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建立始末：曾是远东最强海军力量

何以成败论英雄，浩浩乾坤立丰碑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面临着外侮日重，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险恶形势，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

经过筹划，由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 400 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 10 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但纵观这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本来是国家的边疆军事问题，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此次争论之后，左宗棠的西征军饷常有了批款项存留待用，而海防经费却由此拮据。有谕令：“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艰，著李鸿章、沈宝桢酌度情形，如利于用，既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这就使得本来能够乘时筹建出一定规模的近代海军，丢失了时机。

艰哉巍巍黄海海战

在甲午战争的悲怆史中，历来有一句声讨“直把昆明换渤海”，就是针对慈禧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而言的。几乎所有指向清廷无能的笔伐都一致认为朝廷腐败、官员内斗、水师资金挪作他用导致北洋水师败给了日本海军。

早在1888年时，北洋水师从舰艇装备到官兵素质在亚洲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俄罗斯沙皇太子1891年访日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把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互展露在对方面前。 也正是这一年，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有个奏折获准，基于财政欠收，3年内不许给水师拔款，李鸿章因此无法扩军，即便是在战争中也得不到资助。3年后，黄海海战爆发，参战主力舰艇北洋水师12艘，日本联合舰队12艘，双方数量相同

北洋水师吨位合计32，396吨，日本联合舰队吨位合计40，849吨。 从以上的2张表格中对比可以发现，北洋水师除了“定远”和“镇远”2艘七千多吨的巨舰外，其余10艘舰船排水量全在3000吨以下。反观日本联合舰队，除了“赤城”、“千代田”、“比睿”三艘战舰外，期余9艘战舰排水量全部大于3000吨。不仅在吨位上具有强大的优势，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数量完全多于北洋水师，特别是侧舷火力强大。

就是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中，北洋舰队的官兵并未畏战退缩，而是英勇顽强地与日舰坚持战斗达 5 个小时之久，并重创敌舰。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水师受到重挫，朝中一片问责之声，官员相互攻讦诿责，慈禧的庆寿大典依然筹办，参战将士之悲苦却无人体恤。中日甲午战争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悲怆的，但北洋水师的表现是悲壮的。

烟台北洋舰队沉舰身份之谜：是否是甲午沉船？

大东沟海战后在旅顺休整的北洋舰队，烟台发现的沉没军舰是它们中的一艘吗?

   近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题为《百年沉船遗址留住甲午海战记忆》，讲述在烟台养马岛附近海区，发现了一条属于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军舰。

   根据相关新闻，可以综合得到如下信息 -- 这艘沉船被当地文物部门命名为“蛤堆后一号沉船”,位于烟台牟平区大窑镇蛤堆后村西北的浅海中，涨潮时离海岸线约250米，距海面约2米，落潮时船上的桅杆、火炮都能露出海面。

   “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村西边的海里面有条沉船，生产队出海打渔时经常能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在海边玩的时候，偶尔还能捡到铁皮、铜环，估计都是船上的东西被海水冲上来的。”今年57岁的曲立军，出生在烟台牟平区大窑镇蛤堆后村，虽然已经离开村子多年，但他对村西边海里的沉船记忆犹新。

   “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吧，沉船上露出海面的桅杆、火炮经常挂住渔网，村里人都没法打渔。生产队就组织人炸去了沉船的上半部分，当时还捞出了一些铜、铝物件。”老曲说。

   牟平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采访中称，蛤堆后沉船是甲午海战时期满清水师的战船，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仓促行驶，看错了海图，导致抢滩搁浅，船上官兵弃船登岸，奔向登州府水师。工作人员介绍说，在此次普查之前，海军曾派人对沉船进行了勘测，证实确属甲午海战满清北洋水师的战舰。目前，蛤堆后一号沉船已经入选全省文物“百大新发现”。

   作为中国曾经控制东亚海权的象征，北洋水师在我国近代海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如果能证明这艘沉没的军舰属于北洋水师，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那么，北洋水师的军舰真的曾烟台海区沉没过吗?

   这样的事情的确曾经发生过。1895年2月7日，在主力战舰“定远”，“来远”等相继战沉的情况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鱼雷艇管带王平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计划以此掩护“飞霆”，“利顺”两艘火轮船出港突围，前往烟台送信求救。北洋水师的鱼雷艇队曾经在大东沟和威海卫保卫战中英勇奋战，但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不佳，一出港就集体转向烟台方向遁走。

   北洋水师福龙号鱼雷艇，曾在大东沟海战中突袭西京丸

   应该说，这种脱逃既有战局不利，军心涣散的影响，也有战术失误。19世纪末的鱼雷艇，因为鱼雷射程只有几百米，而且速度不高，其设计目的也主要在于袭击港中锚泊的大型舰艇。

