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入缅作战为什么失败？多重掣肘引灾难

他们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羸弱的中国第一次派出军队到国外作战。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击，他们是为了中国的尊严去失败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他们牺牲的非常有价值，但是对于当时中国的时局，在那个实际上还是军阀割据的年代，他们是政治家们争取国际援助保住形式上国家统一的砝码。

失败一：错误的国际敌我态势的判断。1942年3月，远征军出征时的国际敌我态势是敌攻我退守，敌人的气焰盛嚣至极如魔兽入侵。(德国并没有被莫斯科的失败遏制住攻势，日军携珍珠港之胜利席卷东南亚)此时，同盟国应当全面退守，凭借积累的战争资源拼消耗，以空间换时间，逐步消耗掉轴心国力求速战速胜的攻势。而中国派出了一支优秀的军队让他们不合时宜的反攻。一心渴望扬汉唐雄风的中华民族不得不再一次吞下战败的耻辱。

失败二：错误的友军战略判断。英国人只会对英国的利益服务。大腹便便的丘吉尔狠狠地耍了英武的蒋介石。他们在波兰战役后就明白，东南亚的驻军是竭尽全力在殖民地为大英帝国积累战争物资(可能用掠夺更贴切)。尽管有美国的珍珠港之耻为鉴，但是大英帝国起初还是没有把后起之秀的日本瞧在眼里，本打算单独防守中南半岛，但是看到日本如此迅速的完成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战役目标，英国人对国际敌我态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当日军入侵中南半岛准备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时，英国的决策者们就英明地确定了收缩兵力，积蓄力量，放弃中南半岛，拉长日军的补给线，而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对日本进行战略相持的亚太计划，(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具备地理优势，而日本的军事政治实力能攻到这些据点边就已经到了极限。何况日本政府知道，只要中国的抗日政府不倒，中南半岛的日军就有陷入两面夹击的危险，再拉长日军已经到极限的运输线，他们就是在嘲笑日军的人数太多了。)英国人没有必要为保卫中国的运输线送命，但是直接撤出，太损大英帝国的尊严，所以缅甸的英军撑到十万精锐中国军队的远征，然后按计划撤退。中国人不但没想到高傲的英国人会自己放弃自己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一厢情愿认为英国人应该协防缅甸。

失败三：高估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被英国人耍弄，腊戍失守，双重打击使中国远征军无心恋战，所以总退却是不可避免的。退却并不是耻辱!绕过锐气到顶点的日本人，走野人山在当时看来不过是多走一段路，多走路总好过丢了命。共产党的红军可以爬雪山，过草地，远征军的情况显然比他们好多了。然而，不知为什么参谋部居然没有计算出这支部队的每天物资消耗情况，更没有想到恶劣情况下官兵平等，甚至军官对士兵的照顾和表率才能战胜困难。也难怪，国民党军队五次剿匪都是以强凌弱，共产党军队是出了名的钻山沟，打野兽，吃野菜，走弓背路，而国民党自剿匪以来，国民党只要是成建制的部队几乎都没有这方面的锻炼，还是应该虚心向共产党学习，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不会吃亏，也不知当时国民党的参谋部有没有向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虚心请教，在这一点上，你们不如新四军。尽管条件恶劣，但是杜聿明将军表现出了两千年孔孟文化培养出来的好品质，他忠于他的领袖，他知道手中整训后即可又成为六万精锐的败兵是领袖确保中国形式上统一的砝码，是震慑国内各路诸侯的宝剑，所以无论如何他要把这六万人带回领袖身边。其情可悯，其人可嘉!虽然恶劣情况估计不足，导致大部分兵源命丧野人山，错不在将军，而在于军队的建设体系，也是这一点让蒋介石看到了杜聿明的忠心。而远去印度的孙立人，虽然从打日本的国际战略角度看，这是对的，但是远在天边的军队能帮助领袖巩固统治吗?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在劣势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抛弃他的党国，他的领袖，所以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孙立人此时忽略了他是生活在这个有着两千年辉煌封建文明的中国环境中。领袖决定重建驻印军后，经过高人点拨的孙立人知道38师在战略反攻中必须豁出命去打日本，无数的战功和民族英雄的头衔或许可以保住他的一条命，稍有差池，他的性命不保!

