只找到56个名字

戴澄东在缅甸祭拜父亲的同时，也探访了戴安澜战斗过的同古、海棠、曼德勒等地，拜访幸存远征军老兵。

在同古，戴澄东参观了同古远征军纪念碑，碑体上刻着“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八个字，这是远征军在缅甸幸存的极少的纪念碑，其他纪念碑和远征军墓地均被毁，国人想要祭拜先辈无处可去。

但戴澄东在参观英军、日军在缅甸的墓地，却发现另一番景象：英国“satthwadaw墓园”，27000多个死者的名字刻满了好几堵墙；墓园中仅有86尊坟墓无法确认身份；在缅甸佛教圣地自敢山上，山顶的一座碑文里，甚至刻有日本763匹战马的名字。

戴澄东决心在戴安澜牺牲的地方莫洛建一座20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哥哥戴覆东设计纪念碑图案。戴澄东通过驻缅甸使馆向缅甸方面递交建碑的申请报告，但他被告知，缅甸审批程序非常复杂，在密支那的华侨想建一座远征军纪念碑，奔走数年都没有获得审批。

走官方途径走不通，戴澄东改走民间方式，通过熟人和莫洛寺联系，以给莫洛寺捐献一座佛塔的形式修建怀念佛塔。2012年底，怀念佛塔建成，2013年1月26日，戴澄东到莫洛寺出席佛塔开光仪式。佛塔塔上安放着戴安澜将军瓷砖像，塔基上刻着200师牺牲将士名单。

戴澄东觉得遗憾的是，他通过各种途径仅找到56名200师在缅甸牺牲的战士名单，而当年戴安澜带着200师9千名将士出征缅甸，仅有4千人活着回国。死伤5千人，却只找到56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