   鱼雷艇的作用在于偷袭，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在白天没有掩护的情况下突袭机动中的敌军主力舰队也属于自杀行为，不但无力攻击敌人，连自己都会成为对方的靶子。

   突围的鱼雷艇队遭到日军的拦截和追击，除王平率左一号鱼雷艇成功摆脱日军追击(日方称还包括左二号)外，其余鱼雷艇与两艘火轮船均被击沉，俘虏或搁浅。这其中多艘舰艇遇难于烟台海域。

   笔者日前寻到一幅日本海军1895年绘制的《威海卫港逸出清国水雷艇搁礁位置略图》，展示了当时清军各雷艇搁浅或沉没的位置

   根据此图标识，在养马岛附近至少有三艘鱼雷艇搁浅或沉没

   如此看来，这一次在牟平发现的沉舰，的确可能是属于北洋水师的。然而，仔细看来，其中却又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问题。

   首先，按照日军标识和我方的档案，北洋水师在养马岛附近损失的三艘鱼雷艇，分别是福龙号航洋鱼雷艇，右队一号和右队三号大型鱼雷艇。福龙号在金山寨口附近被吉野追及，因中弹轮机损坏无法跑出最高航速而被俘，后被日军用筑紫和第五号鱼雷艇拖带，送回修理后改编入日本海军，仍用“福龙”的舰名，使用到1908年;右队一号和三号鱼雷艇则在金山寨口和养马岛以东搁浅，后被日军赤城，摩耶两舰拖出，后改名为第26号和第27号鱼雷艇，也编入日本海军使用。所以，在养马岛附近北洋水师损失的三艘鱼雷艇，似乎都不可能是这条沉船。另一条记载沉没于烟台水域的鱼雷艇是左队第二号，损失位置在于烟台以西，而养马岛在烟台以东。

   其次，据报道，烟台沉船“船体内壁用约6寸厚的关东柞木组装，外壳用黄铜叶子包护，船钉、栏杆均为紫铜打造，船体呈梭形，中间粗，两头尖细，长约20多米，宽4米左右，载重约10吨。”前面提到的四艘北洋水师鱼雷艇都是从欧洲进口的，不可能使用关东柞木制造船体，它们属于钢制鱼雷艇，体长最短的也在三十三米，与沉船在结构，长度，吨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这是否表示烟台这艘沉舰不是北洋水师的舰艇呢?

   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条船可能是日方图上没有记载的“飞霆”，“利顺”二轮中的一艘。日方记载了飞霆号为日军俘获，却没有记载利顺轮的情况，烟台的沉船会不会是利顺号呢?利顺号是大沽造船厂制造的拖轮，船体用东北柞木也有可能。只是利顺号长度也超过三十米，与烟台沉船略有区别。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军记录出现错误。在日本相关记载中，也曾称其第27号鱼雷艇是在威海西部沉没的右队二号修理后改成，而《威海卫港逸出清国水雷艇搁礁位置略图》的标注中称右队二号重伤损坏沉没，无法修复。这个矛盾的记载说明日军可能把右队二号和右队三号的命运弄反了。如果是这样，那烟台养马岛的沉船，就有可能是右队三号鱼雷艇。

   北洋水师超海号辅助船，推测利顺号与此相似

   不过，如果我们开阔思路，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还可能有其他的答案。

   第一，这条船可能不是北洋舰队的，而是日俄战争中，被日军击败后遁入烟台的俄国军舰。1904年11月16日，俄国驱逐舰“列斯敦洛浦列“号逃入烟台;1905年1月2日，又有四条俄国舰船遁入中国境内，日俄战争俄方战败后，曾有大量船只四散外逃，有的甚至逃到上海，也有些随处靠岸搁浅，人员逃遁。这次在烟台发现的沉船，也有可能是某条不知名的逃入烟台境内的俄国舰船。

   第二. 这条船可能与八路军有关 – 1944年在刘公岛日军培养的伪海军官兵，在郑道济领导下于11月发动武装起义，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八路军海军支队”。他们在拿下刘公岛之后，缴获了包括同春号运输舰，日生利号交通艇在内的四艘敌舰船，他们乘船撤离时担心遭到敌军轰炸，不得不将四艘军舰凿沉，在养马岛东方双岛港附近上岸，轻装走陆路前往牟平，第二天遇到了共产党方面的接应人员，最终加入八路军。

   因此，这条烟台沉船也可能是起义官兵凿沉的四艘船只之一。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珍贵程度不亚于北洋水师的军舰。

   增加了两个可能，烟台沉船的状况越发让人感到困惑。好在，听说国博派人去了烟台调查，希望能够早日得到他们的消息，证实这艘军舰到底是不是北洋水师的遗物。