一，中国远征军不能在缅甸进行逐步退守战略。如果出兵就是在缅甸进行退守，确保不发生后来历史上的怒江惨案和野人山惨剧，那么中国还不如不派军队入缅作战。这样的战略是傻瓜干的买卖，就是赔上中国优秀军人的性命和武器赚来一无所有(我们的目的是获得途经缅甸的国际援助啊!)。中国军队入缅只能是要么把日本赶出缅甸，要么迅速退回中国选择地理条件进行战略布防。

二， 中国远征军不能反攻腊戍。 搞确定中国是被英国耍了和腊戍(远征军在缅甸的后勤补给基地)被日军占领。虽然腊戍的防守日军只有一万人，而远征军手中还有六万多人，但是腊戍以西的远征军后面还有三个日本师团正披星戴月赶来，这时让没有粮秣武器供应的远征军向锐气正盛占据地理优势的腊戍日军发起进攻，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无异于自杀。而且就算打下腊戍，中国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战役目的(保住国际运输线)还是不能实现。不如走弓背路，从野人山回国，在中国布防。

但就军事战略论述：

日军突袭腊戍的战略如同配合东南亚战役进行的珍珠港偷袭。反日同盟都以为日本会直接进攻东南亚，把东南亚的防守寄希望于在珍珠港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然而，日本人肯定要进攻东南亚，但是日本人偏偏先偷袭了珍珠港，打碎东南亚防守军的战斗信心，然后把绝望的东南亚防守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部解决。该战略如同朝鲜战争中的“万岁军之战”。38军的113师大白天竟然直插三所里和龙源里，一举切断美军南撤弓弦路。南北美军在优势的空军帮助下相距不过一公里，但是就是不能突破弓弦路上这一公里的狙击线，最后北面美军改走弓背路，南面美军大踏步后撤。

杜聿明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他没有让没有空军支援的远征军东西夹击，而是让东面的远征军直接撤回中国，西面的远征军直接走弓背路，爬野人山回国。如果在国民党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执行杜聿明的后撤战略，一切就还是未知数。

戴安澜之子：远征军数千烈士只知56个名字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83年，美政府应家属请求，补发懋绩勋章。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县人，黄埔三期毕业，曾血战古北口，后立下台儿庄战役部分战功，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42年，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战功。当年5月受伤殉国于茅邦。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颁发的勋章

戴澄东(74岁)戴安澜幼子。水利高级工程师，退休前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

纪念馆功劳章

美国政府为表彰戴安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83年，美政府应家属请求，补发懋绩勋章。

史迪威将军评价戴安澜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5月5日，江苏省政协会议室，戴安澜之子戴澄东捧着自己写的《戴安澜传》，封面是戴安澜将军的戎装照。

幼时靠卖父亲旧衣度日

戴安澜曾在家书中托付王荷馨：“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

戴安澜所指“四儿”，即戴覆东、戴靖东、戴篱东、戴澄东，名字均是戴安澜所起，寄予决心覆灭、澄清东洋，赶走日军、重建家园的愿望。

当戴安澜于1942年牺牲后，王荷馨依夫所托，挑起了照顾大家庭、悉心教育四子的重担。

国民政府虽然给了20万法币特别抚恤金，但王荷馨把钱全部捐献给私立戴安澜高级技术学校作为办学经费，她带着一大家人自己开垦菜地、纺织棉花过日子。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有人到他家，希望王荷馨带着家人去台湾。王荷馨拒绝了，她说，戴安澜葬在哪里，家人就要一辈子守在哪里。

戴澄东最小，对父亲的印象全来自母亲的追忆。除此之外，便是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戴澄东喜欢看父亲的日记，父亲日记中有一处关于他的记载：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母亲说，那时候，戴澄东只有几个月大，父亲就爱逗他玩儿，看他笑。“小澄儿”这个爱称，让戴澄东觉得特别温暖，如今已74岁的他，签名就是“小澄儿”。

解放后，烈属补贴中断，一家子失去生活来源。戴澄东记得小时候家里很清贫，炒菜很少放油，他从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做的，有的衣服上还有补丁。

王荷馨靠变卖家中旧物度日。戴澄东记得，他9岁那年，有天家里断米了，他陪着妈妈到街上摆地摊，变卖戴安澜生前穿过的旧西服。卖了一件旧衣服，换了一袋米。

在王荷馨的谆谆教导下，四个子女都有所成就，戴覆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戴澄东是水利高级工程师。

戴澄东说，虽然父亲在他不满一岁就为国牺牲了，父亲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告诫自己不能犯错误，不能玷污父亲的名声。

戴安澜

寻父牺牲地三次迷路丛林

母亲晚年常思念父亲，戴澄东记得，母亲经常念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

戴安澜是在缅甸茅邦村一个庙里牺牲的，王荷馨认为，丈夫的魂还留在缅甸，因此没有托梦回来。1971年，王荷馨怀着对戴安澜的思念抱憾而终。而这也成了戴澄东的一个心事。

2007年退休后，戴澄东酝酿着要去探访父亲牺牲的地方茅邦祭拜，把父亲的灵魂迎回家。

茅邦所在地是缅甸军事禁区，经过外交努力，戴澄东获得缅甸总统的特批。戴澄东拿到缅甸签证的那天是2011年5月26日，恰逢戴安澜的忌日。

戴澄东在曼德勒机场与王建贵会合。王建贵的父亲王玉成是200师重机枪连连长，已去世。王玉成在世时告诉王建贵三件事：师长是在莫洛附近的一个叫茅邦的庙里断气的；工兵砍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中间掏空，把师长遗体放进去，然后抬着走；师长的遗体是在瑞丽江的江心滩火化的，战士们都很难过。

缅甸的地图上并没有“茅邦”这个地名，莫洛附近只有一个与之发音相似的村子，但已废弃。

去茅邦的路非常难走，只有土路，坑坑洼洼，坡度陡的地方近50度。戴澄东租了几台摩托车，土路窄的地方只有三四十厘米宽，沿途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有时候一棵倒下来的树把路挡住了，摩托车司机拿随身带的缅刀砍开树，继续前行。

快到茅邦了，前面连土路也没有了。一行人放弃摩托徒步。陪同的人此前听说过茅邦，知道大概位置，但在树林里迷失方向。头顶着毒辣的太阳，戴澄东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迷了三次路，才找到茅邦。

此时戴澄东才体会到父亲当年带领远征军在原始森林作战的艰难。

茅邦村已被废弃，庙只剩墙基痕迹。戴澄东跪在地上祭拜，拿出一副手抄的《陀罗尼经》焚烧，别人告诉他，焚烧此经可超度亡灵。

他刚把经书掏出来，天就开始下雨了，他忙着点香、燃烛、烧纸、焚经，在大雨中，戴澄东用身子保护着焚烧的经书，不让火苗被雨浇灭。大概十多分钟，经书烧完了，雨就停了，太阳重新出来了。

一位当地人告诉戴澄东，灵魂不能暴露在太阳下，天就下雨了，这是他的父亲灵魂来与他相认了。

数千烈士只找到56个名字

戴澄东在缅甸祭拜父亲的同时，也探访了戴安澜战斗过的同古、海棠、曼德勒等地，拜访幸存远征军老兵。

在同古，戴澄东参观了同古远征军纪念碑，碑体上刻着“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八个字，这是远征军在缅甸幸存的极少的纪念碑，其他纪念碑和远征军墓地均被毁，国人想要祭拜先辈无处可去。

但戴澄东在参观英军、日军在缅甸的墓地，却发现另一番景象：英国“satthwadaw墓园”，27000多个死者的名字刻满了好几堵墙；墓园中仅有86尊坟墓无法确认身份；在缅甸佛教圣地自敢山上，山顶的一座碑文里，甚至刻有日本763匹战马的名字。

戴澄东决心在戴安澜牺牲的地方莫洛建一座20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哥哥戴覆东设计纪念碑图案。戴澄东通过驻缅甸使馆向缅甸方面递交建碑的申请报告，但他被告知，缅甸审批程序非常复杂，在密支那的华侨想建一座远征军纪念碑，奔走数年都没有获得审批。

走官方途径走不通，戴澄东改走民间方式，通过熟人和莫洛寺联系，以给莫洛寺捐献一座佛塔的形式修建怀念佛塔。2012年底，怀念佛塔建成，2013年1月26日，戴澄东到莫洛寺出席佛塔开光仪式。佛塔塔上安放着戴安澜将军瓷砖像，塔基上刻着200师牺牲将士名单。

戴澄东觉得遗憾的是，他通过各种途径仅找到56名200师在缅甸牺牲的战士名单，而当年戴安澜带着200师9千名将士出征缅甸，仅有4千人活着回国。死伤5千人，却只找到56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